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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种很奇怪的感觉又来了。我想，也许艺人的生活的确不简单。
几天之后，我的呼机上出现了一个手机号码，回电话过去，果然是胡兵，他说自己在上海拍片。我说，正要和你联系呢，拍戏还顺利吧？
“是公司的戏，已经拍了一阵子了，但是挺辛苦的，熬夜不说，身边也没有助理，拍戏的时候经常饿肚子。”他轻声抱怨。
那次电话聊了半个多小时，我了解到了他的一些工作近况。但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心理上已经开始保持了一段距离——那也许就是“艺人”和“记者”的距离。
作为“娱记”的第一次领悟
也许，每个对事业有规划的艺人都懂得和记者的相处之道，这样他才可能越来越红。
而作为“娱记”，这一点我终于明白了。
不久之后的一天，我去一家杂志社找人。这家杂志的执行主编比我大不了几岁，入行却比我早多了，算是我的前辈和好友。见她桌上放着一本杂志，封底是胡兵，就顺便和她聊起一些相关的事情，还有我自己的一点感觉。
“你说的没错，艺人和记者可以说是亦敌亦友，没看见香港的当红明星对‘狗仔队’都像防贼。”她说。
“可是如果没有记者，他们怎么会被人知道？”我说。
“那是当然。艺人需要记者，只是……他们只需要记者了解那些应该了解的东西，比如工作、计划、梦想，他们之所以会跟媒体保持联络，也是想争取一下曝光率。”她想了一想，说：“每个人都是这样，如果是一些隐私，他们大多是不需要你知道的。”她语气淡淡的。
是这样的吗？
“你以为呢？如果他是艺人，你是记者，大家的职业就是有距离的。在记者面前保持个好形象，对他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这也是最基本的生存本领啊。”
“5、6年前刚做记者的时候，成天接触演艺圈，我也遍地都是好朋友，大家都亲热得像一家人。可是慢慢经过一点事情，我发现其实有些东西很表面，而且很多人之所以那么对你，有时候是因为你的职业身份。”她点燃一支烟，吐了个很漂亮的烟圈，像在自说自话。
不过，后来我的呼机上真的再没有出现过胡兵的电话号码，因为我换了工作。
做了杂志编辑之后，有一次参加一个服装品牌的发布会，那天的主持人恰巧是胡兵。只不过才过了一年多的时间，他已经红遍全国了。
发布会一结束，他从台上走下来和媒体的熟人打招呼。走过我身边时，他似乎认出了我，笑着跟我要名片：“好久不见，我以为你不做记者了呢……你在这家杂志，那我们今后要保持联络啊。”
带着笑容，他很快又走到旁边的一群记者那里，看得出，大家和他都很熟。
“嘿！好久不见……”大家彼此招呼得很亲热。
以胡兵的资质和努力，走红只是迟早的事。现在，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小兵”了。
也许每个艺人都会懂得和记者的相处之道，这样他才可能越来越红。
而作为“娱记”，这一点我应该早就明白。
7年之痒——我的娱记生涯那英把我们迷惑了（1）
从刚一出道，那英给所有人的印象就是大大咧咧。虽然嗓子好、唱功一流，但是她经常说着话就得罪了一个人、在台上唱歌会一脚踩空让观众找不着、即使在颁奖礼上面对镜头摆姿势时也会绊一交。她索性把自己的英文名字都取成〃NATASA〃（那大傻）。
我对她的印象也曾经如此，但是和她接触过几次，也就一些问题长谈过之后，我觉得自己错了。那英的内心是很敏感也很聪明的，她处理事情的方式往往有自己的心思。她的事业
心很强，并且从来没有放松过自己，中国人把类似的处世状态叫做“外松内紧”。
我们经常会被事物粗糙的表面现象所迷惑，认为它的内里也粗糙。这是一个典型的误会。
可以说我们习惯于误会，也可以说我们被那英迷惑了。
老乡那英的突然“变脸”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面对那英，她言语之间的确带着东北人的直来直去。我感觉到她很敏感，只是一时还不清楚她刚才的〃变脸〃是对事还是对人。
1997年的夏天很闷热。一天下午刚刚从外面回到学校，同宿舍的小金就对我说：“有电话找你，说是辽宁电视台的什么刘老师，让你今天下午去他们那儿一下。”说着递给我一张记着电话号码的字条，没错，是刘宝成老师。他是辽宁电视台文艺部的副主任，我在沈阳音乐学院毕业之前曾经在他手下实习。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到北京来了，我马上下楼打电话。
“干闺女，你刚才上哪儿去了？”刘老师在电话里大声问我。他学评剧出身，嗓子亮，平时待人很和善，我在他的剧组里做副导演的时候一点都不怕他。因为我的年纪和他儿子差不多大，他就自作主张认我做干闺女。
我说来了北京怎么不提前告诉我一声，这次一定又是找演员来了。
