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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内的气味很难闻，女人的化妆品味儿，各种香水味儿，与男人身上的汗臭混合在一起，简直就如同置身于一个靠着牲口圈的菜市场。晓茵前边坐着的人站起来下车，她刚要坐下，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个中年男人先她半拍坐下去。中年男人抢座位很令人生气。有一次，晓茵和雪梅一起坐电车也碰到过这种情况，雪梅用中国话冲那个男人骂道：“大老爷们，真没风度，跟女人抢座位！”那个男人抬头看了雪梅一眼，不懂她说的是什么话，反正已称心如意坐下，管你说什么呢？脸皮不厚也做不出这种事来。也许日本的中年人太辛苦，累得已经顾不得礼仪面子了。
晓茵差一刻钟九点到了大学。她快步到教员室。教员室的进门处右侧是女事务员办公的一张长台子。晓茵向台子后面坐着的两位女事务员鞠躬问候，请她们在新的一年中多关照。
每个大学事务员尽的职责有所不同，但大同小异。她们很尽心热情地为老师们服务。无论有什么问题找她们帮忙，她们总是想办法帮助你。拷贝机坏了她们来修，教室用的电器出毛病了，她们也来看一下。在她们能力范围之外的事情，她们也总会找到合适的部门合适的人来帮助老师处理。
环视了一下教员室，基本还是往年那些人，见高欣亚正在跟上野老师、伊藤老师谈话，她走过去跟各位打招呼。大家互道“今年也请多关照。”
晓茵好几年都是跟高老师同一天来这个大学，中午总是一起吃午饭聊天。他们属经济学部。
上野老师是经济学部汉语老师的大老板，为人非常和气谦逊，他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伊藤老师算二老板，不到五十岁，总是一股踌躇满志、盛气凌人之气势，可是，在上野老师面前却恭顺乖巧，总是半哈着腰。
教员室是一间大办公室，各学部老师都在此休息准备上课。常勤老师有自己的单间办公室，但也常到大办公室来转一圈，找人谈谈工作或跟非常勤老师聊天说话。老师们三五成群地围坐一张桌子或两三人对面而坐，也有一个人面壁而坐的。晓茵一般与中国老师坐在一起，有时也跟认识的西洋人老师聊几句。
第三部分 咋喜还愁教汉语（2）
日本的私立大学是六十八或七十岁退休，从十年前晓茵开始在大学教书以来，她就觉得日本的大学老人多。
日本学者做学问的态度极其认真细致，很多人来到大学上课也仿佛仍然沉浸在他们的研究中，如痴如醉，令人觉得日本大学教授怪人多。
晓茵十来年都是星期四来这个大学，有些日本老师也是十年未变。见了十年面没讲过一句话的很多。大家出出入入，犹如水族馆的鱼儿游来游去，互不接触，视而不见，井水不犯河水。晓茵在美国公司工作时，无论认识不认识，大家见面都“Hi”一声，互相问候一下，谈个天气什么的。初进日本大学时，对人们互相端着、绷着很不以为然，她总是主动问候对面的人。后来见对方遇到她的眼光就急忙把头低下，发出不想说话的信号，或做出一副忙的样子，她便知难而退。本来她也不喜欢与不熟的人应酬，这样更好，各行其便。也有搭话的。有一位年长者每周见到晓茵都会问声“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早上好！）”问了早安，便十年如一日一句话“大変ですね”，这句话有“辛苦、艰辛”之意。听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理解意会此话的含义。看各位老师到校后那严肃凝重的表情，有乘车后的疲倦，有马上要去教室面对一问三不知的学生的沉重；还有，活在这个世界上本来不就是很艰辛的吗？晓茵也十年如一日地回答：“そうですね。（是啊。）”只不过根据每周心情的不同，内心调整着她觉得艰辛的内容。有一中年男老师晓茵初见到他时他还满头黑发，十年间看着他的头发一点点变白少去，如今只剩下几根，留得长长的，由一边盖到另一边去，这当然盖不住他的秃头，只不过让人觉得他尚有些许头发，而那滑稽的头型更令人瞩目一些。
日本女人大多说话乖巧周到，礼貌活泼；而日本男人多半拙嘴笨腮，木讷寡言。但是如果你向某位老师请教学问，你便会觉得他顷刻之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有一次课间，晓茵急着确认一个江户时代的情况，不耻下问走到一位日本男老师那儿向他请教。那位老师非常热情友好地指教了一番后，又不厌其烦地从教员室的大书柜中取出一本厚厚的大辞典，查到一处指给晓茵看，以证明他的解释无误。晓茵很感谢他。第二周，他又把晓茵上周问的问题的相关资料拷贝了几页送给晓茵，重点部分还用彩笔作了记号。他一定是回到家后又查了别的资料。晓茵甚是感动。下一周又见面时，晓茵特意走到他面前再次向他庄重道谢。这是日本友人告诉晓茵的，有人帮了你什么忙，为你做了什么事，要三番五次向此人道谢，只说一次是不够的，这是日本的习俗。那位老师似乎初次见到晓茵，对晓茵的感谢话神经质地慌忙作答，匆匆而去，多一句话也没有。中国人也好美国人也好，这样打过一次交道后，很可能会成为朋友。无意做朋友的话，也变成了熟人，一回生二回熟嘛！碰到后说说话聊聊天是很正常的。晓茵觉得日本男人真是不善于表达，不善于主动与人交往。可是她还是很尊敬周围这些满腹经纶的学者。
