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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鸟会要是放在明天开，我就来不了啦，因为明天我可能去北京。”他们低声聊着，过了一会儿，那个朋友突然问他：“韩明是怎么搞的，怎么说死就死了？”费边盯着对方看了一会，揣摩他是不是要借攻击韩明和他套近乎。后来他搞明白了，韩明服用了大量的利眠宁，真的已经死了。费边的一个说法看来是可靠的，因为他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说谎。他说，在圣诞节的前一天，他去医院接女儿的时候，曾想过去骨科病房瞧一下已经皈依了基督的韩明。事实上．韩明出事之后，费边已经去医院看过他一次了，那一次是我陪费边去的，去时带的月饼，就是我从家里拿的。那个时候，韩明还没有皈依基督，还喜欢气急败坏地向别人展示他那条剩下了半截的左腿。韩明见我们进来，先让我们看了看那条腿，然后就说费边来。
午后的诗学那首诗叫《声音》（3）
这一天下午，在其余的时间里，李辉一直显得魂不守舍的。为了稳住他，费边给他放了他喜欢听的杜莉的录音磁带，情绪恍惚的李辉第一次对杜莉的歌声表示了不满。李辉说：“这不像是卡拉的声音，这也不是美声。美声的意大利文是Bel canto，意思是美的歌唱。美的歌唱应该是得到完全控制的、精巧的声音，而她却在嚎叫，把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费边认为李辉说得很有道理，他说：“你大概不知道，这都是她的那个老师教出来的，那个叫靳以年的家伙，使一批歌手，都变成了嚎叫派，他引进了疯狂，而拒绝了理智的抒情。那个老家伙还狡辩说，观众和电视台的导演需要的就是这种声音。”李辉离去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费边送李辉下楼，看到济水河边的小广场上正放焰火庆新年。李辉突然说了一句：“韩明的魂要是真的在天上飘着的话，一定会被这焰火呛得无处藏身。”
这个时候，费边才问李辉怎么会和韩明认识。李辉说他当然认识他，很久以前就认识了。“这么说吧，他烧成了灰，我也认识他。”李辉这么说的时候，韩明的骨灰大概还没有完全冷却。在这样的语境中，费边对李辉的美好印象又加深了，他觉得李辉真是机智、幽默、可爱。他当然不知道，李辉在狱中写给杜莉的信都是由韩明转过去的。用韩明的老婆黄帆的话来说，就是韩明不光替李辉转信，而且还替李辉做爱。就我所知，韩明死后，黄帆一直在收集这方面的资料，为自己身体的忙乱寻求注解。我最近一次见到费边，是在鲁姗姗的生日晚会上。我记得那天下着雪，到了中午，天地之间，已是白乎乎的一片。从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到路面上挤满了各种车辆。车辆开走的时候，油污和煤屑已经将路面染得污黑。
午后的时候，费边打来了电话，劝我出去走走，他说在雪天能感受到诗意和大自然的恩惠。他给了我一个地址，要我先去一步，他把手头的活忙完就到那里和我碰面。我问他正忙什么，他说他正写一封求爱信，写完之后，还得去一趟药店，他正拉肚子呢。我给他开了句玩笑，说拉肚子是减肥的最佳途径。他说，他的看法和我不一样，每拉一次肚子，他都会感慨万千。“以前拉的多好啊，盘旋着上升，上面还有个小小的教堂的尖顶，有着内在的韵律和东方式的美感，现在呢，喷得到处都是，简直不成体统。”我问他是不是在给鲁姗姗写求爱信，他没说是也没说不是。不过，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他倒在电话中给我念了两段。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其中有一段是这样的：小说家和符号学家艾柯的一段话，可以看做是对现代爱情诗学的精妙论述：一个有教养的男人爱上了一个知识女性，他不可能对她说“我真的爱你”，因为他知道，同时他知道她也知道，巴巴拉·卡特兰已经写过这句话了。解决的办法并没有穷尽，他可以对她说：“像巴巴拉·卡特兰所说的那样，‘我真的爱你’。”亲爱的，如果你不知道卡特兰是谁，那你可以把“卡特兰”三个字换成莎士比亚、但丁、屈原、瓦雷里、胡适、马拉美。
当然，你也完全可以把它换成费边。面的向西郊的方向开去的时候，我的耳边一直回响着费边那激情洋溢的声音。面的在一个我很熟悉的路口停住了。我这才发现它就是原来的那废弃的兵工厂所在地，现在它是中和晚报社的地皮，周围的那一小片农田，由一圈广告牌圈了起来，变成了一个小商品批发市场。我在门口等着费边（不得不等，因为站岗的门卫不允许我进去），直到我变成了一个雪人，也没有等着他，又来了几个人，他们和我一样，也是来参加聚会的。由他们领着，我进了那个大院，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我要参加的就是鲁姗姗的生日派对。走进电视台演播厅里面的一个贵宾休息室，我看到了我以前的一女友。她是跟她的丈夫一起来的。一看到她，我就想起了她小肚子上的那道像稻草一样细的疤痕，我想，她大概也对她的丈夫说过，那道疤痕是割阑尾留下来的。她正在和丈夫跳舞。越过丈夫的肩膀，她看到了我，并朝我眨了眨眼睛。我在那里和似曾相识的人喝茶聊天，交流着各种小道消息。鲁姗姗过来问我费边怎么还没有到，我说他大概正在路上。“他可别误了吃蛋糕啊。”鲁姗姗说。旁边一个朋友说：“耽误不了的，他要真赶不上，他那份由我来吃。”鲁姗姗笑了起来，她问大家是想喝干红还是想干白。
