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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吻着它，泪如雨下。“别了！”神父太太送我时对我说，“别了，彼得·安德列伊奇！或许太平以后我们还会见面。别忘了我们，常写信来。可怜的玛利亚·伊凡诺夫娜现在除了你，就没有一个安慰她、保护她的人了。”
出来走到广场上，我站了片刻，抬头望望绞架，向它一鞠躬，然后出了要塞，走上去奥伦堡的大道，沙威里奇紧紧跟在我后面。
我走着，思绪万端，突然听到身后马蹄得得。我回转身一看，有个哥萨克从要塞里骑马直奔过来，手里还抓了另一匹巴什基尔马的缰绳，他很远就对我打手势。我停下，立刻就认出那就是我们的军曹。他到了我跟前，下了马，把另一匹马的缰绳交给我，说道：“大人！我们的父王赏赐您这匹马和从他身上脱下来的这件皮大衣（马鞍上搁了一件羊皮大衣。）还有嘛，”军曹说到这儿，口齿不清了。“他还赏给你……半个卢布的银币……不过嘛，我路上掉了，请您多多包涵。”沙威里奇斜起眼睛盯着他，气愤地说道：“路上掉了！你怀里是啥玩意儿丁当响？没良心的东西！”我怀里有东西丁当响吗？”军曹反驳说，一点也不慌张，“老头，上帝作证！那是笼头上的铜配件磕碰得响，哪来的半个卢布的银币？”“好了！”我说，打断他们的争吵，“请你替我感谢派你来的那位。那枚银币，你回去的路上再找找看，找到了就拿去喝酒吧！”“谢谢您，大人！”他回答，调转马头，“我要为你永远祷告上帝！”说了这话，他便策马转回程，一只手揣着怀兜，转眼就不见了。
我穿上皮大衣，骑上马，沙威里奇坐我后头。“你看，少爷！”老头儿说，“我向那个骗子叩头请愿没有白费劲吧！那贼不好意思了。虽说这匹巴什基尔长腿劣马和这件羊皮大衣不值几个钱，还不顶那帮强盗抢去的和你送给他的东西的一半，不过，终归用得着，从恶狗身上揪下一撮毛也是好的。”
第10章 围城 占领了草地和高冈，他居高临下，
象盘旋的苍鹰，朝下一望。
下令堡垒下边摆开战场，
暗藏一尊尊大炮，今夜要猛攻城垣。
——赫拉斯可夫①
①引自赫拉斯可夫的长诗《俄罗斯颂》（1779）。
快到奥伦堡的时候，我们见到一群剃光头、带脚镣的囚犯，脸上还打了钤印。他们在驻防军老弱残兵的监督下修筑工事。有的推车运走壕沟里的泥巴，有的挥锄挖土。泥水匠在土城上搬砖，修砌城墙。城门口哨兵拦住我们，要检查身分证。听说我们是从白山炮台来的，那个中士当即带领我们直接去将军的住处。
我们在花园里见到了将军。他正在查看苹果树，秋风已经刮去了树叶。在一个老花匠帮助下，他细心地给树干扎御寒的草包。他脸上显出安详、健康和怡然自得的神色。他欢迎我的到来，询问有关我亲身经历的那些可怕的事件。我都告诉了他。老人注意地听我叙述，一边删剪枯枝。“可怜的米龙诺夫！”当我说完了悲惨的故事以后，他感叹道，“多可惜，一个多好的军官！而米龙诺娃太太是位好心肠的女人，她的蘑菇腌得多好吃啊！玛莎，上尉的女儿怎么样了？”我回答说，她还留在要塞里，由神父太太照管。“唉，唉！”将军说，
“那可不好，很不好。无论如何切莫指望叛匪们会有纪律。那苦命的姑娘将来可怎么办呢？”我回答说，白山炮台不远，大概，将军大人会从速调兵去解救那儿的居民。将军摇摇头，不以为然。“再看看，再看看，”他说，“这个问题，我们得从长计议。回头请你来喝杯茶。今日我这儿要开军事会议。你可以在会上汇报有关普加乔夫这个无赖以及他的军队的真实情况。现在你去休息吧！”
