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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没有个说法的！莫斯科的报纸一定要有个说法才对劲儿，至少能报道个短消息啊！”爸爸又说。
“都十来天了，要是有说法早该出来了。”罗老爷说。
爸爸找来伊万，叫他弄来这几天所有的报纸，再找一遍看看有没有关于中国人在莫斯科的消息。伊万出去找来了一堆，开始查找。爸爸又叫我去看看电视，特别叫我注意那个曾报道过“麒麟城”事件的“ＴＢ５５”。其实爸爸已经每天都在注意这方面的消息了，只不过罗老爷这样一说，又勾起了爸爸的火气。
我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打开电视机。“ＴＢ５５”的新闻节目已经过去，我在所有的频道里找了一边，除了俄罗斯的歌舞升平，没有别的节目。
我曾问过伊万“仓库”事件，伊万说“全给没收了”就匆匆地走开了。爸爸可能不允许他们和我及舒拉妈咪提及生意上的事情，所以我完全等于是个“局外人”游离在他们周围。这是头一次爸爸吩咐我做有关“麒麟城”的事，我认真起来，坐在皮沙发上等待“新闻”出现的“迹象”。
罗老爷走到我的屋门口回头跟爸爸说“您忙吧，我在孩子这屋坐会儿”，就端着茶杯坐到我身边来。
那时的罗老爷看上去已经老了，头发花白花白的，脸上手上都有了些斑点，声音也不像从前那么洪亮了。罗老爷几乎是看着我在莫斯科一点点长大的，是从妈妈的老乡那边论，当年叫了“老爷”的。他虽然不常来爸爸这里，但我们却每次到“五月市场”都要去看看他的。看来这回莫斯科的情况叫老人家担心了。
罗老爷还是低头抽他的烟斗，问了我一句“怎么没上学”就再也不吭声。
ＮＴＶ电视台开始了一个“访谈”节目。一个莫斯科的经济学家在接受采访，谈的是俄罗斯的通货膨胀问题。他把很多现象都看的很开，说在体制转变的时代会产生很多因转变而滋生的新问题，而这些问题会在体制转变完成后淡化或者消失。主持人问他“那么美国的经济体制算是已经成型很久了，他们为什么也会有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等类似的经济问题？”经济学家说，美国的体制也是在转变中，中国的体制也是在转变中，这个转变的过程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不可能有绝对的“健全”。
罗老爷的俄语非常精，他明显是听清楚了电视里的论调，因为罗老爷也忍不住低声骂出一声。
电视里的主持人是在莫斯科很有名望的伊琳娜·尼古拉耶夫娜，但我没看清那位经济学家的名字，不知道他在明天会不会遭到媒体的抨击。
“罗老爷，您的货都在北方楼存着吗？”我小声问罗老爷，生怕触了老人家的伤心事。
“没有。我还有不多的货了，都在我的家里放着呢。本来厂家要发货过来的，这个情形，人家不能发了。”罗老爷一声叹息。
“还是气球吗？”
“还是气球啊，我原来在中国就是乳胶厂的啊，现在给厂里专卖气球。”
“您卖了快十年了吧？”
“整八年。我在莫斯科批发出去的气球可没数儿了。”
“不回去了？”
“老伴昨天还劝我回去呢，她说莫斯科她住够了。”
我当年那些有“深度”的惆怅也仍然是少女的惆怅，怎么也难达到罗老爷的那种感伤。但我知道来莫斯科的中国人都是为了什么，目前的情况持续下去，莫斯科的华人就等于失去了生存的环境，这对大家来说，不亚于一场灾难。
2003年春节期间，舒拉妈咪在电话里提到了罗老爷。她说罗老爷已经回到了中国，他住在大连，罗老爷让舒拉妈咪转告我，他想我，让我有时间去看看他。
2002年我离开莫斯科的时候知道罗老爷已经在安排回国的事，我对他说，罗老爷，我先回去，你回去的时候想办法通知我，我一定去看你。罗老爷说，快了快了，等你在中国把生意搞成，我去看你呢。
2003年盛夏，“聆”公司的一个客户就在大连，邱雨寒说，小艳你正好可以去大连把合同签了。
我来到大连，马上按照罗老爷留给舒拉妈咪的电话号码打电话，电话的那头说，我是他的儿子，您有什么事？我父亲一周前去世了。
大连的老虎滩，海风潮湿、强劲，盛夏季节里风仍然很凉。海风中飘着很多用作广告的氢气球，高高的，大大的，比罗老爷当初在莫斯科卖的气球要大上几百倍。
罗老爷的儿子说，父亲是研究《易经》的，一辈子都在试图找一些关于命运、人生的所谓道理，但他却不能使自己长寿一些，闯出去为儿女拼命赚钱，为儿女的儿女拼命赚钱，等把大把的钞票带回家里的时候，他却没有享受的机会了。
我掐指一算，罗老爷今年才六十七岁。
十年前罗老爷给爸爸算了一卦，爸爸没能躲过那场变故，伤了元气，再没能翻身。十年前罗老爷也当着爸爸和舒拉妈咪的面给我看了相，他说，小细艳，你应该回去，你长成大姑娘的时候应该回中国嫁人，你不是“走汪洋”的人。
第五章 阴阳之间未婚的邱雨寒
邱雨寒早过了婚龄，他至今未婚。
九年前，我第二次见到邱雨寒的日子，是五月一日。
