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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大家对于抗战前夕的城市生活费用有个形象的了解,不妨再举些例证:
以饭店的客饭价钱为例,1936年一份普通西餐2角钱;大菜套餐为5角—l圆2角钱;普通的炒肉一盘1角多钱;一碗阳春面4分钱。
信件的国内邮资3—4分钱。
一般的图书定价为3—5角钱,比较贵的是1—2圆;一份报纸3—5分钱。公交车票价5分—l角钱。
公园门票5分钱。剧场和电影院人场券l角—1圆。
根据当时经济学家们的几十次社会调查统计结果;体力劳动城市贫民五口之家维持生存的最低开支为每月法币27圆(合今人民币800元),而知识阶层的最低生活费为每月法币50圆(合今1500元),一般每月200圆(合今6000元)。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共合作成立了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归属于中央政治部三厅六处电影科。同时还有归属于宣传部的中央电影摄影场(简称中电)。参加“中制”和“中电”的演员们多半是当时最著名的左翼明星,其中不少是共产党员。月薪有所增加,现将一次发薪名单照抄如下:
黎莉莉 340圆;舒绣文 330圆;白杨 320圆;
张瑞芳 300圆;顾而已 300圆;魏鹤龄 300圆;
施超 280圆;谢添 250圆;陈天国 250圆;
吴茵 230圆;杨露西 120圆;熊辉 100圆;秦怡 60圆。
电影明星们的收入,仍然跟学者教授作家主编们处在同一档次而稍低些。
但是,到1940年以后,席卷大后方因统区的法币通货膨胀和物资短缺、物价飞涨,几乎每年涨幅为两倍甚至更多。包括电影明星在内的文化人收入不断贬值,从而陷入了极大的困惑,激发并增长了他们对蒋介石专制政权的强烈不满情绪。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二部分五四前后北京文化人群体(1)
(六)五四前后北京文化人群体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特别到了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崛起;我国文化人的影响迅速增强,文化人的队伍迅速扩大。
五四爱国运动是跟北京大学、清华学校等大中院校联系在一起的。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到民国元年(1912年)改名为“北京大学”,然而封建的陈规陋习“官僚气”、“名士气”非常严重。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北大“在他手上才成为真正的大学,真正不愧立足于世界大学之林,而成为中国现代新思想新文化的重镇”。(见《蔡元培先生象征的学术世界》,引自《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
追求自由、民主、科学,特别是力争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反对专制愚昧,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的灵魂。但是在五四时期,这个阶层的社会基础还很薄弱。旧中国文盲占成人的90 %以上;民国初年,80 %的就业人口仍在从事千年不变的传统农田耕作,只有不到l % 的就业人口在近代产业部门。
造成人口素质低下的直接原因有二:近代教育事业的幼稚和经济状况的贫困。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开始统治时,全国有4.1亿人,而学生总人数仅为293万,其中,小学生279万、中学生13万多、大专院校学生不到5千(估计数字)、应届大学毕业生只有490人。
1928年国民党政府统治时,全国有4.65亿人,而学生总人数仅为914万,其中,小学生888万、中学生23.5万、大专院校学生25198人、应届大学毕业生只有2275人。
从戊戌变法到国民党掌权,经过了整整三十年。这三十年的进步显著,但仍然处于落后的地位。拿我们的邻邦、老对手日本作为对比,更可以看出我们国情落后的严重程度:1925年日本国有0.59亿人,是我国人口的八分之一;而学生总人数为1147万,超过我国 25 % ;其中,小学生799万、中学生336万、大专院校学生126842人;按绝对数字,中学生是我国的14倍,大学生是我国的5倍。
按照每万人口中的在校学生比例数字,日本的中学生比我国多110倍,大学生比我国多40倍。(这还是用日本1925年的数字跟我国1928年的数字相比。)
况且我国文化分布极其不平衡,20年代知识阶层集中在京、津、沪、宁等大城市,相对说来爆发力很强。他们播下了现代化的星星火种。
五四期间访问中国的美国学者杜威,在1919 年6月给女儿的家信中写道:“一位曾对 50 种学生报纸做过仔细研究的朋友说,这些报纸的第一个特点是有大量的问号,第二个特点是要求言论自由,以便能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在一个信仰既定权威的教条、又使得人感觉满足的国家里,这种提出疑问的热潮,预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五四前后,中国知识阶层虽然人数很少,但是能量很大,这在某种程度上得力于他们相当优越的经济后盾。
蔡元培的“爬格子”情结
在纪念北京大学百年和五四八十周年的各项活动中,蔡元培校长的名字格外凸现出世纪的光辉。他对于新文化运动的贡献,已不用后生赘述。但他早年新思想受孕期的一大关键,似乎所知者不多。这就是他在九十多年以前旅欧留学“爬格子”为生的经历。
蔡元培于清代同治六年(丁卯)阴历十二月十七日,即公元1868年生于浙江省绍兴县,光绪十五年(己丑)即公元1889年二十一岁时就考中举人,光绪十八年(壬辰)即公元1892年二十四岁时于北京保和殿应试考取进士、入翰林院充庶吉士(那时毛泽东郭沫若等刚诞生)。甲午年即公元1894年二十六岁时授职“编修”。1898年戊戌变法维新不久,他目睹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屠杀“六君子”、罢免维新官员数十人,痛感满清朝廷“无可希望”,遂抛弃官职回故乡绍兴就任“中西学堂”监督,自认为“服务于新式学校的开始”。1901年赴上海出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后来又任中国教育会长兼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长。他首先订立国文、历史、地理三种教科书编撰体例,每一课文稿酬(编辑费)5角钱。……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二部分五四前后北京文化人群体(2)
为了开拓现代化的道路走向世界,当时出国留学或考察蔚然成风,大多是公费官派,名额有限;所去国又以日本为多,欧洲很少。已经三十七岁走入“下半生”的蔡元培,毅然辞职赴青岛从头学习德语,准备留学德国。
1906年他闻讯北京翰林院有“公派”出国留学的机会,急忙赶到首都,但这个计划搁浅了。蔡不甘心,再三联络,向当时我国驻德国公使孙宝琦申请,欲随同前往德国在使馆兼任“半职”差事、半日在柏林大学听课,以遂赴欧洲留学的心愿。这时,他已是临近不惑之年、必须抚养妻儿四口、负担甚重的一家之长了。
孙宝琦答应每月助银子30两,合42银圆。于是在1907年春末,蔡元培随同中国驻德国公使,由西伯利亚大铁路经莫斯科到达柏林。但是公使馆只应允照顾食宿,不提供职务和薪金。居柏林,大不易!
