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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些药片递给导师，告诉他，服下这些药片，脑子就会清醒。“服下这些药吧，你又成了我的病人。”医生说。导师把药片嚼碎吐到地上，他突然申辩地喊道：“我没有病，我没有病。”清理出浓痰之后，导师嘶哑的嗓门突然变得非常洪亮，透过洞开的门扉，导师的声音被疗养院的树木、屋顶和道路传递，所有从梦中惊醒的人都可能听到了他的声音。在接下来的谈话中，导师一直保持着冷漠的神情。医生说：“你在疗养院住了半年多，所以你的身体得以康复，现在，你又生了病，这种刺耳的喊叫声就是明显的症状。”他说完就告辞了。导师在医生走后又过了多久才去教堂浴室的，准确的时间已经无法推算。
但他显然当天晚上就去了。他在浴室里洗了多少时间的澡，这一点也同样不清楚。洗了澡，他或许感到水雾弥漫的浴室让他有些喘不过气来，他就又沿着那条通向教堂圆顶的楼梯走了上去，楼梯尽头的窄门裂开了一条缝隙，它可能是被风吹开的，因为春天降临之前风经常吹开门扉。无论如何，他通过了那道门。那个小小的圆台实际上是整个教堂圆顶的一部分，当中凸现出来，只是因为圆顶太大了，才像个平台。导师赤身裸体地站在那里，他想到了什么问题，别人已无从知晓。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他从上面跌落下来，在教堂的两个圆顶之间碰来碰去不断下落，然后就落到它们底部会合处的雪堆里。精疲力竭的导师或许曾艰难地往圆顶上爬过，但是那些覆盖圆顶的积雪又再度将他送回原处。他也可能用尽最后的力气呼告他没有病，但那些从梦中醒过来的人已经重新进入了睡眠，没有能听到他的声音。导师只能在那里被雪封冻起来。
那里是整座教堂顶部的下水通道，导师埋伏在那里，不会被人轻易发觉。他要等到积雪消融花蕾初绽的时候，才能被雪水赠送到大地上来。但是，有一点毫无疑问，在导师走出十三号楼那个套间的第二天午后，院长、医生和护士苏菲再来看望他时，他已经死了。这使得院长手中那张等待导师续签的住院单，再也不能派上什么用场。
15
导师死去三年之后，院方提出要把导师的骨灰盒移出疗养院。他们的理由听上去似乎很充分：两年前正式交付使用的新的墓园已被死人挤满了，这样一只无处安插的骨灰盒总是引起病人的不安。
实际上，他们仍然对导师的这种不常见的死法感到恼怒，导师使疗养院失去了一次张扬它的妙处的良机。我就是在办理此事时与常娥在疗养院相遇的。我们把导师的桐木骨灰盒取了回来，撒在学校的花圃里。没过多久，我就跟常娥结了婚。出版社邀我修订《中国民俗学原理》以备再版的那段时间，我常常放下导师的这本遗著，与她谈起许多往事。我刚刚获得了副教授的职称，所以常娥有时候开玩笑地称我为导师。
我们一起为这本书重新设计了一个封面：在一个闪耀着刺眼光环的鎏金圆顶上，导师像一只民间传说中的凤凰，凌空欲飞，在他的面前，是遍布原野的大朵大朵的金光菊。
午后的诗学粪便和玫瑰 （1）
事隔多年，有一天，我和费边谈起我们初次见面的情景时，我们的回忆竟然大相径庭。我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是在80年代末，地点是济水河边的小广场。那天的中午，我正和一个刚认识不久的女人在街上走着，突然听到广场那边传来一阵有节奏的喊叫声。她拉了我一下，说：“闲着也是闲着，咱们去那边听听诗朗诵吧。”那天参加朗诵的人很多，每个朗诵者都得到了足够的掌声和鲜花。
费边那天朗诵的是马拉美的《焦虑》——一首描述罪愆、灵魂的风暴和人性的高贵的诗篇。那大概是那天朗诵的惟一的一首真正的诗篇。费边从那个临时搭成的台子上下来，经过我们身边的时候，有几个大学生拦住了他。“我们最喜欢你念的最后几句。够劲、解气。”他们重复了他们认为“够劲”、“解气”的那几句，意在表达他们是他的忠实听众。有趣的是，他们记错了，他们七嘴八舌重复的“诗句”，要么是费边前面的那个人喊的口号，要么是等不及费边下来就跳到台子上去的那个末流诗人吐出来的打油诗。
费边听他们讲完，脸上浮出了笑意，随即甩出一个警句：“诗性的迷失就是人性的迷失。”在这之前，我已经听说费边是这座城市杰出的诗人，现在看来，果然名不虚传。和我站在一起的女人，在那个年代大概也是一个诗歌爱好者。她将一瓶酸奶递给费边，说：“我也喜欢马拉美。不过我喜欢的是他的其中一首诗，《纯洁，生动》。”费边咬着吸管的嘴巴松开了。他看着她，一边和她握手，一边说：“你说得真好。爱诗的女人本身就是一首纯洁生动的诗。”这时候，掌声和喊叫声又响了起来，将他的声音淹没了，我只能看见他的嘴在动，却听不清他又有哪些高论。
这一天，我们三个在河边的悬铃木树荫下聊了10分钟左右。我记得他很匆忙，说他还有些事情需要处理一下，得先走一步。临走，他给我抄下了他的电话号码和住址。“有空儿，请过来说说话。”他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当时还对我身边的那个女人说了这么一段话：“我喜欢和一流的女人讨论问题，读二流的诗思考问题，写三流的诗表达问题。”他的口才真好啊。说这话的时候，他用食指推了推眼镜。那是一副茶色玻璃眼镜（这副眼镜我后来没有再见过）。他的鼻梁有点高，镜架搭上去，就像骑士双腿岔开坐在马背上一样。
