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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手。别打躺下的人了……”
“老爷子。当心呀。”
我和鲁伯佐夫待五个人被捕，要带我们去警察局，深秋的夜色中俏皮的歌声在为我们送行：哈哈，捕到四十尾鱼正够做件鱼皮衣鲁伯佐夫赞扬着伏尔加河上的们，他眼绪激昂，不停地擤鼻子、吐睡沫，还提示我：“你快逃吧。有机会就逃。”
我瞅准机会跳过一道道矮墙甩掉了高个水兵逃掉了，可是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过这个活泼、可爱、热忱的老头了。
朋友们一个个离我而去，我的生活更加空虚、无聊了。大学生们真的开始闹学潮了，可是我既不明白学潮的动机，也不理解学潮的意义，只看到他们狂热的投入工作。并没有意识到这场斗争的残酷或悲哀。
我最强烈的愿望就是像大学生一样享有读书的权力。如果现在允许我读书，可是每周日必须在尼古拉也夫广场挨顿打作为代价，我想我完全可以接受。
有一天我到塞米诺夫面包坊去，那里的工人居然想到学校里去打学生们。
“咱们用秤砣打他们。”其中一个恶狠狠地说。
我极力阻挠他们的行动，最后都要打起来了。可是我这样做似乎并不是有意要维护大学生，我甚至找不出什么理由替他们辩护。
我垂头丧气，十分落魄地从面包坊的地下室艰难地走出来，伤心欲绝。
我苦闷到了极点，晚上来到卡班河岸，随手迥流水中投着石子儿，投石问路，如果真能找出一条路来也好呀。脑海里充斥着一个问题：’我怎么么办？”
没有答案，为了分散精力，我开始学拉提琴。于是面包店里多了一个故事，每天夜里更人和老鼠不再有安生的日子过了。我对音乐极为偏爱，因而学起来十分狂热，可是偏偏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
有一天晚上，我的在戏院队供职的提琴老师趁我出去的当儿，私自打开了我没上锁的钱匣，我的钱装满他的口袋。这时，我回来了，他晨从地把他刮得发青的脸伸给我，说：“打吧。”
泪水沿着他呆滞的脸颊流下来，两片嘴颤抖着。
我真想揍他一顿，怎么可以做出这等下贱事来。我强压怒火，握紧的拳头放在屁股底下，命他把钱放回原处。这个蠢货临走突然高声叫道：“给我十个卢布吧。可以吗？”
琴师和钱一起走了，学琴的事就此告吹。
这一年的十二月份我已下了自杀的决心。
为了说明我自杀的原因，我专门写了一篇叫做《马卡生活事变》的文章。文章写的极不成功，内容缺乏真实性，不过也许正是这一点形成了文章的价值。里面描写的事件是客观存在的，但好像这一切与我毫无干系。哎，不管怎么说，我对自己有一点还算满意：一定程度我能把握自个儿了。
我的自杀居然和我的文章一样拙劣，那只旧手枪并没有穿透我的心脏，而是穿过了另一个部位：肺。这样一来，仅仅一个月的工夫，我就羞惭地返回面包坊的岗位上了。
我干了没有多久。在三月底的一天夜里，我在女店员的房间见到了一个熟悉的人：霍霍尔。他在窗边坐着，嘴上吸着粗大的纸烟，眼睛望着面前的烟雾。
“您有空儿吗？”他说话单刀直入，连客套话都没有。
“二十分钟吧。”
“那么，请坐。让我们谈一谈。”
他还和以前一样，一幅哥萨克人的打扮，金黄色的耀眼的长胡子飘垂在宽阔的胸前，任性固执的脑门下齐齐的短发，脚下那双农民靴子民出难闻的臭胶皮味。
