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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一些当时受我影响而对陈毅同志不满的同志，跟我一起犯了错误。
（五）我在这件事情上犯的错误发展到最高峰，是在陈毅同志到了延安之后。陈毅同志见到毛主席并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和解释之后，立即做了正确的、诚恳的、彻底的自我批评，并发电报向我们进行自我检讨，其中对他自己批评很严，而对我和华中各同志并无只字批评。当时毛主席也曾来电指出，这次争论“仅属于工作关系性质，现已不成问题”。主席并特别指出，陈毅同志在内战时期和抗战时期都有功劳，并未犯过路线错误。主席来电中也无只字批评我和华中的同志。很显然的，陈毅同志和主席的来电，完全是从加强党的团结出发的。我当时如果能够站在党的立场来看这两个电报，就应当有所感动而反躬自省。可是，我却丝毫没有从中得到启发，来虚心检讨和改正自己的错误，以达到继续与陈毅同志团结共事，不负中央的期望。相反地还对陈的自我批评表示不满，复电内容与毛主席指示的精神完全相反，实际上是把主席和陈毅同志的来电顶了回去，从而使自己的错误由对陈毅同志进行斗争发展到对毛主席和党中央不尊重。这说明我缺乏自我批评精神，不从团结出发，和胆大妄为已发展到如何严重的地步！
综上所述，黄花塘事件本身，并不是党内正常的政治、组织问题或路线问题的争论，而是我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出发，为了建立个人威信和巩固个人的领导地位，而不顾党内团结，不顾革命战争的利益，采用了不正确的斗争方法，抓住陈毅同志的个别缺点来打击他，并在事实上造成了赶走他的结果。这种斗争，完全不是从党的利益出发的，而是从个人的野心出发的；这种斗争绝不能加强党的团结，而只有破坏了党的团结；绝不能起到正确的教育自己，教育同志，锻炼和提高党的战斗力的作用，而只有造成党内是非不分，思想混乱，并使许多被我的错误所影响的同志也跟着犯了错误。幸得有党中央毛主席正确的方针、路线的领导，幸得有华东广大干部忠实地执行党的方针路线，在各方面努力进行工作，这样，才使得华东的工作，在陈毅同志离开之后，没有因我的这一错误而遭受更大的损失。
我现在回忆起十年前这一历史事件，痛切地感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我辜负了当时党中央对我的信任和委托，做出了损害革命事业和人民利益的行为，并使陈毅同志在精神上、威信上遭受莫大打击。我对陈毅同志犯下了这样的罪行，我深深地感到对不起陈毅同志。十年来党中央和毛主席始终对我宽容，陈毅同志也始终不记旧怨，对我委曲求全，耐心地等待我的觉悟。而我则不仅在事件过去后没有从中得到应有的教训，反而一直执迷不悟，并且在十年来我还在个别次要生活作风问题上，一直对陈毅同志存有偏见，看不到他的优点，看不到他的为党的事业而忘我工作、不记私怨的高尚品质，如果不是这次党的四中全会向我敲了警钟，我对自己的这一错误还毫无觉悟。这只能证明我的党性不纯，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已如何严重地蒙蔽了我的共产主义的良知。这是值得我特别严重警惕的。
第二，关于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人选问题：
一九四九年陈毅、粟裕、刘晓三同志由北京开完人民政协返沪后，华东局常委曾讨论过成立华东军政委员会的问题。当时陈毅同志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并讲到他在北京时，毛主席主张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以陈毅同志担任为宜，因陈表示谦让，主席即要他回华东局商量后再做决定。当时我如果没有任何个人主义的打算，就应当坚决拥护陈毅同志当军政委员会主席，可是当时我并未这样做。在华东局常委就此问题交换意见时，并未根据毛主席的主张来进行研究；事后，组织部所提出的华东军政委员会人事安排名单，也未再提到华东局正式会议上讨论通过，而仅由在家的几个常委传阅了一下，即算做华东局的建议，由我带到中央。当我见到毛主席时，主席又当面告诉我，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本拟以陈毅同志担任，但我除了仅仅以虚伪的态度要求改变由我来担任此职的建议外，并未有任何诚恳和坚决拥护由陈担任此职的表示。这样，就不能不造成主席和中央在处理这个问题时的顾虑和困难。因此，最后中央还是决定了由我当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俟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名单公布之后，党内外发现除华东外，其他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均由军区司令员兼任，一时揣测纷纷，曾造成不良影响和损失。
