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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见到过孔祥熙的舒芜回忆，此人“是地道的老式山西票号商人的味道，胖得一身滚圆，蓝缎袍子，套件小坎肩。”有一次，行政院长孔祥熙到中央政治学校，向全体员工讲话，内容涉及当时社会上呼声正高的“公务员要求加薪”问题。
孔祥熙无法回避这个现实。但听他厌烦地回答：“加薪、加薪，加什么薪呢？！”接着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张5块钱的法币，在大家面前晃了晃说：“你们看看，我口袋里这张5 块法币，摆了好几个礼拜了，也没有用它。真不明白，你们要加那么多薪，有什么用？！”（1942…1944年舒芜和路翎等在“中央政校”当助教，亲耳听见他就这么说的）。达官贵人孔祥熙，当然几个星期也花不掉那5块钱了。南温泉那么大一个孔公馆，大片树林、大片建筑金碧辉煌，占据风景最好的地段；家里侍侯他的男仆女佣数不清……他怎么要花那5块钱呢？
孔二小姐和飞机洋狗事件
舒芜还说：“最有花边新闻的，是孔祥熙的宝贝女儿孔二小姐，那完全是个横行霸道的人物。我（舒芜）也曾经在南温泉街上碰到过她——男装、男式礼帽、金丝墨镜，嘴上叼支雪茄烟，腰间配支盒子枪，手里握根马鞭。屁股后边跟着一群凶神恶煞般的卫士。冷不防从一个高坡下来，一副刁蛮无忌的模样，路边的行人见了直躲。平常在南温泉街头，制服上标有‘孔卫’二字的家伙时而出现，大家对这些走狗都是躲得远远的，谁也不敢惹！”
那时在大后方的街头巷尾，流传着很多关于“孔二小姐（孔令伟）”的故事。最著名的就是“飞机洋狗事件”。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对日宣战，日军进逼香港。滞留香港孤岛的不少文化人民主人士如西南联大教授陈寅恪以及何香凝、茅盾、邹韬奋、柳亚子等，无法及时撤离。重庆政府派专机去香港抢救那里的一批元老。飞机返航时，文化人及民主人士的家眷们接到通知都前往机场迎接。谁知机舱一打开，却走出了孔二小姐（孔令伟）带着她的宠物洋狗。原来孔祥熙等达官贵人垄断中央航空公司的班机，专事抢运私家财物，甚至连孔家的洋狗也占了飞机的座舱！
12月22日王芸生在《大公报》发表《拥护修明政治案》一文，披露了“飞机洋狗事件”，国人长叹、舆论大哗。12月24日昆明《朝报》以醒目标题“从修明政治谈到飞机运洋狗”介绍了王芸生的文章。由此引发一场“倒孔”运动。
无独有偶。1943年蒋宋美龄访美归来，竟动用“战时驼峰”（即美军高原空运大队）的军用飞机运回大批化妆品、珍宝服饰，引起美国飞行员的公愤。后来，宋美龄跟孔令伟合伙把持中华航空公司许多年。这些腐败的劣迹是造成国民党崩溃的原因之一。
“倒孔”运动
1941年12月底，吴晗教授在大学一年级的《中国通史》课上，将孔祥熙同南宋的投降派“蟋蟀宰相”贾似道相比，称孔祥熙为“飞狗院长”。同学们格外愤慨，写了《孔祥熙用飞机运洋狗的经过》《铲除孔贼祥熙》《重燃五四烈火》以及《告国民党员书》《告三青团员书》等文，抄成壁报，大书一个“喊”字作为报头，次日清晨贴到新校舍墙上。同学们看后，纷纷以某年级或某宿舍的名义贴出“拥护”、“响应”的告示。２６名有正义感的三青团员，联名发表了《讨孔宣言》。
1942年１月６日午饭后，西南联大土木系同学在白色床单上画了“孔祥熙的肥头大脑钻在钱孔里”的大幅漫画，悬挂在昆华宿舍楼，聚集了几百个学生自发组织游行示威。举着这幅漫画，高喊“打倒孔祥熙！”“打倒贪官污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走上了昆明街头。途中陆续有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校及一些中学的学生加入，游行队伍扩展到两三千人，经过省政府门前，云南当局未加干预。
此后，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等兄弟院校都起来响应、热烈声援，震动了大后方。
校园经济生活跌到谷底
1943年是一个转折点。以西南联大教授群体为代表的中间知识阶层，对于腐败透顶的蒋介石政权已经不再抱有希望。这一年５月来到昆明的美国教授费正清说：
中国传统的专制政府，使当代极权主义更加强了。蒋介石对于西南联大教授们的侮辱接连不断。……这一年是人们心理上的转折点。
１９４３下半年，蒋介石政府的无能已日益明显。他极力加紧控制，实行个人领导，结果并未奏效，可能局面因而更加糟糕。通货膨胀日益严重，薪金阶层的人们，营养不良，失去希望。外国观察家们开始认为左派是一个可能的选择。
通货膨胀这场消耗战的继续发展，驱使政府日益集中力量去维持它的权力。新的思想、改革计划等都成为次要的事情。
委派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是加紧政治思想控制的一个步骤，它当即引起北京来的那批开明教育家的不满。他们对于国民党本来就不抱有多少热情。蒋介石拒绝美国民间通过联合援华会资助国立大学教授……暗中的含意则是告诉昆明的教授们：由你们挨饿去吧！（费正清《中国之行》，转引自《国民党怎样丢掉了中国大陆》第79－85页）
另一位美国学者谢伟思说：
受通货膨胀之害最重的知识分子和薪水阶层，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险中。学术界不仅被经济困难压得透不过气来，人心涣散；而且多年来承受着政治控制和镇压的重担，正在失去他们曾一度拥有的知识活力和领导地位。（同上书第３０页）
1942年到1945年抗战胜利，西南联大师生的经济生活跌落到了谷底。
