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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十大佬的生存智慧-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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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李鸿章的病死,使盛宣怀人生中最大的对手袁世凯开始浮出水面。1902年,枭雄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随即,开始与盛宣怀争夺企业的控制权。最终,铁路总公司被裁撤,盛宣怀在电报局中的势力完全丧失,招商局亦受到影响。   
  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由盛宣怀策划的“铁路国有”命令,盛与四国银行团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1911年盛宣怀就任邮传部大臣,由于其将已经允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交由列强修筑,而引发了辛亥革命,并被斥责为卖国贼,不得不亡命日本。辛亥武昌起义后,盛宣怀被革职,在外国公使保护下逃亡日本。   
  辛亥革命后,盛宣怀在政治上失势,但仍有经济实力。   
  1913年再任轮船招商局副董事长,汉冶萍公司董事长,并以公司财产为抵,向日本大举借款,在资本运作的舞台上,长袖善舞。次年,年迈的盛宣怀身体日渐衰弱,慢慢走向了生命的尽头。不久,盛宣怀在上海病逝,终年73岁。对于生活在太平盛世的现代人来说,盛宣怀成为了永远无法复制的旷代绅商,仿佛殿堂中供奉的神像,只能于膜拜顶礼、赞叹感慨中摹想其风采和音容笑貌。离乱动荡的特殊历史环境给这个人的生平经历抹上了一层厚厚的神奇色彩。另外,他还留下了一本书——《愚斋存稿》,是一本别有生趣的著作。他的历史形象已经在现代人的意识中凝固成“官商典型”了,盛宣怀现象就是“官商经济现象”。   
  “官商经济”的盘根错节是中国走向复兴的不可逾越的阶段,盛宣怀依附于朝廷,靠公款营业项目起家,在特权中投机获利,在一段时期内也确实是春风得意,以至于成为后世商人顶礼膜拜的偶像级人物,而结果呢?终究敌不过更大的官商和外商而一败涂地。   
  盛的后代们,大都在国外了。其中,日本的盛氏后人还给上海交大捐款建了留园。留园是盛氏后代在日本建立的中餐馆,因为盛宣怀家族在中国上层社会的影响力,所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不少日本首相是留园的常客。美国总统到日本访问,也到留园就餐,当然目的还是希望能够获得跟中国打交道的其他通道。可见,盛氏家族对中国的影响力仍未终结。   
第51节:坚持,再坚持,是你的终归是你的     
  第十章   
  张謇:状元也能下海   
  张謇是一个成功的“儒商”,这个昔日的状元郎,习惯与八股文打交道的文人突然用数字说话,向世人展现了他的实力。其实张謇的出道并不顺利,首先是在科考路上受尽磨难,最后虽然中了状元,但只能投身他的老师翁同龢率领的清流阵营中去,自然是不得权势,备受打击,但是张謇却能另辟蹊径,弃政从商,从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张謇的转型颇值得我们学习,因为他的转型并非是盲目的,他从商前先调查了中国海关的进口数据,发现棉纱是大项,于是就选择了从创办纱厂入手。   
  概念可能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但是理念和智慧却是不会变的,如果你想从商,有一番作为,不妨学学张謇。   
  自从最高层搞了科举以来,公务员招考制使平民子弟有了奔头。无数的年轻人放下锄头,放下算盘,放下麻将,投身到轰轰烈烈的科举彩票摸奖中去。一旦中奖了,则光宗耀祖,衣锦还乡。要是摸到了状元的头彩,就赢了大满贯,位子、票子、车子、面子、娘子,全都有了,就可以爽得挂着大红花带着车队满北京城地走秀。   
  状元虽每届选一个,但这么多年累计起来,人数也很多了。不过状元下海办公司的,在上千年的状元史上就只有一个人了,此人便是张謇。在过去,经商是被大家鄙视的,连秀才都不屑于干的事,更不用说举人、进士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张謇应该是最特立独行的状元,也可说是最成功的状元了,因为其他的状元都是“独乐乐”,而只有他是“众乐乐”,一生不倦地拼经济,建设他心目中的富强国家。   
  (一)坚持,再坚持,是你的终归是你的   
  张謇,字季直,晚年号啬翁,江苏南通人。张的爷爷是个贫农,靠着当上门女婿在经济上打赢了翻身仗。爸爸继承了那二十亩地后,进一步开拓了经济增长点,雇了十多个伙计办起了瓷器店。张謇在家排行第四,清咸丰三年(1853年)生,他小时侯就天资聪颖,才四岁就能背诵《千字文》,十五岁已修完传统的四书五经,是块念书的材料。   
  人的运气是不一样的,他虽然聪明过人,但是考试却很不顺,中举之路更是非常坎坷。张謇的父母虽然是生意人,但当时的社会普遍鄙视商人,所以还是常受人欺负,他们十分希望儿子能够靠读书来做官,为家族长脸。(那时候对穷人来说,读书是一种非常好的道路,因为几乎不需要什么大的投资,最大的投资在于辛勤努力,而穷人往往不缺乏这些,缺乏的是机会,读书中举是个很好的机会。)   
