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佑，颐养天年。通过今天颐和园的布置，可以窥见慈禧晚年的精神状态。 拜神求寿颐和园由宫廷区、万寿山和昆明湖三部分组成。宫廷区以仁寿殿为中心。慈禧求寿心切，将“勤政殿”改名为“仁寿殿”，为帝后听政的地方。皇座后屏风刻有二百二十六个不同写法的寿字，殿内有一外形为九只仙桃的熏炉，表面刻有九只蝙蝠，桃象征“长寿”，蝙蝠谐音“福”字，九为极数，帝王专用数，合起来象征“福寿无疆”。 仁寿殿前露台上，铜凤在中，铜龙在旁，象征慈禧权高于皇帝。慈禧居仁寿殿后的乐寿堂，堂内绣品“百鸟朝凤”象征慈禧太后这位女性掌权者的神圣地位。 万寿山主要蕴含求神拜佛的多神教信仰主题。万寿山高五十八米五九，面南，中间沿中轴线而上，有云辉玉宇坊、排云门、排云殿、德辉殿、佛香阁、智慧海等建筑。 逐渐上升的建筑使人联想到天国。从题名看，佛道并列，象征天上仙界。“云辉玉宇坊”，“玉宇”是传说中神仙的住所。“排云殿”、“排云门”中的“排云”，语出晋郭璞《游仙诗》：“神仙排云出，但见金银台。”排云门广场置十二块太湖石，象征古人把周天划分为十二个天区，暗喻万寿山是宇宙中心。“佛香阁”为八面三层四重檐楼阁，高四十一米，建于二十一米高的石台上，成为万寿山最高点，象征须弥山顶（佛祖所在地，佛教神山）。佛香阁内供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为西方极乐世界教主，接引念佛人前往“西方净土”。供奉阿弥陀佛表明慈禧对神界永生的向往。智慧海建筑全用砖石，无一木梁，以“无梁”谐音“无量”（阿弥陀佛有十三个名号，如无量寿佛、无量光佛、智慧光佛等等）。“智慧海”名称和“无梁殿”谐音“无量”，都表示虔诚供奉阿弥陀佛的意思，慈禧希望能获接引，前往西方极乐世界。 万寿山后山中央部位建大型佛寺须弥灵境，北半部为汉式建筑，有配殿、大雄宝殿等。南部为藏汉混合式建筑，有香严宗印之阁、四大部洲殿、八小部洲殿、日殿、月殿、四色塔，体现藏传佛教建筑特色。四大部洲殿名引用佛语，佛教称须弥山坐落于四方咸海之中，咸海中有四洲。后山这些建筑象征日、月、四洲环绕须弥山。 下至万寿山后麓，有一条“苏州河”，岸边设商业买卖街，全长二百七十米，象征凡间尘世。“苏州河”与象征须弥山的万寿山构成一幅天上人间、似幻似真的象征画卷。暗合佛道“虚空”二字真义。 从植物看，万寿山前松柏成林，象征“长寿”、“永久”。 “昆明湖”模仿杭州西湖，筑两堤把湖面分成三部分，即堤东大湖、堤西养水湖和西湖。受一池三岛建园传统影响，三湖中设三岛，象征东海三神山。 “十七孔桥”宽八米，长一百五十米，连接东堤与南湖岛。桥两头分别为“铜牛”和“耕织图”，整个布局以神话牛郎织女为蓝本，铜牛和耕织图象征牛郎和织女，十七孔桥象征鹊桥，昆明湖象征天河。耕织图为石刻，嵌于十七孔桥北端延赏斋壁上。附近是一组建筑群，蚕神庙供奉蚕神，织染局从事养蚕、缫丝、织染锦缎。空闲之地，遍种桑树，象征帝王重视农桑。
第四部分：政治意义在先的皇家园林象征大一统的承德避暑山庄（1）
承德避暑山庄始建于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建成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历时八十七年，是清代皇帝夏日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场所，为我国著名的古代帝王宫苑，也是我国现存最大的园林，占地面积五百六十四万平方米。 避暑山庄包括宫殿区、苑林区。苑林区内安排湖景区、平原景区、山景区，湖景区浓郁的江南情调、平原景区的塞外景观和山景区的北方名山身影象征疆土。宫墙周长约二十里，采用有雉堞（女墙）的城墙形式，象征长城。