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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老子指手画脚呢？
想到这里，他没好气地顶了一句：“我和高岗同志是工作关系，没有什么不正常的。他搞没搞阴谋我不知道，反正我没搞阴谋！”
邓小平讥讽道：“漱石同志不够意思啊，不如高岗同志。高岗同志还公开替你说话，你为什么不投桃报李，也公开替高岗说话呢？”
邓小平说的，是指饶漱石在组织工作会议上的问题被揭露后，高岗跑到毛泽东那里去给饶漱石说情，结果反而让毛泽东起了疑心这件事。高岗两次找到毛泽东，要求保护饶漱石。高岗对毛泽东说：“主席呀，饶漱石现在不得了了，请主席给他解围吧。”毛泽东严肃地反问高岗：“你为什么代表饶漱石说话？我在北京，饶漱石也在北京，他为什么要你代表，不直接来找我呢？在西藏还可以打电报嘛，就在北京嘛，他有脚嘛。”几句话把高岗噎了回来。
饶漱石又反驳说：“高岗怎么替我说话，那是他的事。总不能他的言行，由我来负责吧？”
朱德听出两人的话语都带刺，用手敲了敲桌子，说话了：“漱石同志啊，你都是中央的组织部长了，怎么还不满足，还不安分守己呀？是不是个人主义、私心杂念太重了？”
饶漱石很尊重朱德，口气软软地：“总司令，您批评得对，我有个人主义，有私心杂念。”
朱德接着说：
“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个人主义膨胀，就会发展成个人野心。有个人野心的，结果都不妙呀！张国焘我最了解了，他就是这么个问题，他是个很好的反面教员。你可要当心哪！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我们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党的团结。你破坏了党的团结，党就要严肃批评你。你也应当深刻反省，深刻检讨。不要为自己辩护，辩护是没有出息的，没有出路的，也是不会得到党的谅解的。我说的你赞成不赞成呀？”
饶漱石连连点头：“赞成，赞成。”
朱德流露出满意的神情，端起茶杯，细细品起茶来。
饶漱石抓起笔，在笔记本上记了一些。
刘少奇环顾朱、周、陈、邓，问：“大家看还有什么意见？”
周恩来对刘少奇说：“差不多了。你说说吧。”
刘少奇点点头，带有总结性地说道：
“饶漱石同志，今天中央找你谈话，是按照主席的指示办的。刚才总司令、恩来、陈云、小平同志谈了很好的意见，很深刻，很尖锐，也很中肯。希望你听得进去，虚心接受，认真思考。你对自己错误的认识，我和书记处的同志认为是远远不够的，很肤浅，很多问题不认账。你对中央的批评，也有抵触情绪。这都是极其错误的。党现在是教育你，帮助你，挽救你，希望你能迷途知返。浪子回头金不换嘛。”
饶漱石阴沉着脸，闷着头飞快地记录。
刘少奇呷了口茶，继续说：
“漱石同志，我的意见，下一步你对自己错误的认识，需要从两方面深挖。关于错误性质，要从地下活动，非组织活动，和高岗串通一气向党发难来认识检讨。关于错误根源，要从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恶性膨胀，有个人野心，搞政治投机来认识检讨。你从来没有经受过整风锻炼，你这方面是缺了课的。这一次，党要给你补课。”
刘少奇停顿了片刻，问饶漱石：“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饶漱石抬起头来看了刘少奇一眼，又低下头去，思考了一下，声音低沉地表态：
“我感谢中央对我的教育帮助。少奇同志、朱总司令、恩来、陈云以及小平同志的谈话，我都听进去了。我要进一步认识自己的错误，深刻地，当然也要实事求是地认识和检讨。在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上，我要认真做自我批评，虚心接受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按少奇同志说的，补上整风这一课。我的态度，就是这样。”
刘少奇向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递了个眼神，那意思分明是，今天先这样吧，至于饶漱石能不能对错误的认识加深一步，那就只好到四中全会上看了。
１９５４年２月６日至１０日，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出席全会的正式中央委员３５人，候补中央委员２６人。列席全会的有党、政、军和人民团体的主要负责同志５２人。
毛泽东依然在杭州，主持起草《宪法》。他稳坐钓鱼台，放心地让刘少奇主持中央全会。
全会开幕的第一天，刘少奇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委托，在会上做报告。
全会议程和刘少奇的报告，完全是按照毛泽东从杭州来信的交代进行的。刘少奇的报告共分三个部分，一是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是关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三是为增强党的团结而斗争。
刘少奇做完报告后，全会进行了热烈讨论。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４４人做了重要发言，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活动。
高岗、饶漱石迫于形势，做了一般性的检讨。
高岗嘴上表示要在全会上做检讨，实际上是虚与委蛇，刘备摔孩子——做样子的。他根本就没有下功夫准备检讨稿，而是简单嘱咐了几句，让秘书给他弄了个稿子在会上念了念。饶漱石却不同，会前刘少奇正式通知他要在全会上做检讨。据饶漱石后来说，他闻言吃了一惊。但他还是勉强表示要认真检讨自己在不利于党的团结方面存在的问题。
经过一番咬文嚼字的准备，饶漱石在全会上念了下面这份《关于我的错误的自我检讨》：