“哎。您想不想到我那儿去？我现在住克拉斯诺维多渥村，顺伏尔加河去大约四十五公里，我开了一间小杂货店，您可以帮我卖卖货，放心。您有足够的时间看我的好书，好吗？”
“好吧。”
“真爽快。那么请您周五早上六点到库尔巴拖夫码头，问从我们村来的船，船家是瓦西里·藩可夫。嗨。其实用不着您费神，我会在那儿等候您的。再见。”
他迅速结束了我他的谈话，一面伸出大手和我告别，一 面取出他那块笨拙的银表说：“我他只谈了六分钟。对了。我叫米哈依·安东罗夫。姓罗马斯。”
他迈开大步，甩着膀子，头也不回地走了。
两天之后，我去赴约。
那时，伏尔加河刚刚解冻，混浊的河面上飘着数不清不堪一击的冰块儿。船地穿行在这些冰块间，冰块被撞得四分五裂。浪花随风旋舞，玻璃似的冰块反射着太阳的光芒。我他的船乘风而行，船上载着许多货物：木桶、袋子、箱子。
舵手藩可是个好打扮的年轻农民，羊皮上农上绣着美丽的花纹。他看上去挺平和，眼神有点冷漠，不爱说话，又不大像农民，他的雇员库尔什金倒是个地道的农民。
库尔什金衣冠不整，首如飞篷，破大衣，腰里系一根绳子，头顶破神父帽，外加一脸的伤痕。他的撑船技艺并不高明，一边用长篙拨着冰块，一边咒骂：“去一边去……往哪儿滚……”我和洛马斯并肩坐在箱子上，他低声说：“农民都痛恨我，特别是富农。我恐怕会连累你的。”
库尔什金放下长稿，扭过那张青一块紫一块的脸说：“你说的没错，他们最恨你。神父也最烦你。”
“的确如此。”潘可夫又加以证实。
“神父这个狗杂种，他简直把你当成了卡在他咽喉里的骨头。”
“是有许多人恨我，但也有许多人喜欢我，我相信您也会交上好朋友。”洛马斯发是说。
三月天依然是春寒料峭，虽然阳光明媚，却并不暖和。河面上浮动的冰块像牧场上一群群的白羊，树枝还没有发芽的迹象，有些沟坎、角落里仍然有没溶化的白雪，梦一般的感觉。
库尔什金一边装烟斗，一边发表自个儿独特的见解：“就因为他是神父，尽管你不是他老婆也得按照主的旨意去爱他。”
“你的脸是怎么回事？”洛马斯有点故意嘲讽似地问他。
“噢，民流氓地痞们干的，”库尔企金满不在乎地回答，他又骄傲地说：“不，不是这么回事。有一次，是炮兵们打得我，打得好惨。我都奇怪我今天居然活着。
“为什么打你？”潘可夫问他。
“你指的哪一次？”
“什么？就问昨天吧。”
“我怎么知道为什么？我们那儿的人就这个脾气，为一点儿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像长角山差羊一样顶起来了。打架是家常便饭。”
“我猜，你是祸从口出，你的嘴太碎了……”洛马斯说。
“就算是吧。我这人就是一个毛病：好奇。总爱打听个事，一听到什么新闻，我打从心眼快活。”
这时船猛地撞在了冰块上，差点把他摔下去，他急忙抓住长篙。潘可夫说了他几句：“我说斯契潘，你撑船小心点物吗？”
“那你别和我说话了，我可不能一心二用，又说话工作……”库尔什金拨开冰块，咕哝着说。
两个人友善地争辩着。
洛马斯回过头来对我说：
“这儿的土地没有乌克兰肥活，人却比乌克兰强得多。”
我仔细地他讲，他沉稳的作风和清晰的口齿，让我信服他，我觉得这个人学识渊博，又能掌握分寸。