那天莫斯科的街上行人手捧鲜花的很多，学生们穿戴整齐的也很多，可惜我们学校没组织什么游园活动，我只是和几个女生随便地去红场看了看热闹，就信步逛了阿尔巴特大街。五一节是俄罗斯的大节日，到处都可以看到胸前挂满勋章的老人们，街头搭起的台子上有歌星在唱歌跳舞，人们手里几乎都攥着个彩旗气球什么的。我眼前被一面绿色的小旗子挡了一下，我拨开旗子，后面的人是邱雨寒。
他请我们几个女生吃冰激凌，给和他在一起的一位俄罗斯女孩子买了瓶可口可乐。我注意看了看那女孩子，皮肤白净得无血色，头发却染成了黑色，对比度产生的突然而且强烈。
我的同学好奇地结识邱雨寒，把他当作了我的“乡党”。
“红场的仪式看到了？”他问我。
“没看到，我们来的晚。”我说。
“不如看歌星唱歌了。”他说。
“歌星也是三流的歌星嘛。”我说。
“一流的都在电视台呢，能看到三流的就蛮好啦。”他说。
我不知道怎么和他说话，用俄语和汉语都找不到和他的话题。我吃了他买的冰激凌，感觉刚刚开始了五月就好像夏季一样炎热。
邱雨寒的模样很中国，身上是看不出他怎么有钱的，讲话也随和得显不出睿智或聪明来。他的笑脸让人很想和他聊天，我的女同学们都能和他起劲儿地聊起来。我琢磨自己，不能在他面前随便的原因应该是我知道了他和“麒麟城”的瓜葛。这个“瓜葛”牵扯的人和事都好像很多，包括我一直说不准他使得“麒麟城”重新开业这个作为，到底是帮了我家的忙，还是有意识在逐渐“吞并”我们王家。对于这件事，爸爸在当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热烈的感激，我在潜意识中便结了个不松不紧的疙瘩。
邱雨寒比我大，但那时他脸上好像还有和我一样的稚气。
我多看了他一眼，几个女生围着他表现得都蛮有热情，他也许是个情种，天生招女生喜欢。他的“冰美人”并没有在意我的同学们大胆的殷勤，把目光集中在街当中舞台上高歌的歌星身上。
我感觉脑子里很分散。节日是喧闹的，身边是嘈杂的，我却终止不了脑子里的凌乱。我用汉语对邱雨寒说“我们还是找个地方坐坐吧”，邱雨寒指着附近一家咖啡店说“就那了”。
当然是满员的，节日里俄国人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咖啡厅。“冰美人”在服务小姐的耳边询问了几句，然后向大家示意上二楼。
二楼是高贵的雅座。一个房间完全空着，被我们热闹地塞满了。我的同学悄声问我“这里要交好多钱吗？”我无言以答，想想是邱雨寒的女朋友要来这里的，大概邱雨寒不会付不起这里的开销，就冲同学耸耸肩。
“我们在这里吃午饭吧。”邱雨寒说。
“我们吃过了。”我和我的同学们异口同声。
“那，”邱雨寒想了想，“我们开两瓶香槟吧！”
他问明了服务小姐这里的酒水和小吃，在菜单上点了几下，没有多久就送上来了一桌东西。邱雨寒拿过香槟酒，拧动着瓶盖儿，大家掩耳，随即欢呼。
“来，小艳，节日快乐！”邱雨寒先敬了我。
他把自己的女朋友“晾”在一边，先敬了我。他是用汉语敬了我。
我一时间不好意思起来，连忙站起，端着香槟和他撞了，又和他的“冰美人”撞了。我不知道自己是渴了还是被酒味儿迷了，竟然一口喝干了杯里的香槟。
余下的时间里大家说着各种各样的逸闻趣事，吃着各种各样的干鲜果品。我的同学们开始崇拜我，并通过我崇拜邱雨寒。她们发现菜单上的价格表，知道吃一粒“泰国腰果”的价格相当于吃一个鸡蛋，吃一条“荷兰虾条”等于吃掉一个黑面包，她们还很少吃过这样的零食，而且是就着好喝的酒水吃下去的。我从她们的兴奋中开始觉察我们这样可能是接近奢侈了。
从普通的俄罗斯人或者莫斯科人中间，我听到的声音是“日子已经开始艰苦了”。我没有老苏联时期的参照，但我知道很多同校同班的女生生活很节俭。我知道今天的这顿热闹的饭菜会让我的同学们更加深了我是“有钱家的女儿”这个概念，也许会演绎出来莫斯科的中国人都是富翁的效果出来。但对于这些莫斯科城里和我一样稚嫩的人群来说，中国人在莫斯科做得如何辛苦艰难，的确不是什么有趣味的话题。我看到我的同学们眼睛里有羡慕的神色，但我自己虚荣不起来，我观察邱雨寒，他的脸上也完全没有虚荣。
俄罗斯民族对“羡慕”的表现比中国人明朗，这我知道。我喜欢这样的明朗，我的确不喜欢东方的“含蓄”，尤其是当“含蓄”到了“暧昧”的程度。
“很多钱吗？”我在吃喝间问了邱雨寒一句。
“还好，包间自然要贵一点儿。”他说。
“对您的女朋友可以，对我们这些学生您真不应该花这样的钱呢。”我像是很随便地说出来。
“也没什么嘛，这个女孩儿也不是我的女朋友，他只是我一个俄国搭档的女儿。”他说。
我可能是不胜酒力，感觉到热得很厉害，脸上一定红了。我注意看了看其他人，除了“冰美人”没有喝酒以外，大家的脸都奔放着红润。两瓶酒所剩无几了。
“真是疯了。”我说。
邱雨寒看了我一眼。眼睛里带着笑意。
我想多少也应该找些话来和他说，不然很不舒服了。
“你们家的生意好吗？”
“还好。”
“关了那么多中国人的生意，你们没受到什么影响吧？”
“多少影响了，酒店的中国人走了一半了。”
“老毛子整咱中国人干啥？都干的好好的。”
“是啊，人家说整就整一下，怎么说咱在这也是二等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