我完全同意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四中全会做的报告，衷心拥护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所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
根据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和中央这个决议（草案）的精神和原则来检查我的思想行动，我是有很多严重的缺点和错误的。
首先，在党的团结方面，我曾经不止一次地犯过错误。现在回想起来，我和党内不少同志都发生过争吵和彼此关系搞得不好。发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在我这方面来说，有些是由于个人主义的感情用事，有些是由于思想方法的错误。因此，我在处理同志关系问题上，没有紧紧掌握毛主席指示的正确方针，即“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而往往将个别的、局部的问题，不适当地提到原则的高度，采取生硬的态度来进行批评和斗争，造成了对党的团结不利的结果。
在这里，我想着重检讨下面两件事情：
其一是１９４３年我与陈毅同志在华东敌后共事时曾一度关系搞得不好。当时我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有严重错误的。这个问题的发生，首先虽然是由于我对陈毅同志不熟悉，主要还由于我对客观情况估计不足。因为那时我们是处在敌后游击战争的严重环境中，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和扩大敌后根据地是党和人民最高利益之所在。陈毅同志具有丰富的革命战争经验，且与华东部队及各方面的干部都有密切的联系，而我则初到解放区不久，既无革命战争经验，在人事和工作上又都很生疏。所以，当我和陈毅同志在一起工作时，如果自己能清醒地估计到上述情况，并严格地从当时战争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那么，我就应当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来保证我和陈毅同志团结共事；即在双方关系已经发生问题之后，我也应当主动地向陈毅同志把问题说清楚，以求得继续和他团结共事；甚至在陈毅同志已经到了延安之后，我还可以而且应当采取各种办法来争取和欢迎他返回华东工作。可是，我在当时恰恰没有这样做，反以为陈毅同志在中央能把他自己的问题搞清楚为好，致使陈毅同志终于离开了华东，使华东工作受了损失。这是应当由我负责的。
其二是去年七八月间我与安子文同志在中央组织部共事时也曾一度关系搞得不好。这次我所犯的错误尤为严重。虽然，这一关系问题在去年１０月刘少奇同志所主持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领导小组会议上做了处理，我在那次会议上对自己的错误也有所检讨。但现在看起来，我在当时的检讨显然是很不够的，还必须做下面三点补充：
一、在争吵发生之前，我既未向中央报告和请示，争吵发生之后，我又自行其是，不尊重刘少奇同志的意见，未遵照他的指示及时停止这场争吵。结果不仅造成中央组织部工作上的损失，而且使刘少奇同志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发生了困难。在我认识错误以前，我甚至向刘少奇同志本人和在私下向个别同志表示过对刘少奇同志的不满。这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
二、我对安子文同志所提出的某种名单发生过错觉。因此，我对安子文同志产生一种宗派主义的思想和做法。
三、在争吵过程中，我对党、对同志的态度也有不老实的地方。例如，当时我本想以毛主席深知谭震林同志为例来告诉安子文同志对谭震林同志所说的“收回三权”的话不必加以深究，却说成看见毛主席在听到谭震林同志说“权、权、权”之后只是笑了一笑。事实上毛主席在听到谭震林同志的这句话之后，曾立即对谭进行过严格的批评，并在财经会议后为此分别召集各大区负责同志谈话，反复进行加强党内团结的教育。又例如，关于李楚离、龚子荣两同志未参加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的问题，事实是安子文同志提议李、龚两同志要参加，而我则认为他们可以不必参加，刘少奇同志正是根据我的意见而批准领导小组名单的。但当安子文同志在中央组织部的正副部长接头会上说明这一点时，我反怪安子文同志说话不择场合，并极力否认这一点，说我也赞成李、龚两同志参加；同时反把责任推到刘少奇同志身上，说名单是刘少奇同志宣布和批准的。这是一种很不老实的态度。
在这里，我还应当检讨的另一个问题，是我与某些同志虽未发生过争吵，但彼此关系也不正常。例如，我在东北执行小组时期，因到过东北局，故对彭真同志处理东北问题也有过意见，但过去从未向他本人谈过，却曾多次在其他同志面前谈起。在我和彭真同志直接接触时，也曾经表现对他不尊重，甚至向他发过脾气。这些都是错误的。这反映我对彭真同志有一种宗派主义的情绪。
其次，在服从整体利益方面，我也曾经犯过错误。例如：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财力和干部的调配上，我往往从华东本身考虑得多，而对中央和其他地区的困难和需要考虑得少。因此，当时我曾经在中央所召开的会议上，对薄一波同志和杨立三同志提出过批评。现在检查起来，那些批评是有错误的；特别有一次我曾对周恩来同志发脾气，更是一种严重的错误行为。这严重地反映了我是如何过分地强调局部利益，而当它和整体利益发生矛盾时，我又是如何地意气用事。又如：我在华东工作时，对中央各部门和他们派到华东来指导工作的同志，尊重和支持不够，因而有时使他们在指导和处理华东工作上发生某些困难和顾虑。这是我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