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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们在塞浦路斯又待了两个星期，可是卡尔·斯廷纳和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在TWA847航班事件中的作用已经结束。现在这个问题要取决于叙利亚、伊朗以及各派领导人的谈判了（华盛顿方面也主动作出了一些外交上的努力，但对于这件事的最终结果似乎没有起多少作用）。最后，哈菲兹·阿萨德取得了成功，人质被释放，被送到大马士革，并在那儿把他们交给了美国大使。
这是阿萨德的胜利，他在阿拉伯世界的威望因此而提高——但这对斯廷纳和他的同伴们来说则是一次不光彩的经历。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看到红十字会的车辆从贝鲁特出发，把人质送往大马士革，我们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们的脑子里有个挥之不去的想法：我们有能力进行一次营救行动，而且本来可能是项轻而易举的行动。可是我们没有把它办成，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得到机会。
有三个因素一直是我们所无法控制的。如果这三个因素发生变化，局面可能就大不一样：
第一，我们需要有和我们保持同样战备水平的专用飞机。
第二，我们一知道劫机的消息之后，就应当立即出动。
第三，我们需要阿尔及利亚政府把那架环球航空公司的飞机扣在地面……然后允许我们进行营救行动。
我们飞回本土的时候，我心里想的就是这些，于是决定在即将向参谋长联席会议（JCS）主席作简要汇报的时候，直截了当地说明我的观点。
第二天，我在五角大楼作了简要汇报。我详细讲述了这件事的整个过程（由于我们经常保持着通信联络，这些情况大家都很清楚）。在做结论的时候，我说了类似下面的这样一段话：
“诸位，这件事情把我们弄得焦头烂额。对这样的事，我们都应当感到无地自容。我认为这种性质的失败，特别是从政治上来看，后果是灾难性的，就像打了一场大败仗。
“我们应当能想到，恐怖分子比我们更了解华盛顿对决策过程的时机把握，以及特种部队出动并到达行动地点所需的时间——他们是在这样的循环中运作的。结果，我们总是在追踪自己的尾巴——如果我们不能改变这种情况，我们就将永远如此。
“我们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我们不能给这样的使命以适当的优先权——也就是具有专用的空运资源——那么我们就不应当执行这样的使命，以免浪费纳税人的钱。”
我知道在这种场合，像我这样级别的人说这些话，分量是够重的了，但我觉得我应当说，这不仅仅是为了他们，也是为了我们特种部队的人。
我还觉得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维西将军、陆军参谋长夏伊·迈耶将军、海军陆战队司令P·X·凯利（我曾经当过他的快速部署联合特遣部队的参谋长，不久前他的陆战队官兵在贝鲁特遭到恐怖分子汽车炸弹的袭击而丧生）清楚地懂得我提的是什么建议。我肯定在其他军兵种首长的支持下，他们会使我的建议成为现实。
他们确实这样做了。
在此后的几个月中，配备双机组人员的C141运输机处于和我们一样的战备状态（虽然对于10月份的事件来说，这样做已经太晚，于事无补了）。
事实证明，这一主动步骤，以及原先给予特种部队指挥部关于与友好国家建立关系并向希望得到帮助的友好国家提供帮助的行动自由与权力，在反恐战争中都是有益的。
第一部分：1985年10月7日 星期一参联会的会议
1985年10月7日：是检验这些新举措的时候了。
斯廷纳到达参谋长联席会议后不久，就得知了那艘被劫持游轮的情况。那是意大利的“阿希尔劳罗”号游轮。信息的来源是那艘船上发出的紧急求救信号，收到信号的是瑞典哥德堡的一个无线电台。这条信息说，一批武装人员控制了这艘在埃及沿海航行的游轮。就这么一点信息。靠这一点信息是难以采取什么行动的，但却足以判断需要动用什么样的力量去“解救这条船”——并知道他们应当立即出动。
由于这是一个复杂的目标，由于谁也不知道这次行动将在港口还是公海上进行，所以斯廷纳指示作战处长弗兰克·埃克斯上校，让他通知各级指挥官，要下述部队立即作好部署准备（在此之前埃克斯已经想到了）：
●海军海豹突击队：需要突击小分队、狙击小分队以及各种船舶分队。因为这主要是一次海上行动，海豹突击队将起主导作用。
●其他经过挑选的人员和特种作战单位：领导、策划及情报人员。大约需要25人。陆军特种直升机编队：10架黑鹰直升机、6架小鸟武装直升机以及4架小鸟运输直升机。（这是在实践过程中逐步确定的标准警戒编队，对于完成这项任务是足够的，还可以安排喷气式飞机运输机协同。）
●空军特种战术行动人员：机场控制和伞兵营救。
●特遣部队指挥小组：必要的作战和情报参谋、情报和医务人员。
虽然海豹突击队在突袭方面受过专门训练，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完成任务，但一艘游轮却是个非常难以攻击的目标。攻击行动必须于夜间，在游轮航行途中进行，因为谁也没有想出一个能让游轮停下，而又不会对它造成破坏的办法。在海豹突击队登上游轮之后，他们必须在第一波攻击中消灭他们能发现的所有恐怖分子，控制乘客和船员，对至少1000个舱室、隐蔽地点和缝隙处进行搜查，清除里面暗藏的恐怖分子……和可能的爆炸装置。
力量分配完之后，斯廷纳指示他的副指挥官弗兰克·凯利准将着手组建远程战略运输机所必需的军事空运指挥部，其作战能力应当具体满足特种作战的需要。这是一支比通常需要大得多的部队，但这将是一个极其复杂、极具挑战性的目标。