贵宾休息室的旁边，就是厨房，所以每样菜端上来的时候，都还是热气腾腾的。大家举着酒杯，祝贺鲁小姐生日愉快。喝酒的时候，音乐放小了，但我还是听到了卡拉的声音。那是一首通俗歌曲中的几句，它夹在《蒺97明星联唱大回旋》的带子里，大概还不到一分钟时间。我之所以能听出来，是因为那歌词我很熟悉，它是根据费边的一首短诗改的，那首诗原来就叫《声音》，我想我以前的那个女友大概也听出来了（费边曾向我们两个人念过这首诗），否则她不会无缘无故地突然讲起费边的故事。她讲好多年前，她曾经在济水河边的小广场上听过费边的诗朗诵，他朗诵的是马拉美的《焦虑》，听众给了他很多掌声和鲜花，后来才知道搞错了，因为那鲜花和掌声本来是要送给另外一个诗人的，而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她现在的丈夫。她的故事把每个人都逗乐了，大家都说呆会儿要再听听费边怎么讲。有几个性子比较急的人，已经放下酒杯，跑到门口的台阶上去了。
鬼子进村知青和驴（1）
仪式我们正在上语文课，用“恍然大悟”一词造句，咣的一声，门被跺开了。又是付连战，他是枋口小学的校长。这家伙跟犯了什么病似的，门都懒得敲一下，说进来就进来了。当然，在我们抓耳搔腮造不成句子的时候，他的这种举动，并不让我们反感。虽然我们都知道语文教师乔凡新现在很恼火，校长一走，他就会把邪火发泄到我们头上，但那毕竟过一会儿才会发生，眼下，还是先来对付这个付连战吧。
上午，姓付的已经玩过这一手了。那时候我们上的也是语文课，乔老师刚把我们默写的课文收起来，他就跺开门进来了。他用手指头敲着门口的一张课桌，说：谁说知青是驴，给我站起来。这话好多人都说过，所以没有人站起来。付校长看形势不妙，就换了个方式发问。为了加重语气，他不慎把粗话都说出来了：是谁最先说的？驴日的，给我站出来。这一下当然更没有人站起来了。因为大家没有站起的资格。这话最早是村支书说的，村支书在大会上说过之后，才以语录的形式传遍全村。
最近几天，姓付的一直在公社开会，他还没有来得及听到村支书的语录，村支书的那段有关知青和驴的话很长，其要点，大致如下：知青们来咱们村干什么？是来接受再教育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说了，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这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什么叫接受再教育？就是说，他们是驴，已经调教过了，可是没有调教好，需要我们再来调教调教。村支书的话，涉及知青和驴的，就是这么一段。现在，我们都已经知道，村支书是在打比方。村支书虽然不可能知道什么叫比喻，但他却会使用比喻。
其实，当我们鹦鹉学舌地说“知青是驴”的时候，我们也是在使用比喻。没有学过有关比喻的知识，就已经会比喻了，付校长应该高兴才对，完全没有必要跺门、瞎喊、说粗话。但话既然说出来了，他就打算继续说下去。他走到讲台上，又说了一遍：知青是驴，是谁先说的？驴日的，有胆就站起来。不站起来？那好，等我查出你，你就搬着板凳回家。搬着板凳回家是我们最乐意干的事，谁都想搬着板凳回家。但这并不等于说，谁都愿意站起来当场亮相。不知道是谁先扭头看乔红军。肯定是坐在第一排的人先扭头，别的人才像鸭子一样一起转头去看乔红军的。乔红军是村支书的小儿子，他爹不在场，大家只好看他。乔红军一下子哭了起来，鼻孔下面鼓起两个气泡。随着他的哭声，那两个气泡忽大忽小。乔红军的鼻涕是我们全班的同学共同记忆。去年，我回枋口探亲的时候，我在村口还见到了他。他的鼻子下面现在清理得很干净，我跟他说了十分钟左右的话，他掏出餐巾纸替儿子擦了好几次鼻涕。时过境迁，现在该轮到子承父业了。
看来，流鼻涕也是会遗传的。乔红军当时鼻涕一把泪一把地那么一哭，付连战就傻眼了。付校长付连战一定认为是乔红军先说的。他在讲台上愣了几分钟（这期间，他的手没有闲住，至少掰断了十根粉笔，有的粉笔还掰成了四截），然后说：肯定是你们当中有人教乔红军说的，乔红军自己不会这么说的。是谁教他的，以后我会查清的。你可以接着上课了。他对站在讲台一侧正往烟锅里装烟的乔老师说。
乔老师没有讲课，而是让我们互相检查刚才默写的课文。谁查出对方的错误，就可以朝对方的脑袋上敲一下。无人能够幸免，谁挨的都不止一下，这使大家立即互相怨恨起来。现在，付校长又跺门进来，他要干什么？有人下意识地摸摸头顶，也有人扭头去看乔红军。付连战这次没有发火，或者说，他没有把火气发出来而是藏在肚里。他说，听说有人称知青鬼子，谁再这么胡说，就把谁的嘴贴上胶布。他说什么叫鬼子你们懂不懂？日本人和美国人才叫鬼子，知青不叫鬼子，知青叫什么？知青的全称是知识青年，他们是来枋口建桥的，在济水河上架上一道桥。其实把知青说成是鬼子，并不是枋口人的说法。我们后来才知道，那是付连战的村子里的人的说法。付连战的家在官压村，离枋口有二十里地。那个地方的小孩看到许多知青都留着小胡子，就把他们和电影中的日本人联系了起来。其实大家都见过胡子，大家没见过的是修剪得整整齐齐，只在嘴唇上面长不在下面长的胡子。付连长这次是先下手为强，或者说，先给大家注射预防针。认真说起来，枋口人把知青称做鬼子，是从付连战开始的。这是乔老师后来告诉我们的。
关于付连战，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