大学同事之间的交往多属于外交式的。人们的表达方式反映出极浓的日本文化中的婉转隐曲、模棱两可、含糊其辞。谈话内容绝不涉及具体的、实质性的东西。好朋友之间也许会涉及一些私人问题，一般同事相识几年、十几年仍不知对方的年龄、婚姻及家庭等情况是很普通的。晓茵刚到日本时，雪梅曾告诫过她不要尝试与日本人交朋友，因为这只能是枉费心机。有雪梅的话垫底，晓茵倒是从无任何失望感。她觉得君子之交虽淡如水，可也很轻松。人与人之间过于密切，便会复杂起来。
上课铃响，晓茵和高欣亚说着话同往教室走去。
第一节课是二年级的学生。晓茵先让他们用汉语作自我介绍。好的学生能说上三五句，差的学生只能说自己叫什么名字，个别学生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说。因为是第一次课，老师通常讲一讲一年的学习计划，对学生有何要求等。学生最关心的是学期末老师如何评价学生及考试方法。晓茵说了考试和出席率各占一半以后，听见学生们窃窃私语着。一般来说，一年级的学生比较认真老实。到了二年，熟悉了大学的情况，不喜欢学习的学生便开始投机取巧，他们不喜欢注重出席率的课。不点名，最终评价不考虑出席的话，他们可以随便缺席；点名的课，他们缺席太多自然对他们不利。最近几年，晓茵发现有些学生请假的理由很有共性，祖父或祖母的丧事，祖父祖母还健在的便是病倒住院。回到办公室她对别的老师说：“现在的年轻人蛮孝顺的嘛。”别的老师一笑：“是啊，现在的流行嘛。”还有一个请假的理由是本人有病，而且有医生的诊断书，病名是：抑郁症。
关于选什么课，同学之间，前辈后辈之间互相介绍情报传授经验。晓茵兼职的另一所大学由学生策划出版一份小报，放在大学的书店卖，总是一抢而空。小报上介绍每个系每个老师讲课考试的难易程度，老师的性格秉性等。老师的情况均由所教过的学生提供。现在则多利用因特网，学生们自由地在大学或学部的网页上著文评价褒贬老师们。学生评价老师不仅仅是这种小报的三言两语或网页上的长文短文，校方每年也搞问卷调查，让所有的学生评价老师。不少老师对此很反感。日本很多大学生大学期间热衷于俱乐部活动、学习不努力，让这样的学生评价老师难免会有不公正。本来很严格的老师为了不得罪学生，为了让学生笔下留情，不得不一改作风，向学生多施笑脸，放松对他们的要求。被学生写了坏话的老师第二年十有八九这样做。严格要求，认真教还不如跟他们扯扯皮，讲些笑话什么的逗他们开心更能受他们欢迎。
第三部分 咋喜还愁教汉语（3）
晓茵从不为这种事所影响，她有自己的信念，哪怕一个班只有一个学生想学，她也认真教。她从不在意学生怎样评价她，校方的权威人士怎样对待她，自己做到心安理得便是。由于初教汉语时她还不会说日语，所以用英语教汉语。这样，教室内营造出一种外语课的气氛。只说汉语学生听不懂，说日语学生似听非听，说英语一部分学生基本没问题，大部分学生半懂不懂，所以努力紧张地听，课内气氛也很活跃。后来她慢慢掌握了日语，可是，课内还是常常用英语。她把汉语、英语和日语的语音、语法相比较教给学生，学生们可以走些捷径，不想学的当然怎么学也学不进去。
这些年来，各大学都在雷声大雨点小地改革着，改革了什么内容晓茵不清楚，只见每年仍然一批批新学生进来，一批批毕业生出去。从未听说哪个学生因为学习不好而没能毕业，就像这个班有几个学生连拼音也没掌握不是照升二年级吗！
因为第一次课很多学生还没买书，晓茵便按照基础语法项目问他们一些问题，从而了解他们的听说能力和发音情况。
学生们的听力极差，一个问题重复几遍总算有人答出来。那几个不会拼音的学生呆呆地坐在那儿，问他们极简单的问题也不会。她看名册上有几个学生的学号不是二年级的编号，便用中文问其中一个学生：“你是二年级的学生吗？”这个学生用日语说：“我听不懂。”晓茵又问另一个学生，他说“我听不懂”时还有那么一点理直气壮，简体型日语的发音流露着粗野。下了课，晓茵心里沉甸甸的，这个班今年可怎么带啊？
晓茵口干舌燥，想赶快回教员室喝杯咖啡。走到教员室门口，见后面一位男老师过来，便手扶门等他一会儿。谁知他大步流星侧身从晓茵旁边挤着先进屋去，把晓茵当了门官。
日本有些男人不给后面的人扶门，即使你紧跟在他后面，他也会让门咣当一声赏你个闭门羹。所以，他对别人给他扶门也没什么感觉。这种情况见怪不怪。说起来，这也怪不得他们，他们是这个社会的主流，是被服务被伺候的对象。无论在家里还是在社会上，他们都享有被无微不至地照顾的特权。有的大学事务员给老师倒茶，晓茵见有些男老师连声谢谢也懒得说。
高欣亚也刚回来，正从饮料机接一杯绿茶。他问晓茵学生怎么样，晓茵摇了摇头。他又说道：“学生的礼仪越来越差，我刚才碰到一个去年教的学生，跟我走个对面好像不认识我似的。”晓茵在教室外碰到学生也是极少有人跟她打招呼。她曾跟一位日本老师讲过这种情况，那位日本老师说：“日本人shy（腼腆），不好意思主动跟人讲话。”她对高欣亚说了这个原因，高欣亚“哼”了一声，“shy？迟到进教室大摇大摆的那副样子可一点儿也不shy！日本的教育是只‘教’不‘育’……”他的话还没有说完，白滢进来跟他们打招呼，她所属于这个大学文学部，从第二节开始上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