斯廷纳知道，空运将成为这顶帐篷中最长的支撑杆，但它是由军事运输指挥部控制的，不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虽然特种部队需要随时作好准备，要在2个小时内出发，但必要的运输力量却没有保持同样的战备警戒状态——特别是C5。此外，还要挑选受过特种作战训练的机组成员，要能进行灯火控制下的低空全天候飞行。恐怖分子并不是笨蛋。他们根据我们途中所需的实际飞行时间，华盛顿的决策圈通常所用的时间，就能知道我们的反应时间。他们就在这段时间里展开活动。分分秒秒都很宝贵。
对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的常备要求是：一旦收到关于突发事件的通知，就能立即出动。如果后来发现不涉及美国的利益，飞机可以在大西洋上空掉头返回。如果存在着威胁，特遣部队将会抢在猎物之前到达。
与此同时，斯廷纳继续与华盛顿联系，获取进一步的情报。由于只有国防部长和总统才有权下令派特种部队去执行任务，他还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或者他的助手和国防部长取得联系。
大约在9时整，斯廷纳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联合参谋部的作战部长打电话。联合参谋部的作战部长也像斯廷纳一样，一天24小时随时都能找到。斯廷纳在电话中问他是否有进一步的情报，并要求启动他的联络分队。部长将把这项请求向3个星期之前到任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威廉·克罗海军上将汇报。
斯廷纳的这些由3个人组成的联络小分队随时处于待命状态。每个小分队都有一位作战参谋（上校或者中校），一位情报参谋（少校）以及一名卫星通讯无线电报务员。每个小分队都能确保斯廷纳和参与危机处理的关键人员立即取得联系。联络小分队随时了解他的想法和做法，并有权代表他说话。
作战部长向斯廷纳保证说，关于派出联络小分队的问题，他很快就会给他答复。“信息很少，很零碎，”他继续说。“那艘游轮似乎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附近遭到劫持，此前游轮上的大部分乘客都上岸参观金字塔去了。有迹象表明留下的乘客中有美国人，但有多少人上岸游览，有多少人留在船上，目前还不清楚。”
“好消息，”斯廷纳回答说。“这就意味着需要区别和控制的人数少了许多……有更多的理由立即展开攻击。”
“你会很高兴地听到，作战行动小组很快就要开会，”他回答说。作战行动小组将影响派遣命令。“我们很快就能得知他们的决定。”
美国的危机处理小组也称为作战行动小组，或者叫恐怖事件处理小组，由国家安全顾问巴德·麦克法兰领导。由于麦克法兰陪同总统去了芝加哥，不在首都，所以会议由他的副手约翰·波因德克斯特海军中将主持。小组成员包括国务院的反恐大使罗伯特·奥克利、国防部部长助理诺艾尔·库克、中情局的查尔斯·艾伦、联邦调查局的奥利弗·巴克·雷维尔、白宫工作人员弗雷德·菲尔丁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奥利弗·诺斯。这个小组的使命是监控危机局势并以符合形势要求的方式协调部门间的支持。该小组起到作战方面的作用，但却不在指挥链上，然而它可以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适当的建议。
斯廷纳给联合参谋部的作战部部长打电话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他打电话说，除了空运力量外，特遣部队已经做好待命准备，请他向克罗海军上将重点反应这个问题。
“我们必须在夜色中占领这艘游轮，”斯廷纳对部长解释说。“这就意味着在明天天亮之前，我们至少要到达斯戈尼拉。”——10月8日（星期二）。“这将使得我们拥有用其他方式都得不到的选择余地。”
第一部分：1985年10月7日 星期一碰到的第一次危机
这是克罗上将上任以来碰到的第一次危机，不过他的助手阿瑟·莫罗中将已经干了两年，参与了先前危机的处理，有一定经验，与几位关键盟友的私人关系不错，可以很快进行协调。
1985年特种作战部队多次前往斯戈尼拉，以便对恐怖事件作出反应，并为未来建立计划和联络。斯廷纳在那里派驻了一个永久性的联络小分队和一个卫星通信站，作为美国本部的指挥作战中心的延伸。这个小分队是斯廷纳在地中海地区的眼睛和耳朵，一天24小时运作，收集作战和情报信息，并通过斯戈尼拉协调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的要求。
就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而言，斯戈尼拉是一个重要的基地，美国方面的指挥官、海军上校比尔·斯皮尔曼知道如何进行安排。斯皮尔曼总是考虑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的需要，无论是什么样的需要，都要与意大利方面保持很好的关系。（有一次正好碰巧，斯廷纳和斯皮尔曼制定了一项计划，万一有这种需要，让斯皮尔曼从意大利人手中接管机场控制塔台——在一般情况下控制塔台由意大利人管理……这项计划实际上将于那个星期的晚些时候付诸实施。）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华盛顿终于传话过来，同意派出斯廷纳的联络小分队。于是他们全部换上便衣，乘坐商业航班出发。
小分队将在罗马的美国大使馆组建起来，由戴夫上校担任队长。有一个小分队飞往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