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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可能会问，没有小说写作，就不可能有小说吗？在我们的朋友们那些殖民者们出现在我们门口的台阶上之前，我们非洲有小说吗？此时此刻，我只是提出这个问题；等一会儿，我会回过头来回答它。
“再请注意：读书不是非洲人典型的消遣方式。音乐是，舞蹈是，吃饭是，聊天是———聊得很多。但阅读不是，他们尤其不读大部头小说。我们非洲人对阅读总有这样的印象，即它是一桩奇怪而乖僻的事儿。它让我们感到不安。当我们非洲人到巴黎或伦敦这样的欧洲大城市去参观时，我们会特别注意：在列车上，人们是如何从包里或口袋里，拿出书来，然后退到孤独的世界里。每次当他们拿出书来时，就像是举起了一块告示牌。‘让我一个人待着，我在读书哪，’那告示牌写道，‘我所读的东西，比你所能表现出来的样子，更加有趣。’
“在非洲，我们不会那样。我们不喜欢把自己跟别人隔离开来，然后退到各自的私人空间里。非洲是一个人人共享的大陆。你自个儿读书，就不是跟人分享；而是有点像自斟自饮，或自说自话。我们可不是那样。我们发现，那样做有点神经兮兮。”
我们，我们，我们，她想着，我们非洲人。我们可不是那样。她从来不喜欢“我们”这个称呼，因为它具有排他性。伊曼纽尔可能已经有点老了，可能已经得到了美国证件的祝福；但是，他并没有什么大变。还是有非洲特点：一种特殊的身份，一种特殊的命运。
伊丽莎白去过非洲：肯尼亚的高地、赞比亚和奥卡万戈沼泽。她见过非洲人的阅读场面，而且是普通非洲人，在公共汽车站，在列车上。她承认，他们读的不是小说，而是报纸。不过，难道报纸不是跟小说一样，都是通向私人空间的道路？
“第三点，”艾古度继续说道，“今天，我们生活在全球化的环境中，这种环境很庞大，也很有好处。非洲已经被划定为贫穷的家园。非洲人没有一分钱可以浪费。在非洲，你花一笔钱买了一本书，那本书必须给你带来回报。非洲人会问，我读这个故事，能学到什么？它会如何促进我发展？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可以为非洲人的态度感到痛惜；但我们无法消除这种态度。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它，努力理解它。
“当然，在非洲，我们也做书。不过，我们所做的书都是给孩子们用的，是最简单的教科书而已。在非洲，如果你想通过印书挣钱，你就应该印制那些指定给学校用的书，教育系统会大量采购这类书，孩子们会在教室里拿它们来阅读和学习。有些作者怀有严肃的雄心壮志，他们写的是成年人，和跟成年人有关的事；他们在出版书时，是得不到稿费的。这样的作者在别的行当里自谋生路。
“当然，‘北方之光’号上的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我在这里给你们描绘的，不是全部的情形。如果要给你们描绘全部的情形，得花费我一整个下午。我现在给你们的，只是一份粗略而草率的梗概。当然，在非洲，这儿一个，那儿一个，你会发现一些出版商，他们会支援一些地方作者；哪怕这些作者永远不会给他们赢利。不过，从广泛的意义上说，故事书不会给出版商或作者带来任何生计。
“我主要就讲这么几点，也许这几点都挺沉闷的。现在，让咱们把注意力转向咱们自己，转向你们和我。我在这里，你们知道我是谁，议程表上已经告诉你们了：伊曼纽尔·艾古度，来自尼日利亚，写作小说、诗歌、戏剧，甚至还获得过英联邦文学奖（非洲赛区）。在座诸位都是富人，至少小康，你们自己就是这么说的（我没说错吧？），你们来自北美和欧洲，当然，咱们可别忘了澳洲的代表，我甚至还听到了古怪的日语，可能有日本人在走廊里低声说话。大家都乘坐这样一艘壮观的轮船，前去观看地球上最偏僻的角落，去检验它，如果它真是那么回事，你们还要把它记在旅游目的地的目录上。吃过美味的午餐，你们来到这里，听我这个非洲佬胡侃。
“我想，你们心里在嘀咕，这非洲佬为什么会在我们的船上？如果他真是一个作家，真的在写书，那他为什么不守着职业的本分，回到他的老家，回到书桌边去？为什么他要谈‘非洲的小说’这么一个可能跟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完全不搭界的题目？
“女士们，先生们，最简单的回答是，这个非洲佬是在谋生。正如刚才我力图解释的，在他自己的国家，他无法谋生。在他自己的国家（我不愿意在这一点上唠唠叨叨，我之所以要提及，只是因为，对许多非洲的文学同行来说，这是事实），实际上，他受欢迎的程度还不如这里。在他自己的国家，他是一个所谓的‘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哪怕是在新尼日利亚，这样的知识分子也得如履薄冰。
“因此，他离开自己的国家，来到这儿，来到这广阔的天地里，来谋生。他的一部分生活来源是写作，而出版、阅读、评论、谈论和评判他的书的，绝大多数都是外国人。他其他的生活来源则是写作的副产品。比如，在欧洲和美国的报刊上，他发表关于其他作家的书评。他还在美国的大学里教书，跟纽约的年轻人讲外国文学———非洲的小说，在这方面他是专家；正如一头大象在别的大象眼里是专家。他在各种会议上发言，他乘游船航行。由于如此忙碌，他住所谓的‘临时住处’；他所有的住处都是临时性的，没有一个固定居所。