  但是,当时有一条非常带有歧视性的规定,叫做“冷籍不得入试”。所谓“冷籍”,在清代,即指三代没有做过官,或三代以内不曾有人中过秀才、举人之类的家族。张謇的爷爷和爸爸都是文盲,连字都不认识几个,这种“冷籍”之家,怎有资格进科场应考?还好,后来总算探得一个补救的办法:按官场世俗的惯例,在同族中请一个做官的人出来“认保”,再请同县几个贡生连环“派保”,才可以去应试。张謇的爸爸没辙,只好去找儿子的老师宋璞斋商量。宋老师就介绍张氏父子结识了有籍在册的另一家姓张的,送了银子之后,就以认爹的方式取得了考试报名资格。   
  尽管很费周折地报上了名,张謇自己也意气风发、信心百倍的,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是名落孙山,白忙活了,而且,成绩在百名开外。宋老师怒了,损他说:“省省吧你!就算一千个人去考,录取九百九十九人,就一个落榜的,也是你自己!”这话说得就相当地过分了,稍有羞耻心的人都难以接受。   
  张謇一听,羞愤交加,回头就在书房的墙上到处写上“九百九十九”五个字用以警示,同时,发扬悬梁刺股的精神,更加用功,终于学业日渐精进。   
  同治八年,他的干爹迷上了吸毒,家底都抽光了,没钱买毒品,情急之下,就以要揭发为要挟,敲诈勒索张謇一家。一再二,二再三,遭到拒绝后竟真的向官府揭发了。于是,“假冒籍贯案”东窗事发。这一场官司拖了很久,把张謇一家也拖穷了。时任通州知州的孙云锦知道这件事后,同情年轻人的前程,就亲自调停,求助于江苏学政彭九余,彭九余行文礼部,同治十二年(1873年),礼部同意让张謇重填履历,结案了事,免于处罚。   
第52节:职场的得意带来考场的胜利     
  (二)职场的得意带来考场的胜利   
  虽然科考上“屡战屡败”,但是张謇没有灰心,该怎么学还怎么学,仍然博览群书,增长见识。同时,他也不好意思增加父母的负担了,就边工作边考举。可见,张謇在前半生始终有着“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为此,他全力以赴,历尽艰难考秀才,直至于不惑之年高中状元。   
  张謇旧照考场失意,职场得意,工作找得还不错。经人介绍,他到淮军大佬吴长庆府中当秘书,1881年,袁世凯也投奔吴长庆,吴长庆嫌袁世凯文化低,就让张謇辅导他读书,并让袁对张执弟子之礼。袁世凯虽然学习不好,但是张謇通过与其交谈,发现此人头脑清醒,办事精明,于是与朱铭盘商议,向吴长庆推荐袁世凯,袁才得以出头。可以说,张謇还算得上袁世凯的恩人。   
  光绪八年(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张謇随军奔赴汉城。在朝期间,张謇写了不少鹰派文章,对外持强硬政策,很快就受到了南派“清流”首领潘祖荫、翁同龢等的赏识。张謇和翁同龢虽出生时间不同、门第不同、政治地位不同,但有一点相同,即他们的祖籍均是江苏常熟,放大一些都是江苏人,同乡往往有其独特的亲和力,这是中国政治的一大特点。在张謇的才学渐渐为世人所知后,便受到已经身居高位的翁同龢这位同乡的格外关注。   
  自张謇从朝鲜回国起,“清流”领袖就有了扶他上位的意思,在四次的礼部会试中都暗中识别他的卷子,但是几次误将他人卷子认作张謇而取中会元。   
  光绪十二年(1886年)张謇应礼部会试不中;光绪十五年(1889年)赴会试,考官误将无锡孙叔和卷当做张謇卷,孙中而张落,潘祖荫为此气愤不已,拒不接受孙的拜见;光绪十六年(1890年)应会试,场中误以陶世凤卷为张謇卷,陶中会元而张落第;光绪十八年(1892年)赴会试,试卷又被武进刘可毅所冒,刘中会元而张又落第。可见“清流”是多么着急地要提拔他。   
  光绪二十年(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辰设恩科会试。二月,礼部会试,张取中第六十名贡士;三月,礼部复试时中一等第十名,“初定十一,常熟师改第十”;四月二十四日,殿试时翁同龢命收卷官坐候张謇交卷,然后直接送到自己手里,匆匆评阅后,竭力加以拔擢。翁同龢不但做了其他阅卷大臣的工作,把张謇的卷子定为第一,还在光绪帝引见时,特地介绍说:“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由此张謇得中一甲一名状元,循例授六品翰林院修撰。说是皇上钦点,其实皇上很少改动阅卷大臣拟定的结果,一般都是批个“同意,请酌情处理”完事。除非准状元名字太不吉利,叫“王国钧”(亡国君)或“傅明”(反清复明),呵呵,那可能就是杀头还是充军的问题了。可见,中进士,靠考生的本事就行,因为卷子是密封的,但要中状元,那可不仅是本事了,还得凭运气。有句特宿命的话:“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说得过了,但也不是没道理。这彰显着一种人生态度。   
  至此,张謇算是第一次登上了中国历史的大舞台。他此时的角色,已经是万人瞩目的新科状元。那时代的状元可不同于现在的高考状元,不用靠巡回报告挣点小钱,而是可以堂堂正正地站在紫禁城里,捏着银子,抑扬顿挫地讲着话。     
第53节:状元决定下海啦——他玩得转吗?     
  (三)状元决定下海啦——他玩得转吗?   
  张謇必须跟着清流混,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举,因为他的一切是清流给的。但他又不像张之洞,出身官宦世家,洞悉官场奥妙,懂得“不可得罪巨室”。他这个普通平民家历尽磨难的孩子,只知道中国的百姓太穷苦,中国太弱小,他想改变这一切,但是他无权无势,拥有的只是一支笔。所以,甲午之战他跟着翁同龢一道坚决主战,写奏折弹劾李鸿章。可最终,惨淡的结局使他备受打击,对政治感到失望。   
  不久,张謇接到父亲病危的电报告假回家。可当他赶到家中,老父亲已经去世。这件事对他打击很大,觉得自己空有状元之名,实在是做不了什么实事,决定不回单位上班了。直至七十岁修订《年谱》时还说:“一第之名,何补百年之恨,慰亲之望,何如侍亲之终。”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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