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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拧着李万龙的耳朵，把他拧到油灯下面，说要检查检查他的耳朵，是不是被白老师打坏了。我们这些孩子站在一边，听着大人们在那里胡说八道。后来，被拧疼了耳朵、被拧得头晕目眩的李万龙突然撒破嗓子喊了一声：地震了——我们全都跟着喊了起来，拼命地喊，喊得鸡飞狗跳。我们看着大人们慌作一团，像一群狗试图咬着自己的尾巴那样，在地上胡乱转圈。他们转了一阵子，想起了我们，想拽住我们，不让我们乱动，可我们全都不约而同地跑开了。大人们在背后哭着喊我们。听着那从未有过的怪腔怪调，我们在黑暗中兴奋得又唱又跳。后来，大人们不再哭喊了（他们发现并未地震），可我们还在跳着唱着。“地震”这个词给人带来一种奇妙的感觉，我们现在被这种感觉引导着，欲罢不能，只能喊叫下去。
鬼子进村桥墩被炸
我们这些孩子站在一边，听着大人们在那里胡说八道。后来，被拧疼了耳朵、被拧得头晕目眩的李万龙突然撒破嗓子喊了一声：地震了——我们全都跟着喊了起来，拼命地喊，喊得鸡飞狗跳。我们看着大人们慌作一团，像一群狗试图咬着自己的尾巴那样，在地上胡乱转圈。他们转了一阵子，想起了我们，想拽住我们，不让我们乱动，可我们全都不约而同地跑开了。大人们在背后哭着喊我们。听着那从未有过的怪腔怪调，我们在黑暗中兴奋得又唱又跳。后来，大人们不再哭喊了（他们发现并未地震），可我们还在跳着唱着。“地震”这个词给人带来一种奇妙的感觉，我们现在被这种感觉引导着，欲罢不能，只能喊叫下去。
审判秋天，割完玉米正要种麦的时候，公社派人下来了，他们在村支书的陪同下，视察了济水河上的桥墩。人们都说，看来要继续修桥了。在这之前，人们都已经听说，北京铁道学院的大学生不久将要进驻枋口，要在这里铺设铁路，架设铁路桥。既然已经把桥墩竖起来了，那架设铁路桥也就太容易了。在人们的心目中，桥墩是可以换着用的。一想到不久之后将要看到火车，人们都有点激动，做梦都要喊毛主席万岁。
人们也都很自然地回想起了那个木匠和民兵营长的老婆玩的游戏：火车挂钩。现在，人们对营长李援朝非常热情，见面老远就打招呼：喂，援朝，听说火车快开来了。李援朝并不答话，他要把说话的力气省下来，用到老婆身上。有一段时间，援朝的邻居夜里睡不好觉，因为援朝老婆一旦哭起来，就像杀猪般地嚎叫。人们都说，全村人里面大概只有李援朝反对修铁路，架铁路桥。
这个说法起初应该是能成立的，后来就难说了。应该把枋口的知青也算进来，他们至少现在还是枋口人嘛。其实，知青们最初也是赞成修铁路的，只是后来听说要炸掉已修好的桥墩的时候，态度才有所转变。连白老师也说：这一下倒好，丁奎算是白死了。村里现在人人都知道桥墩要炸掉了，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炸。村支书说，种完麦就炸。种完麦，这是个模糊的日期。准确地知道炸桥墩的日期是很重要的，人们已经很久没有吃过猪肉了，吃不起猪肉，都想吃点鱼肉。村支书已经说了，炸桥墩时炸死炸昏的鱼，捞上来分掉，改善改善生活。跟嘴巴有关的事，当然称得上大事，人们一提起爆炸，口水都要流出来了。谁也没有料到，麦子还没有种完，桥墩就被炸掉了一个。
那天夜晚，人们都被爆炸声惊醒了。不过，人们当初没有想到那是爆炸，人们还以为迟迟未来的地震终于来了，都赤身裸体从房间里跑出来。第二天，人们才知道那不是地震，人们在河边看到了那个被炸了半截的桥墩。当时，太阳已经升很高了，知青们住的大院还是静悄悄的。大院里的几根鱼刺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虽然那鱼刺已经发黑，但人们还是相信那是他们昨天晚上吃鱼剩下的，并推断桥墩是他们炸掉的。失望总是难免的。失望之余，还有点气愤。事先连个招呼都舍不得打，也太不够意思了。不过，想一想还有四个桥墩立在那里，人们也就不那么生气，毕竟还有吃鱼的机会嘛。所以，人们站在大院里，说上几句“刺把嘴扎烂”、“嘴里生疮”之类的话，就撤退了。问题并不像他们想的那么简单，并不是烂烂嘴、生生疮就算完事的。
当天下午，社员们收工之后，发现有几个知青被捆在大庙前的一排榆树上。与他们一起下地劳动的知青，经过大庙的时候，也被几个陌生人扭住了。大家都还以为是外村的知青摸进来打架的，后来听见那几个陌生人在骂人的时候操着本地口音，又看见民兵营长李援朝和村支书忙着上前递烟，就猜测他们是公社派来的。他们确实是公社派来的。知青们在接受审讯的时候，提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枋口人也很关心：为什么无缘无故，就把人抓了起来？谁提这个问题，谁都得挨耳光。