大学生们惟有半工半读、自食其力。他们往往同时到昆明市其他高校（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文专科学校等）以及中学兼课，或代做办公室文秘，或担任公共汽车售票员，从事各种体力劳动，以菲薄的收入补贴最低水平的生活费。
“你不艰苦”、“我们不要你的慰问！”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五部分抗日战争期间的学校生活（7）
1944年3月，行政院长孔祥熙来到昆明，给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的同学们讲话。讲到“今天我们大家的生活都很艰苦”时，同学们立即齐声高呼：“你不艰苦！”接着会场发出一片嘘声，弄得腰缠万贯的“肥头大脑”狼狈不堪。孔祥熙表示对大学生们生活困难十分同情，将请求中央政府给予关怀。4月，果然重庆政府拨款４０万元法币，作为给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的救济金。
大学生们经过热烈讨论，议决把这笔钱全部捐献给难民同胞。
孔二小姐代表“长官爸爸”孔祥熙向西南联大从军的学生赠送慰问品时，东西被扔在地上，学生齐声高呼：“我们不要你的慰问！”（引自《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48页）
自食其力，自行其是
1942年以后，西南联大师生的经济生活跌落到了谷底。到1943年末，教授们每月“薪津”大约３千７百元，但实际购买力只合战前标准银圆９圆；1944年末，“薪津”大约1万8千元，但只合战前１２圆５角；1945年末，“薪津”大约11万３千元，实际购买力略有回升，但只合战前１８圆6角；一直到西南联大结束前夕，最后一学期教授们的月薪为法币14万１千多元，但只合战前的银圆27圆５角。（根据1946年９月出版的《观察》第一卷第九期。原文中有计算错误，现按检验结果予以订正。）
讲师教授们惟有自力更生、自食其力。他们往往同时到昆明市其他高校（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文专科学校等）以及中学兼课，或如冯友兰罗常培卖书法、或如闻一多卖图章、或如朱自清王了一卖文稿以补贴家用。
笔者从档案中找到1943年教授们的“诗文书镌联合润例”，这个史料尚未公开发表过，特地照录如下：
［署名：杨振声、郑天挺、罗常培、罗庸、浦江清、游国恩、冯友兰、闻一多、沈从文、彭仲铎、唐兰、陈雪屏等十二教授］
文值：颂赞题序 五千元，传状祭文 八千元，寿文 一万元，碑铭墓志 一万元（文均限古文，骈体加倍）；
诗值：喜寿颂祝 一千元，哀挽 八百元，题咏三千元，（诗以五律及八韵以内古诗为限，七律及词加倍）；
联值：喜寿颂祝 六百元，哀挽 四百元，题咏一千元，（联以十二言以内为限，长联另议）；
书值：楹联 四尺六百元，五尺八百元（加长另议）；
条幅 四尺四百元，五尺五百元（加长另议）；
堂幅 四尺八百元，五尺一千元（加长另议）；
榜书 每字五百元（以一方尺为限，加大值亦加倍）；
斗方扇面 每件五百元；
寿屏 真隶（书法）每条一千五百元， 篆书每条二千元（每条以八十字为限）；
碑铭墓志 一万元；
篆刻值：石章每字一百元，牙章每字二百元（过大过小加倍，边款每五字作一字计）
收件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王年芳女士代转。
［按原件照片抄录。陈注：1943下半年的一百元可以购买大约５斤米（合２０元１斤），再过一年每斤米价４２元，又翻倍了。］
中华民族的脊梁
就在如此艰难困苦的经济状况之下，西南联大的学者教授们，奉献了他们的累累成果。仅在1942－1944年获得教育部嘉奖的就有——
1942年：冯友兰《新理学》，华罗庚《堆垒素数论》，金岳霖《论道》，许宝禄《数理统计论文集》；
1943年：周培源《湍流论》，吴大猷《多元分子振动光谱与结构》，钟开莱《概率论与数论》，孙云铸《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李谟炽《公路研究》，王力（了一）《中国语法理论》，张印堂《滇缅铁路沿线经济地理》，冯景兰《川滇铜矿纪要》，费孝通《禄村农田》；
1944年：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闻一多《楚辞校补》，王竹溪《热学问题之研究》，张青莲《重水之研究》，赵九章《大气天气之涡旋运动》，郑天挺《发羌之地望与对音》，高华年《昆明核桃等村土语研究》，张清常《中国上古音乐史论丛》，阴法鲁《先汉乐律初探》等。
（摘自《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第520、528、534页）
正是这样一群知识分子继承了“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浩然正气，正是这样一群社会精英成为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沦陷区北平高校概况
当初美国尚未向日本宣战。外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开学日期拖得很晚，学生也留下不多。
沦陷初期，因燕京是有名的教会大学，美国人司徒雷登作教务长，实际是主要负责人，还同重庆教育部保持联系。燕京、辅仁的校园成了北平的“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