“我的心思你一猜就透。咱们台里要做一个大型晚会，想把辽宁籍的演员歌手请回去，我刚给赵本山和那英打过电话，约他们晚上一块吃个饭，你今天有事吗？没事就早点过来。”
当晚6点，我和辽宁电视台的几个人准时来到东三环边上的“顺峰”。当时流行吃粤菜，这是北京市数一数二的粤菜馆。当然，消费也数一数二。
等了不到十分钟，那英和赵本山就到了。看得出大家都很熟悉，嘻嘻哈哈打过招呼之后坐下，开始聊最近忙的事情。赵本山当时正在台湾电视剧《家有仙妻续集》里客串，刚从剧组赶过来，一见面就和我们说拍戏的事；那英也在戏里面串了一个角色，似乎是演他的妹妹。吃饭的时候看赵本山叫那英“妹妹”叫得很顺口，那英也答应得爽快。
很多人都在往我们这个方向看。当时那英已经和台湾“福茂唱片”解除和约，并且还没有和EMI（百代）签约，除了参加春节晚会，她已经很久没有公开露面了。
在大家聊天的空隙，我问那英最近都有什么计划，还有没有唱歌的打算，是否要改行做演员。她说最近一直都在练歌，也在找新作品。和我说了几句之后她笑了，“你问得还挺专业，好象记者似的。”
我似乎被那英提醒了，说我就是记者。
她听了一愣，然后不解地看着辽宁电视台的那几个人：“这次是谈事儿还是采访啊？”
刘老师他们也许没料到我会如此“敬业”，急忙解释：“这孩子是我干闺女，现在中央戏剧学院念书呢，业余时间在报社打打工，她不是来采访的。”
气氛马上变得缓和下来，大家继续说说笑笑。我不再随便说话了，开始安静地吃东西。
大概一个多小时之后，赵本山的电话再次响起，他说是剧组打来的，要赶回去补拍一场戏。但是回辽宁演出的事还没敲定，他们约第二天再谈。
临出门之前，我让那英帮我留个联系方式，她没说话，在我的本子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呼机号，然后接过我递上的名片，看了一眼之后放到包里。刘老师看见笑了，说：“大家都在北京，平时保持点儿联系是应该的。”
天色刚刚转黑，我们一起出了大门，之后看着那英和赵本山上了车疾驰而去。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面对那英，她言语之间的确带着东北人的直来直去，但同时我也感觉到她很敏感，只是我一时搞不清楚她刚才的“变脸”是对事还是对人。
超限接触之深夜长谈
经过一次专访加一次长谈之后，我觉得那英从我印象中那个容易冲动的东北女孩变得有女人味了，这也许就是她所说的“成长”。我们一下子就熟悉起来。
时间过去了一个多月，这时候我已经被调回人物版做责任编辑，并定期采写头条人物。有一天刚开完选题会，主任说觉得我这次报的选题不够分量，要再讨论一下。我前思后想，觉得一时找不出什么其他重量级人物来采访。主任说，刚听一个唱片公司的人说那英转签海外公司了，但是消息还没有对外发布，你能找到她吗？咱们来个先发制人。
我想起了那英一个月前留给我的呼机号，于是说也许能找到。
本人有一个条件反射式的工作习惯：只要目标确定，马上开始行动。二话没说我已经拿起电话，告诉呼台连呼三遍，并且留下了自己的全名。
时间过得很慢。大概有半个小时之后，我桌子上的电话才响起来，一个带点沙哑的女声问于蕾在不在，我说我就是。
“我是那英的姐姐那辛，你刚才呼过她是吗？”她说。
我很高兴，马上跟她说了希望采访的事情，而且告诉她我和那英一个月前刚见过面，她应该有我的名片。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说本来唱片公司会安排做采访的，要两个月之后。
不要等那么长时间好不好？我说，那英签了新东家是好事，难道还要新闻封锁吗？如果可能，我们希望尽快采访，而且那英也可以把这几年压在心里的话说出来。
那辛犹豫了，她说要和那英商量一下，尽快给我答复。
那几年那英虽然在歌坛沉寂，但仍是个新闻人物——因为和沈阳籍球星高峰谈恋爱，她在体育类报纸上保持着曝光率。当时的高峰被称为“快刀浪子”，是国内表现优异风头正盛的足球明星，而球迷们似乎对那英很反感，经常用各种方式向这对情侣表示抗议，所以我觉得那英一直以来会有满肚子的委屈要说。
过一会那辛打电话来，说和那英商量过了，可以采访。
三天后的一个下午，在亚运村一个茶馆里我再次见到那英。她穿一袭黑衣，束着发带，化了淡妆的脸光洁如玉。在简单的寒暄之后，我们开始了长达两个半小时的采访。
这是近三年以来那英和媒体接触时间最长的一次，也是她重新签约之后首次面对记者。我们聊了很多方面的问题——她最近的工作情况、这一段时间的心情、喜欢的衣服化妆品甚至恋爱细节，她一说起高峰来就眉飞色舞。
“我觉得男人就是粗心，前几天我染了头发、涂了漂亮的新指甲油故意在他面前晃来晃去，想让他夸我，过了半天他都没发现，于是我跑到他跟前问他——你没觉得我有什么变化吗？他说，没有啊。气得我把自己的头发和指甲给他看，他看了一眼说，你原来不就是这样的吗？哎哟……”她又气又笑，可以感觉到很开心。
当时她说，如果自己是一个平凡的女孩、高峰也不是一个足球明星的话，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