这件事说明，我在处理有关个人地位的问题时，完全是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作出发点，而不是以党的要求和人民的利益作出发点，所以，在处理过程中表现出：（一）我在党内外斤斤计较个人地位；（二）为了达到个人地位的目的和要求，对党对同志不是采取老实诚恳的态度，而是采取了虚伪的、极不老实的态度；（三）为了达到个人地位的目的和要求，我甚至发展到对毛主席和党中央不尊重、不老实。这个错误，严重地暴露了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并且说明这种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野心家的程度。
第三，关于我来北京休养的问题：
一九五二年一月，华东局各负责同志发现我疲劳过度，颜面痉挛，无法工作，乃决定要我休息一个时期。因我不肯完全丢开工作去休息，他们很不放心，又经过粟裕同志将我的病况电告中央。中央立即复电决定我来京休养，并要粟裕同志陪我来京。党中央、毛主席和华东局各同志上述这些措施，完全出于对我的爱护之忱，他们期望我离开原地安心休养，以便早日恢复健康。我在整个休养时间内，中央对我的关怀和照顾是无微不至的。现在回想起来，对于这点我是衷心感谢的。但在我来京休养的这一段时间内，我的思想行动却辜负了党中央、毛主席和华东各同志对我的爱护和期望，犯了很多的错误。
我一到北京，就参加了中央的会议，在会上了解全国各地“三反”、“五反”的进展很快，成绩很大，各地领导决心很强，相形之下，我就深感华东特别是上海的“三反”、“五反”比各地落后了一步，而我过去在华东对“三反”、“五反”的领导决心也是较差的；加以在我到京之后，知道中央拟派彭真同志去上海指导“三反”、“五反”，因此，第二天进医院之后，我从个人主义出发，产生了很多患得患失的错误心理和做了种种不应有的揣测，例如：
（一）我已感觉到华东和上海的“三反”、“五反”比各地落后了一步，而中央当时对各方面批评都比较严，却对我没有正面提出批评，是否因为我没有自我批评精神，所以使中央有顾虑而没有批评我呢？
（二）由于我已感到上海的“三反”、“五反”和镇反、城市工厂工作都比各地落后了一步，我在领导这些工作中确实存在某些错误，顾虑彭真同志到上海去之后，这些错误可能被反映到中央来，因此，内心深感不安；
（三）后来中央决定不要我回华东去休养，我又猜想是否因为中央已发觉我在华东的工作有错误，而我又不能接受正面批评和进行自我批评，如果我回华东休养，这些错误就不易揭发，所以才在我生病期间要彭真或薄一波去上海指导“三反”、“五反”和检查我的错误，而不让我回去？总之在养病期间由于自己己感觉到过去的工作有些错误，但自己又没有勇气向中央去承认和检讨，所以当时这样或那样的患得患失想法是很多的。
上面所说的这些个人主义患得患失的想法，当然都是错误的。但在进行睡眠疗法之前，这些想法都隐藏在我的内心，未曾暴露。这是第一阶段的情况。
第二阶段，到了睡眠疗法过后，我暂时搬到新六所，住在主席隔壁。搬去的第二个晚上，睡眠疗法后的反应达到高潮，神经紧张到难以控制，情绪十分烦躁。在这个情况下，我十分害怕病势发展，立刻要变成神经病，顾虑一旦神经控制不住，我会在胡言乱语中，把自己内心那些个人主义患得患失的错误心理，统统暴露出来，使党误会我的神经病是由于我对党不满而引起的。因此，我迫不及待地想趁自以为还能够控制自己的神经的时候找毛主席谈一下，把自己的真实思想掩盖一下，并试探中央对我的态度。那时已经到了半夜，主席已经睡眠，但我还是硬请他起来长谈了三个钟头。现在回想起来，这种完全反常的、不顾主席健康的行为，实在感到惭愧。
第三阶段，我同主席谈话之后，自己发觉个人主义患得患失的一些想法都暴露了，心里十分懊悔，又害怕继续暴露出来，所以，在以后一段休养过程中，我一方面迁怒于苏联医生，怪睡眠疗法把我的神经弄坏了；同时又迁怒于陆璀同志和艾丁同志，顾虑他们会将我病中种种想法向党反映；另方面，又对来访的中央和各地负责同志表示冷淡，甚至拒不见面，害怕在谈话中又暴露了我的那些错误思想。
总之，我在养病过程中的种种表现，说明了我的党性是多么不纯，个人主义是多么严重，我是如何地辜负了中央、主席和华东各同志对我的爱护和期望。今天想起来，非常惭愧，非常难过。
第四，关于我在组织部斗争安子文同志及在处理此事过程中我对少奇同志不尊重的问题。
去年七八月间，我在组织部与安子文同志一度发生过严重的争吵。在争吵的发展和处理过程中，我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当时，由于我对安子文同志在三月间所提出的某种名单发生过错觉，加以在七月间财经会议上又受到某些同志对安子文同志的错误认识（说安子文同志敌我不分，组织部用人不当等）的影响，我就开始对安子文同志存在一种浓厚的宗派主义情绪，并从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情绪出发，产生了一种政治性的投机心理，即：企图在没有足够的材料根据下，通过一场争吵来发现和证明我对安子文同志的揣测的正确，藉以向中央、向少奇同志显示我的政治警觉性高和能够迅速发现问题；即使通过争吵得不出预期的结果，也可以在中央及若干对安子文同志的看法与我一致的同志面前，表示我与安子文同志早已划清了界限，并可以表明在名单问题上，我与安子文同志是无牵扯的。为达到这个政治性的投机目的，但当时又不便在组织部内提出名单问题，故我于七月中旬开始就有意抓住组织部工作上的某些问题和安子文同志的个别缺点，同安子文同志发生争吵，并采取了极端蛮横的态度和许多不正派的方法（实际上是党外斗争的方法），来斗争安子文同志。特别在七月二十二日子文同志向少奇同志报告说我把他们四人划成一个圈圈，企图在财经会议上斗争他并想把他赶出组织部之后，我没有遵照少奇同志的指示、劝告和制止，及时地停止争吵，反而固执己见，一意孤行，并因在这个问题上少奇同志不支持我和一再制止着我，而公开对少奇同志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