我最高兴的是：他从未提及我自杀之事，要是换了别人，早就问了。我恨透了这个问题，我根本无回答，连我自个儿也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干这样的蠢事。洛马斯千万别识破我呀，让我怎么答复呢？抛开这件事吧，看。美丽的伏尔加河多么宽广，多么自由。
船靠右行驶，河水左面一下子宽阔起来，河水上了长草的岸边。春污已经开始了，看着河水的起伏，波浪的光涌真是舒服极了。
晴朗的天空下，几只黄嘴鸦披着黥亮的羽毛书记着筑巢，向阳的地方令人欢喜地长出了嫩嫩的绿草。空气微寒，但心却是暖融融的，就像春天的土地孕育着新的希望。春天令人陶醉。
中午我们到达目上地，这是一个美丽的村庄。以前我坐船经过这里，就贪婪地大饱过眼福儿。
克拉斯诺维多渥村的制高点是建在高山的一座蓝色圆顶教堂，从教堂往下是连绵不断的一幢幢造型别致、又十分牢固的小木屋。房顶上的黄色木板或如花似锦的草丛在阳光下熠熠生光，一派田园风光。
船靠岸我们开始卸货，洛马斯取货给我时说；“您力气不少埃”然后，又不经意地问：“胸还疼吗？”
“一点也不疼了。”
他这样细腻、体贴的关怀真让我感激万分，因为我是多么不愿意这些农民知道我的“辉煌”历史呀。
“你的劲儿大的过分呀。”库什金快言快语地插了一杠子，“年轻人，你是哪个省的？错不了是尼日高洛德的。人们都笑你们是靠水为生的，有一句话说得好：你看今天水鸥往哪儿飞。这就是你们的绝妙写照。”
一个瘦高个子农民从山上走来，他赤脚，一身衬衣、衬裤，卷胡子，一头帽盔似的红发，在夫数条银光闪闪的溪水间，踏着松软的土地，阔步而行。
靠近岸边。他热情地大声喊道：
“欢你们。”
他四下里望望，拾起两根木根，让木棍的一头搭在船舷上，然后轻轻一跃身上船。他我们说：“踏牢木棍，别让木棍，别让它滑下去，再接桶。哎。年轻人，来帮个忙。”
他红脸膛，高鼻梁。海蓝色的双眸，挺漂亮。力气也不校“伊佐尔特。当心别着凉。”
洛马斯关切地说。
“我。没事儿。”
油桶滚上了岸，伊佐尔特上上下下打量我一番道：“来当售货员？”
“你们打一场吧。”为止尔什金建议他。
“哈。你怎么又负伤了。”
“没法子呵。”
“谁打的？”
“打人的小子们……”
“唉，真拿你没办法。”伊佐尔特叹了口气，对马斯说：“车马上就到，我老远就望见你们了，你们的船划得棒极了，你先回去，我看着。”
伊佐尔特对洛马斯的关心是显而易见的，看上去他要小洛马斯十岁，但这似乎并不妨碍他以保护人的姿态出现。
半小时后，我已经进入了一间洁净、温馨的新木屋了，新房子里还散发着木屑的气味。
洛马斯从提箱里取了几本书，放到壁炉旁的书架上了。
一个长得眉目清秀的女人，手脚麻利地准备吃饭。
“您住阁楼上可以看到半个村的风景，我住在的这幢房子正对着一条山沟，山沟中的林木中闪出一些浴池屋顶。山沟里到处是果园和地耕地，它们错落有致，一望无际，和远天的一脉森林连成一片，很是壮观。
在那个浴池式屋顶上站着一个穿蓝衣的农民，他一只手拿着斧头，另一只手打凉凝望着伏欠加河。农村的独特风味：牛车震天地响，牛累得喘着粗气，潺潺的小溪水欢快地流淌。
我喜欢这一切。这时一个穿黑衣的老太太走出小木屋，又把间对着木房门发狠推迟地说：“这群该死的？”
原来是两个顽皮的孩子脾石块和泥给溪水设置障碍，听见老太太的叫喊，吓得一溜烟逃开了。
第06章
老太太从地上捡起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