我走到派给我的住处，沙威里奇早已在那儿动手收拾，我焦急地等待开会的时刻。读者不难猜想，这次会议对我的命运既然有如此重大的影响，我自然不会耽误的。我准时到了将军家。
在将军家里我碰到了一位本城的大员，记得似乎是税务局长。他是个满面红光的胖大官人，上了年纪，身穿锦缎长袍。他向我打听他称之为教亲的伊凡·库兹米奇的惨死情况。他常常打断我的叙述，节外生枝地提出一堆问题，发表感时伤世的议论。他的谈吐，如若不能证明他素谙用兵韬略，起码也说明他观察敏锐，是个天生的智囊。这时，被邀的人陆续到齐了。他们中间，除了将军本人以外，没有一个军人。大家就座，给每个人上了茶。将军非常清楚细致地说明当前的事态。“时至今日，先生们！”他继续说道，“必须决定，我们应该采取何种策略以剿灭叛匪：是攻还是守？两种策略各有利弊。攻则可望速战速决，守则较为稳妥无虞……好！请诸位按法定程序各抒己见，即是说，以最低的官阶开始。准尉先生！”
他转向我说：“请您首先发表高见。”
我起立，三言两语描述了普加乔夫和他那一伙匪帮，然后十分肯定地说，那冒充的皇帝是无法抵挡官军的。
我的意见，在场的官员都大不以为然。他们认为，那不过是年轻人鲁莽和逞能罢了。大家窃窃私议，我分明听到有人细声说：“乳臭未干。”将军转脸望着我，脸上浮现一丝笑意，说道：“准尉先生！军事会议上首先发言的总是主张进攻。这成了一条规律。下面，继续听取诸位的意见。六品文官先生！请您发表高见。”
那位穿锦缎长袍的老头匆匆喝光羼了不少甜酒的第三杯茶，对将军说：“大人！我想，应当不攻也不守。”
“那怎么行，六品文官先生？”困惑不解的将军说。“不是攻，便是守，再无其他用兵之法了。”
“大人！可用收买之法。”
“嘿嘿！您的高见妙不可言。收买当成策略，是可行的。我们要采用您的计谋。可以悬赏收买那个无赖的脑袋，出七十个卢布，甚至出一百……可以从秘密经费中开支……”
“到那时，”税务局长抢着说，“如若那帮匪徒不把他们的头头带上脚镣手铐献给我们，那么，我就是一头吉尔吉斯公羊，而不是什么六品文官了。”
“让我们从长计议吧！”将军回答，“不过，在任何情况下，军事上必须采取措施。先生们！请再按程序发表意见。”
大家的议论全都反对我。官员们一致谈到军队不可靠，成功没把握，说是必须小心谨慎以及诸如此类的论调。全都认为，以大炮作掩护，躲到石头城墙后面是为上策，比暴露在开阔地带去碰运气要明智得多。最后，将军听取了大家的意见以后，敲掉烟斗里的灰烬，说了下面的话：
“诸位先生！我应当向诸位表明，我个人是完全同意准尉先生的意见的，因为他的意见符合一切健全的战术原则，进攻的策略差不多总是比防御的策略要优越。”
说到这儿，他不说了，动手装烟斗。我的自尊心得到了满足。我高傲地望着兖兖诸公，他们却交头接耳，流露出不满和不安的神色。
“不过，诸位先生！”将军又接着说下去，深深叹了一口气，同时吐出一口浓烟，“我不敢贸然担当如此重大的责任，因为我受仁圣之君女皇陛下之命，对此数省有守土之责，此事非同小可。因此，我赞同在座诸位大多数人的意见，现在决定：采用最明智的万全之策，即坚守城池以待围攻，依仗炮兵的威力，如若可能，再加短促突击，以期粉碎敌人的进攻。”