园外东部和北部的外八庙各具汉、藏、蒙、维等民族建筑风格，与山庄内建筑意蕴呼应，象征清王朝对多民族国家的统治。因此，承德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建筑蕴含的政治象征义大大高于一般行宫的游憩意义。乾隆在《避暑山庄百韵诗》序中写道：“我皇祖建此山庄于塞外，非为一己之豫游，盖贻万世之缔构也。”可见，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建筑象征清统治者的国家观念。通过建筑，可以看到这种国家观念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以满族为多民族国家的核心，居最高统治地位，推动多民族和睦共存的大一统局面形成；二是积极吸收汉族文化，在保持满族文化相对独立的前提下，利用汉族文化维持国家政治正常运行。这两点贯穿了整个清朝统治时期。承德避暑山庄和外八庙以建筑象征的形式忠实记录了这两点政治内涵，因而具有不同于其他皇家园林的历史价值。 象征维护国家统一和满族的最高统治地位山庄的宫殿区制式为缩小的紫禁城，坐北向南，以万岁照房为界，分前朝和寝宫两部分。皇帝在前朝处理朝政，举行庆典，接见王公大臣、少数民族政教首领及外国使臣。正宫有一条中轴线，全部建筑分九进安排，象征帝王“居中”、“至高”的尊贵地位。 山庄正门名“丽正门”，为正宫中轴线的起点。位置正南居中，属后天八卦离位。《周易·说卦》：“离为火，为日。”又：“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其意与北京城正阳门相同，象征光明正大，元朝时北京城南中门就叫丽正门。“丽正门”三字用满、藏、汉、维、蒙五种文字镌刻，象征全国各民族和睦相处，祖国统一。 丽正门后是午门，康熙、乾隆曾在那里多次检阅侍卫的步射技巧，所以又称作“阅射门”。门厅墙壁上镶嵌着乾隆的三首阅射诗和一首策马诗，记述了乾隆十二岁时在此练射，二十箭中九箭的情景。“阅射门”象征帝王肯定“骑射”对创建和巩固清王朝的重要作用，弘扬满族以“骑射”为主要内容的“尚武”精神。 平原区主要是草地和树林。区内建有不同规格的蒙古包二十多座，其中最大的一座直径七丈二尺，是皇帝临时办公的地方，乾隆经常在此召见少数民族使节，象征团结蒙古和各民族。 从康熙到乾隆这段时间内，是边疆多事之秋。蒙古准噶尔部势力在噶尔丹率领下，一直到达天山南路，并自称可汗，向康熙提出北方统治权的要求。乾隆时期，居住在新疆天山南路的维吾尔族发生大和卓、小和卓叛乱。针对边疆问题，康熙、雍正和乾隆采取武攻文治张弛兼用的办法，康熙先后两次在乌兰布通和昭莫多打败噶尔丹，平定叛乱。乾隆也派兵镇压了大和卓、小和卓叛乱，同时，重视与各民族修好关系，和睦共处。外八庙建筑特别体现了“文治”策略的象征义。 “溥仁寺”。建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是唯一现存的康熙时期兴建的寺庙。建庙前不久，清政府平定了噶尔丹的叛乱，又逢康熙的六十寿辰临近之际，“众蒙古部落，咸圣阙廷，奉行朝贺，不谋同辞，具疏陈恳，愿建刹宇，为朕祝厘”，康熙以此为由，兴建溥仁寺。寺庙寓意施仁政于远荒，取名“溥仁”。溥仁寺的兴建，象征康熙皇帝对巩固边疆的高度重视，反映出康熙加强对厄鲁特、喀尔喀等蒙古地区的行政管理和中央政府与蒙古各部联系的考虑。同时建造的还有“溥善寺”。 “普宁寺”。俗称“大佛寺”，寺名象征“普天之下永远安宁”。建筑前部依汉传佛教传统的“伽蓝七堂”方式布置，主殿大雄宝殿内供奉三世佛。后半部建在九米多高的台基上，模仿西藏的三摩耶庙，以大乘之阁为中心，按“须弥山”和“九山八海”的格局构筑，具有鲜明的藏族建筑特点。主建筑大乘之阁高三十六米七五，外观正面六层重檐，阁内的千眼千手观音菩萨立像高二十二米二三，用松、柏、榆、杉、椴五种木材雕成，是我国现存最大的木雕像之一，具有汉族建筑风格。