眼看财路不济,怎么办是好呢?蔡元培作了一个当时可称大智大勇的决定:既不求“官费”也不用老家变卖家产筹画“私费”,而以在国外“爬格子”著述编译所得稿酬、编辑费,自筹留学费用。据我所知,这乃是我国最早的知识阶层中,采取“爬格子”半工半读方式而获得成功的第一人。
他通过同年同乡挚友张元济先生向上海商务印书馆商洽,特约蔡元培在欧洲为该馆著文或编译,按照千字3圆(编译)和5圆(著述)的标准,每月致稿酬一百银圆(约合今六千元)。一部分汇款到德国给蔡元培作为留学费用,一部分交国内妻儿四口作为家用。
蔡元培一不靠官、二不靠商,完全自食其力、自行其是。他严格遵守了协议,留学期间著述不辍。根据今天所能看到的蔡元培稿酬帐单,1910年商务印书馆汇付给他1621德国马克,合国币九百圆;支付国内蔡夫人国币250圆;代付购寄书报等费用为国币46圆,连同历年余额尚结存二百圆(当时一块银圆可买44斤大米、约合今人民币60元)。
几年以后柏林的生活费用更降低了。据1919年初由官商资助到德国“考察”的梁启超记述,他在柏林住一旅馆“今所居极安适,日租金50马克,可称昂贵,然合中国银只得一圆耳”,这位后来担任清华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的维新人物又在通信中写道:“此次赴德,觉学费之廉出人意外,现一圆可易五十马克,每学生得三十或四十圆(即一千五百或两千马克)尽可从容度日,国内大公司如中原公司之类,每年能出资五千或万圆,可派学生十人或二十人。”(引自《梁启超年谱长编》)此后“少年中国学会”的宗白华等人,步蔡元培后尘陆续留德。
辛亥革命时,蔡元培归国,应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之召,首任民国教育总长。1912年4月赴北京,7月拒绝与袁世凯合作而坚决辞职。
1913年蔡元培又赴法国,商务印书馆继续约稿付酬,以编译费支持他在欧洲游学考察。这时他“爬格子”的稿酬增加了:每天以一半时间编著一千字,每月三万字可得二百圆,即千字7圆。
从1907到1915年,蔡元培先后旅欧留学几年期间只靠“爬格子”半工半读,撰写了《世界观与人生观》《文明之消化》等论文,寄给商务印行的《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发表,还根据在德、法进修得到的新知识,结合国情编著了《哲学大纲》《伦理学原理》《中国伦理学史》《中学修身》《艺术谈概(欧洲美术小史)》等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出版。
1916年冬,蔡元培由欧洲归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首创“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校方针,力主“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当官僚、不做政客;不酗酒、不抽烟、不杀生”的八戒进德会。在他的教导感化之下,一扫满清京师大学堂以来的封建官僚腐败习气;脱胎换骨、风貌一新。五四运动前后, 北京大学成为了“民主与科学”的堡垒,新文化运动的摇篮。……而这一切,是跟蔡元培旅欧留学期间接受的新思潮分不开的。
蔡元培在德、法留学多年依靠“爬格子”为生的亲身经历,影响深远;此后,他特别尊重和爱惜“爬格子”的人才,这有他一系列言行为证,举不胜举。不妨称之为“爬格子情结”吧。……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鲁迅、周作人等“爬格子”的新文化闯将,都是他在北大时期一手扶植起来的。特别对于比他年轻十三岁的鲁迅。蔡元培在民国教育总长任内,举荐初出茅庐的周树人(后来的鲁迅)为教育部公务员主管美育,月津贴60圆,不久定月薪三百圆;他在北京大学校长任内,聘请鲁迅为中国小说史讲师;他在大学院院长任内,又聘请鲁迅为特约撰稿人,月津贴300圆提供“爬格子”的优越条件。这些,在鲁迅一生的几个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