这一回，轮到官儿们嘲弄地瞅着我了。散会。我不能不为这位可敬的军人的软弱无能而惋惜，他竟然放弃自己的见解，屈从毫无经验的外行的意见。
在这次重要会议几天之后，我们便得知普加乔夫说到做到，果然向奥伦堡进逼了。我站在城墙上从高处瞭望叛匪的队伍。我觉得，他们的人数自从我目击的最后一次进攻以来，已经增加十倍。他们还有了炮队，那是普加乔夫攻陷几座小炮台之后缴获的。我想起了军事会议上的决定，预料到将长期困守在奥伦堡城内，我禁不住伤心得差点哭了起来。
我不来描述奥伦堡之围，那是史学家的事，家庭纪事中不必过多涉及。我只简单说几句。这次围城，由于地方当局考虑不周，致使居民蒙受极大的苦难，他们忍饥挨饿，经历了各种灾殃。不难猜想，奥伦堡城内的生活是不堪忍受的。大家全都灰心丧气，听天由命；物价飞涨，大家为此唉声叹气；炮弹呼啸，落进院子里，他们视若等闲；甚至连普加乔夫的进攻也不大能引起他们的惶恐了。我烦闷得要死。时间在飞逝。我收不到白山炮台寄来的信。
道路全被切断了。跟玛利亚·伊凡诺夫娜的分离使我万难忍受。她生死不明，一想起来我就心痛。我唯一的消愁解闷之法便是策马出城打游击。多亏普加乔夫送了我一匹好马，我跟它分享我那一点点可怜的食物，每天骑着它冲出城去跟普加乔夫的骑兵互相射击。这类交锋，由于对方吃得饱，喝得足，马匹又精壮，因而叛匪们总是占上风。城内疲惫不堪的骑兵不能打败他们。我方饿着肚子的步兵间或也到城外去，但深深的积雪妨碍他们有效地抗击敌方分散的骑兵。大炮从城墙高处漫无目标地乱放，而要把大炮拖到城外去又由于马匹瘦弱，总是陷在雪里不能动弹。我们的军事行动就是这个样子。这一切，便是奥伦堡大员称颂的所谓谨慎和明智之策。
有一天，我们竟然有幸打散了敌方一支密集的人马，追逐他们，我骑马赶上了一名落荒的哥萨克。我正要举起土耳其军刀朝他砍下去，他却突然摘下帽子，喊道：
“您好哇，彼得·安德列伊奇！上帝保佑您！”
我一看，认出了他就是我们的军曹。我说不出地高兴。
“你好哇，马克西梅奇！”我对他说，“你离开白山炮台好久了吗？”
“不久。彼得·安德列伊奇少爷！昨天刚从那里来。我有一封信带给您。”
“信在哪里？”我喊道，心里无比激动。
“在我兜里。”马克西梅奇回答，手伸进怀里去摸，“我答应巴拉莎无论如何要把这封信交给您。”他当即递给我一张折叠的纸，立刻策马而去。我展开那张纸，战战兢兢默读如下的文字：
上帝突然无端夺走了我的父母。从今以后，世上便没有了我的亲人和保护人了。我只得请求您，因为我深知您一向希望我好并且您一贯乐于帮助任何人。我祈祷上帝，但愿这封信无论如何也要落到您手里。马克西梅奇答应把这封信送给您。巴拉莎从马克西梅奇那儿听说，他多次从远处看见您出城打游击，说您完全不顾死活，说您并不怀念那些为您而流泪祈祷的人。我病了好久。康复以后，那个顶替先父管辖我们要塞的亚历克赛·伊凡诺维奇搬出普加乔夫相威胁，逼迫盖拉西姆神父将我交给他。我此刻住在我原来的房子里，行动受监视。亚历克赛·伊凡诺维奇强迫我嫁给他。他说，他救过我的命，因为阿库琳娜·潘菲洛夫娜曾经对强盗佯称我是她的侄女，这个骗局他没有揭穿。不过，我宁死也不愿做亚历克赛·伊凡诺维奇这样的人的妻室。他待我很残忍，威胁我说，如果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