镜框的两边向下垂了一点，使它有点像栖息在树上的鸟那下垂的双翼。费边的说法与此大不相同。他坚持认为我们是在90年代认识的，见面的地点是某个朋友家的客厅。他说：“如果我们在街头见过，并且像你说的那样还聊了那么长时间，那我肯定会记住你，”他还顺便开了一个玩笑，“你又不是不知道，过目不忘是我的强项。”他说，在朋友家的客厅里，他确实朗诵了一首诗，但朗诵的不是马拉美的作品，而是但丁的《神曲》。他说，他的朗诵没有获得掌声，因为他朗诵完之后，大家都陷入了沉思。我们都说服不了对方。算下来，这样的争执大概发生过七八次。
这当然没什么意思，因此，我们后来也就不再提起此事了。不过，在另一个问题上，我们之间不存在异议，这就是，我们都认为我们是在一次打猎活动中，成为真正的朋友的。在1991年的夏初，费边邀请几个朋友到郊外打猎散心，到出发的时候，那几个人说有事不能去了，结果只剩下了我和费边。那一天，我们漫山遍野地跑，跑得脚底起泡，也没能见到猎物。天快黑的时候，我们正准备回城，突然看到了一个东西。因为距离远，我们分辨不清它究竟是狼还是狗，我先用微冲打了一阵，接着，费边也手忙脚乱地开始射击。就在这个时候，他手中的打兔枪的枪膛炸开了。幸亏那天我们都装模作样地穿了防弹背心（和微冲一起借来的），幸亏费边没有把脸贴着枪托去瞄准，否则，我们（尤其是费边）非被打坏不可。过了很久。我们才缓过神来。我们互相检查了一下，发现都是只伤了点皮肉，这才把心放宽。“我们和死神亲吻了一下。”费边说。与他这句话同时诞生的，还有我和费边的生死与共的感觉，虽然其中不乏夸张的成分。
我们搂到了一起。费边说：“挺有意思，猎物没有打着，自己却差点报销。”我说，确实有意思很像小说里的情节，说不定哪一天我就把它写下来了。费边用脚试探着那杆炸了膛的打兔枪，说：“要是写到它，你最好让玩枪的人当场做鬼，起码得让他瞎一只眼。”接下来，他又顺便谈到了写作问题，他的话说得精彩，应该记下来：写作就是拿自己开刀，杀死自己，让别人来守灵。蜂一张嘴吐出来的就是蜜，我的朋友费边随口溜出来的一句话，就是诗学。他的这种出口成章的本领，我后来多有领教。他并不耍贫嘴。从他嘴里蹦出来的话，往往是对自己日常生活的精妙分析，有时候，还包含着最高类型的真理。这使我想起他曾向我讲述过的一本书中的一个有趣的故事：二战时，盟军轰炸柏林的火箭落点，与一名士兵从事性行为的地点，总是发生奇妙的吻合，在性行为和V…2火箭之间，仿佛存在着神秘的感应。当然，差别还是有的。
对我的朋友费边来说，他既是V…2火箭，同时又是那位不断受到惊扰的士兵。认真回想起来，费边对我们初次见面的时间、地点的说法，也不是完全站不住脚。他确实是在一个朋友家的客厅里，知道我的名字，直到这个时候，他才知道我是个写小说的。他大概认为，这次才算是真正的见面。在90年代的第一个年头，朋友们经常聚会，参加聚会的都是满腹经纶的知识分子。这帮人拥到谁家，谁家的抽油烟机、排风扇就得忙上一整天。如果打开窗户，让阳光照进来，你就可以发现，烟雾在机器的抽动下，在人们的头顶上飘浮得很快，有如风起云涌。当然抽走和排掉的，还远不止这些，至少还有那个年代特有的颂祷、幻灭、悲愤和恶作剧般的反讽。
这些知识界的朋友，每个都有一套俏皮而又中肯的格言，大多数人，连自己的墓志铭都构思好了。我记得有一天从北京来了一位谈锋甚健的诗人，他是费边的朋友，他在谈到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的时候，突然朗诵起了自己的墓志铭，并提醒大家也要具备这种“墓志铭意识”。“用不着提醒，这玩意大家都有。”有人立即不甘示弱地站了起来。这个人怕远来的客人不信，就建议大家都把墓志铭写下来，互相传看一下。他的建议荒唐而有趣，大部分人都抵着膝盖写了，并交到了他的手里。我现在所能记住的，只是我和费边的。之所以能记住费边的，是因为我后来又听他说过几次。那其实是但丁《神曲》里的两句诗：时间就在这只器皿里有它的根，而在其余的器皿里有它的枝叶。这一天，在随后的发言中，费边对《天堂篇》中的这两句诗还进行了一番解释。就我所知，他后来将这则墓志铭藏到了书架上的一只彩陶里，那是它的一个好去处，因为在费边看来，出土的彩陶就是在时间中扎根的器皿。在一首诗中，费边写道：空洞的彩陶是满的它装满了时间土黄色的纹饰是绿的时间是它的枝叶什么都谈，什么都可以拿到这样的聚会上研讨一番。有一段时间，一些搞经济学和神学研究的人也加入了这种不定期的聚会。人多了，一般的客厅也就盛不下了，于是大家就移师室外。西郊的一个废弃的兵工厂，成了大家聚集的场所。
移步换形，走出封闭的房间来到四周都是原野的大院子里，一些新的话题也就进入了交谈。关于农事，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关于田园和城市的二元对立，人们都谈得唾液乱飞。但呆在郊外，终归不是长久之计，因为遇到刮风下雨，事先定好的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