那天下午，我们一放学，就拥到了大庙。我们从人缝穿过，站在前排，咬着手指头，紧张并且津津有味地注视着那审判的场面。一个知青怯生生地提到了这个问题，别的知青立即跟着说：是啊，为什么逮我们？接着，打耳光的场面就出现了。一个腼腆的中年男人，有点不好意思似的，搓搓手，走到捆成一排的知青跟前，朝他们的脸扇了起来。他就像个厨师在翻油饼，每扇一下，知青们的脸就像油饼似的，这边翻了过去，那边翻了过来。翻过一遍之后，他捏捏自己的手指头，对坐在一边吸烟的人说：该你了吗？那个人把烟头在鞋底掐灭，装进上衣口袋，然后又把它捏出来夸张地扔到地上。他没有上去翻油饼。他好像有点懒（胖人好像都有点懒），坐在那里不动。李援朝又给他敬了一支烟，他猛吸了几口，然后说：我正要问你呢。说说我为什么要逮你们。他把皮球踢了回来。别以为没有人敢接这只皮球。
一个头皮像鸡冠那样发红的知青，开始扭动身子，他想从绳套里挣脱出来。他没有料到，随着他的扭动，细麻绳反而越勒越紧，勒进了他胳膊上的皮肉。这位知青一边叫唤，一边说：是呀呀呀，为呀呀呀呀什么逮呀呀我们，呀呀呀呀——他立即又吃了一耳光。但耳光没能阻止他的饶舌，他反复地说着同一句话，同时呀呀呀叫个不停。后来，当他说到“炸呀呀桥”的时候，那个腼腆的中年人才把手收回来，笼到袖子里。
这时候，人们的猜测得到了证实：逮他们跟炸桥有关，跟鱼有关。大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一件事发生了。我犹豫再三，还是把它写出来吧。那个知青挨耳光的情景，使我神情恍惚。我又看到了知青进村的那一天的晚上发生的事。我被父亲从床上拎了起来，连吃了许多个耳光，膝盖上也挨了几脚。当时，我的屎尿都出来了。现在，我看见那个知青的脑袋悬挂在胸前。我有意识地往他的屁股下面看，想看看他是否也屙出来了。我什么也没有看到，这让我觉得有点奇怪。我正纳闷的时候，突然感到裤裆一热，热的东西顺着裤腿往下直流，灌进了我的鞋壳。我在挪动脚步的时候，鞋壳里就响起叽叽咕咕的声音。那天，我没能把那场审讯看完，就提着裤子回家了。家里一个人也没有，他们都还在大庙没回来呢。很晚的时候，他们才回来。我听见他们的脚步声由远而近，赶紧往厕所跑，蹲在那里哭了起来。在我的记忆中，那是我第一次假哭，也是我第一次说谎。我听见院门响，就放声大哭。别以为我很伤心。其实我一点都不伤心，我的哭纯粹是喉咙里发出的无意义的声音，不具备任何实质性内容。连树叶摇动的声音，也比它有意义。
与此相适应，我自动地说起谎来。当他们循着哭声摸到厕所来的时候，无字的、无意义的哭声转换成了一种谎言。我对他们说：我拉肚子了，我已经拉了一天肚子了，拉的屎比尿都稀。真正的愉快来自于他们对我的谎言的相信。当他们看着我手里的稀泥一样的东西，惊恐不安的时候，我的肚子里咕咕噜噜响了一阵，按照我的理解，那是我的肚子在替我的嘴巴发出笑声。他们赶紧把我送到赤脚医生家里。赤脚医生家的院子里已经站了好多人，主要是学生和家长。我们的班长福贵，羊角风又发作了，躺在地上打滚，嘴里吐着白沫。他的父母试图按住他，可他犯病的时候，力气大得很，能把人踢出很远。过了一会儿，他嘴边的白沫变成了血沫。他安静了下来，可他的父母现在该着急了，他们急于看他的舌头，可他就是不张嘴。好说歹说，他终于张嘴了，他一张嘴，他的父母就瘫到了地上，因为他张嘴的时候，顺便把一块肉吐了出来，那是他的舌尖。在电灯照耀下，那个舌尖静静地落在土里面，他的父母捏起那个舌尖，一边哭泣，一边吹着那上面的土。赤脚医生回来的时候，福贵他们已经走了，他们到公社医院去了。赤脚医生是和一群人一起出现在院子里的。我看见民兵营长李援朝背着一个人紧随其后，那个人拖在下面的脚，被门槛绊了一下，这么一绊，就像李援朝本人被绊了一下似的，他一下子摔倒了。压在李援朝身上的人，就是那个会画画、也会背诗的知青。人们议论说，他就是炸桥的主犯。当然，他听不到人们议论，因为他已经昏死过去了。
我的父母试图把“拉稀”的儿子塞到赤脚医生身边，引起赤脚医生的注意。但他们总是无法如愿以偿。这让我很高兴。最后一次，他们成功地把我推了进去，推到了人群的中心，赤脚医生蹲在知青旁边，抬眼看到了我。这时候，我很快站到了别人的背后，逃离了父母和医生的视线。许多年之后，我还记得这个情景。由于我对它的不断回忆，它在我的记忆中，就像一粒种子，发芽、生长，渐渐具有了类似于寓言的性质。
那天，我在父母和医生的视线之外，瞧着那个知青。他躺在地上，真像个死人。他的耳朵显得很大，像白兔子的耳朵一样发红，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