“女士们，先生们，月复一月，他要让所有这些陌生人———出版商、读者、批评家、学者———满意，他们全都装备着他们自己的种种观念，诸如，写作是或者说该怎么样？小说是或者说该怎么样？非洲是或该怎么样？还如，满意是或者说该怎么样？你们会想，面对所有这些人，作为作家，这个家伙是如何轻松地忠实于自己的本质的？为了让别人满意，为了成为别人认为他应该成为的样子，为了写出别人认为他应该写的东西，他面临很大的压力；你们觉得，这家伙能一直不受这等压力的影响吗？
“我这可能说得让你们分散注意力了；不过，刚才我不经意讲出来的一个词，可能已经使你们竖起了耳朵。我谈到了我的本质，以及我对自己本质的忠实。关于本质及其衍生物，我能讲的就这么多；不过，这么说并不全面。你们肯定在心里问：在如今反本质的时代里，各种身份如同衣服，我们随便拿来、穿上又扔掉，作为一个非洲作家，我如何能证明我对自己本质的言说是正当的？
“围绕着本质和本质主义，我应该提醒诸位的是：在非洲思想界，有过一段混乱的漫长历史。诸位可能听说过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认同黑人传统’运动。根据这场运动的发起人的说法，‘认同黑人传统’是一个本质，它能把所有非洲人团结起来，使他们成为独特的非洲人———不仅包括非洲的非洲人，而且包括大量散居在非洲之外的非洲人；后者以前主要散居在新大陆，现在则在欧洲。
“柴克·哈米窦·凯恩是塞内加尔的作家、思想家，在此，我要给你们引述他的几句话。柴克·哈米窦曾经接受过一个欧洲记者的采访。那记者说，‘我感到很迷惑，你们赞誉某些作家，说他们是真正的非洲人。从事实来看，那些作家的身份值得质疑，因为他们用外语（尤其是法语）写作，他们的书是在国外出版的，而且，大多数读者也是外国人；他们能真正地被称为非洲作家吗？称他们为来自非洲的法语作家是否更妥当些？语言之于出身，难道不是一种更加重要的本质？’
“下面是柴克·哈米窦的回答：‘我提到的那几位作家都是真正的非洲人，因为他们生在非洲，住在非洲，他们的感觉也是非洲的……在生活经历、感觉方式、节奏和风格诸方面，他们与别的地方的作家判然有别，’他继续说，‘一个法国作家或英国作家的身后有着数千年的文字传统……而我们继承的是口语传统。’
“柴克·哈米窦的回答一点都不神秘，一点都不抽象，没有一点种族主义色彩。他只是适当地强调了那些不可捉摸的文化因素；因为我们不容易用文字把这些因素固定下来，所以常常会忽略它们。人们在肉体意义上的生活方式。他们动手的方式。他们走路的方式。他们微笑或皱眉的方式。他们说话的调子。他们唱歌的样子。他们声音的音质。他们跳舞的样式。他们相互接触的方式。手如何摆放，手指又如何感觉。他们做爱的方式。他们做爱之后躺卧的方式。他们思考的方式。他们睡觉的方式。
“我们非洲小说家能在自己的写作中把这些文化因素体现出来（在这一点上，让我来提醒你们，‘小说’一词进入欧洲各种语言时，具有最模糊的意义：它指没有形式的写作形式，写作是没有章法的，它的章法形成于过程之中）———我们非洲小说家之所以能把这些因素体现出来，而其他地方的作家却不能———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失去与身体的联系。非洲小说，真正的非洲小说，是口语小说。在书页上，它处于休眠状态，只有一半的生命；在我们身体的深处有一个声音，只有当这个声音把生命吹入词语，小说才会醒过来，才会把话说出来。
“因此，我要声明，非洲小说，就其自身而言，在第一个词被写下来之前，它是西方小说的批评，因为西方小说已经沿着脱离肉体的道路走得太远———想想亨利·詹姆斯，想想马塞尔·普鲁斯特———所以我们阅读西方小说的恰当方式，或者说惟一方式，是在安静和孤独之中。女士们，先生们，让我来总结一下我的这些论点———我发现，我的时间已经超过了规定———为了支持我自己的以及柴克·哈米窦的立场，我要引用一位专家的话；这位专家不是来自非洲，而是来自加拿大的雪原，他就是研究口语文学的大专家保罗·扎姆托尔。
第二课第二课 非洲的小说（3）
“‘自从十七世纪以来，’扎姆托尔写道，‘欧洲如同一种癌症，已经扩散到了全世界，起初还是偷偷地，但后来是以集约化的步子扩散；到了今天，这肿瘤正在毁灭人、动物、植物、环境以及语言。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每天都有几种语言消失，被抛弃，或者被压制……毫无疑问，从一开始，这种病的症状之一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学。通过对声音的否认，文学已经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已经繁荣起来，已经变成了人类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制止特权写作的时机已经到来……因为非洲在写作上所受外面的影响还不是那么严重；所以，也许，在政治—工业帝国主义的乞求下，我们伟大而不幸的非洲将发现，它比其他洲离这个制止特权写作的目标还近些。’”
艾古度讲完之后，听众们掌声雷动，情绪激动。他讲得很有力，也许，甚至可以说，很有激情。为了他自己，为了他的职业，为了他的人民，他站了起来。纵然他所讲的一切可能并不切中听众的生活，但他难道不应该为他的演讲得到报酬吗？
然而，伊丽莎白不喜欢艾古度演讲中的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