普宁寺融会汉、藏建筑风格，又兼容汉、藏两地对佛教的不同理解，象征了民族大融合、普天之下同享安宁的愿望。 “普佑寺”。建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为庆贺乾隆皇帝五十大寿、皇太后七十大寿和清军平定西北边疆叛乱而建。普佑寺为经学院，分为显宗、密宗、医学、历算四大部，反映乾隆对宗教和文化的重视，并借此保佑天下太平。 “安远庙”。仿新疆伊犁固尔扎庙而建，俗称“伊犁庙”。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阿睦尔撒纳叛乱，达什达瓦率部投归清政府，乾隆皇帝为了安抚达什达瓦部落，将他们迁徙到承德定居，并在驻地山冈上建安远庙。安远庙落成后，不仅成为达什达瓦部众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也是清王朝用来举行民族事务的场所，象征安抚远方各民族，巩固北部边防，维护国家统一。 “普乐寺”。建筑布局分前后两部分，前部由山门至宗印殿为汉族寺庙的传统形式。后部为坛城，城墙三重，第二层墙上四角和四面正中各置琉璃喇嘛塔一座，体现藏族建筑风格。主体建筑“旭光阁”，重檐圆顶，与北京天坛祈年殿相仿。阁内须弥座上置大型曼陀罗模型，曼陀罗上供双身立姿铜质“欢喜佛”像。欢喜佛原为印度古代传说中的神，佛教密宗沿用，在藏传佛教中为密宗本尊神，即佛教中“欲天”、“爱神”，塑像呈男女裸身相抱之状。男像正面对磬锤峰，表示“智慧”，女像遥对永佑寺舍利塔，表示“禅定”，此是佛教密宗最高修炼形式。整个建筑充分反映多民族建筑融会风格，融会的建筑风格与欢喜佛像象征“普天同乐”。 “普陀宗乘之庙”。“普陀宗乘”是藏语“布达拉”的汉译，建筑仿西藏布达拉宫而建，有“小布达拉宫”美誉。普陀宗乘之庙的建筑风格象征清王朝对藏民族的重视。普陀宗乘之庙位于山庄外面，与其他庙宇成拱卫山庄之势，象征臣服清的统治。此庙落成时，从伏尔加河流域率众返回祖国的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来承德朝见乾隆皇帝，为此乾隆皇帝亲笔御书《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刻巨石立碑于庙内。象征四海来归、天下统一的强盛局面。
第四部分：政治意义在先的皇家园林象征大一统的承德避暑山庄（2）
“殊像寺”。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乾隆帝同他母亲钮钴禄氏去山西五台山朝拜进香，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专门供奉文殊菩萨。佛教称文殊菩萨“智慧”、“辩才”第一，塑像骑狮子，手持宝剑，暗喻智慧即力量，智慧如利剑如猛兽，无往而不胜。文殊菩萨含有的寓意引起一向重视文治的乾隆注意，回到北京后特在香山静宜园仿五台山殊像寺建“宝相寺”。接着又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夏季于避暑山庄普陀宗乘之庙西建造殊像寺。殊像寺象征乾隆以“文治”替代“武攻”的治国方略，反映满族统治者从马背攻城略地的匹夫之勇到重视先进文化治国的转变。 “须弥福寿之庙”。“须弥福寿”是藏语“扎什伦布”的汉译，因建筑仿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而得名。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六世班禅长途跋涉两万余里，从日喀则来到承德，庆祝乾隆七十寿辰，乾隆皇帝对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