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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云出生于上海，但是两岁的时候她随父母一起搬到了大庆生活，直到她7岁的时候，才重新回到上海。
小云的父亲在大庆工作时受到的待遇不错，一家人其乐融融地生活着。但是好景不长，到小云上小学的时候，小云的父亲就病倒了，而且病得很严重。他除了患上慢性肾炎以外，肝脏机能也出现了问题。同时得了这几种病，用药就很困难了。因为对肾病疗效好的药会进一步伤害其他器官，而对肝病疗效好的药又会伤害其他器官，这样小云父亲的病情就日益恶化，到最后就彻底丧失了工作能力。单位安排小云父亲赴澳大利亚进修的计划也被迫取消了。小云父亲这一病就是将近10年，更不容易的是，小云母亲也一如既往地在病床前照顾了他10年。
到小云初三的时候，她父亲已经是病入膏肓了，肝腹水的症状相当严重，在小云中考结束后不久就去世了。小云的家庭从此成了单亲家庭，小云与母亲相依为命。小云母亲尽自己最大努力给小云提供优越的教育条件，甚至小云的初中就是在一所收费昂贵的私立中学上的。
直到现在，小云母亲还兼职了4份工作，为了小云在辛苦地奔忙着。
尽管如此，小云和母亲的关系却一直处于一种微妙的状态。她经常和母亲吵架。对于这样的争吵，我不能简单地说怪谁，但是根据小云告诉我的一些情况，她的成长经历跟我不太一样。
在小云还很小的时候，她家就发生过一些事，让父母望女成凤的心情较一般家长显得更为急切，因此对她的要求也更为严格。
小云还在幼儿园的时候，就闯了一次祸。一天，小云的幼儿园转来了一个新同学，因为暂时没有小床给他午睡，所以老师把他抱到小云的小床上，让他睡在小床的另一头。小云很不欢迎这个不速之客。本来这个男孩睡得就靠床边，小云使劲一蹬这个男孩，结果这个男孩头朝下地栽了下去，顿时头破血流，哇哇大哭。
更糟糕的是，这个男孩的爸爸是一个公安局长，来头很大。幼儿园老师把这个情况告诉小云父母以后，吓得他们赶紧买了很多礼品带着小云登门道歉。小云告诉我，在那个时候，她就朦朦胧胧地感觉到了权力的可怕——尽管年幼的她并不知道到底什么是权力。
还有一次，小云的爸爸在工厂搞了一项技术革新，想不到的是，受嘉奖的却不是他，而是他所在部门的正职领导（小云的爸爸是副职），至于理由，竟然是她爸爸的职位和学历都不够！小云的爸爸回到家很悲愤地对小云的妈妈说：“以后不管怎么样也要让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千万不能不读书！”
可以这么说，小云从小就背上了“光耀门庭”的沉重负担。
小云说，她跟很多孩子不一样，她从小到大从来都不喜欢依偎在父母身边，即使是一家人一起出去逛街的时候，她要么远远地走在父母的前面，要么就故意落在后面，总之不会像一般的孩子一样拉着父母的手一起走。至于小云的母亲，小云说她父亲曾当面指责她不称职。因为在小云很小（大概也就是四五岁）的时候，她就很放心地让小云一个人过马路、上幼儿园、买东西，从不担心孩子会不会出事。难怪，我发现小云身上那种独立的东西比我还要强烈。
事实上，小云的内心比我还狂野。
小云父母对她的学业管得很特别很严厉。
小云告诉我，在她上小学的时候，考试考不好的话，她是肯定要挨打的。至于要挨怎样的打，那要看考试成绩离预期成绩差多远。小云父母给小云设定的预期值有点高：那就是100分。记得好像有那么一首歌就是这样唱的：100分才是龙。
考不到100分就要挨打，可想而知，小云挨了多少打。小云挨打的“档次”一般是这样定的：考了99分就用橡胶拖鞋（相信很多同龄人对这一“刑具”都不会陌生的）打一下屁股，考了98分就打两下，然后依次类推。如果下了90分，就要换“刑具”，不用橡胶拖鞋，改用竹尺。
年龄小的时候还不觉得这样有多难受、羞耻，长大以后就不一样了。有一回小云很伤心，那是在她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她期中考试语文考得不太好，只考了76分，母亲看了她的考分以后，也不打她了，索性生气地将她的试卷扔到地上：“你怎么连80分都考不到了，你滚，不要回来了……”
久而久之，小云对通知考试成绩的分数单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心理恐惧，她说，只要一看到分数单上那鲜红的字迹，她就不寒而栗。
……
在这种不愉快的记忆之中，小云慢慢长大了。
她在和我谈恋爱以后，告诉我她内心其实很渴望出现一个人照顾她、安慰她，能听她倾诉心声的。她当时觉得我这个人不错，因此就答应了我。现在想想，小云父亲早逝，她与母亲的关系又一直是那样微妙或者说是尴尬，那她该处于一种多么痛苦的生活环境中？与她相比，我算是幸运的了。
小云在大庆上过半年小学。
有那么一件事小云至今还觉得有点如鲠在喉，说不上来是什么滋味。
小云在上小学前随父母回上海过暑假，从北方石油城大庆到繁华的大都市上海，小云觉得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对一切都感到那么好奇。回大庆后，在和小朋友聊天的时候，小云对上海赞不绝口：“我们上海就是比这个破地方好。”有个大庆的小朋友听了以后很不高兴，跑去告诉了老师，老师虎着脸把小云叫到了办公室，问道：“你怎么说上海比这好啊，上海好你怎么不滚回去？”小云委屈地嗫嚅道：“可是上海就是比这儿好啊……”老师闻言大怒，顺手给了小云一耳光：“叫你再说！大庆好还是上海好？”小云“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大庆好……”
所有这些故事，小云都是带着一种平静的神情讲给我听的。
小云给我讲这些，并不是想博得我的同情。
但不知为什么，每次我同小云分开回家，回想着小云讲述的那些片断，脑子里浮现着那些画面，体味着小云受到伤害的那种痛，我总是止不住眼眶湿润，止不住心底涌起一种豪情，将来要给予她一切，呵护她爱惜她的豪情。
也许从那时候起，我的性格中少了许多过于“潇洒”的东西，开始用一种沉重的颜色开始看这个世界。
我没有想到的是：我非但不能够保护小云，反而因我的无知把小云挟裹到一场更大的风暴之中。
第二部 坏到刚刚好——高中三年笑梦录第六章“出头鸟”与“缩头龟”（1）
我太低调便令世间太寂寥 是吗
我太高调又冒犯你高贵教条竟使你发烧
……
我太消极 便令你不太尽情 是吗
我太积极又负累你想干事情 骚扰你眼睛
——谢霆锋《前前后后》
又当了一回“老大”
在一段时期内，我不管是在恋爱还是其他方面，都进入了一个“狂飙”的时代。
我并没有感到威胁正一步步向我靠近。
我跟小云之间欢天喜地的恋爱、牵手，种种亲密情状，似乎在校园里横行无阻。
只有那个幽灵般的“老鹰”时时让我们感到不自在。
一段时间，我对“老鹰”恨的牙痒痒的，小云也是，一提起那个“老鹰”就骂，就忍不住唆使我搞点坏事整整这个“老鹰”。
“老鹰”的存在，确实对学校里部分男女生的“安居乐业”构成威胁。
我知道，“老鹰”最心爱的有两样，一是他那宝贝女儿，二是他那辆小小的红色助动车，他几乎每天都要把那辆小车擦个三四遍，擦得贼亮贼亮的，停在学校的自行车棚里。显然，“黑他女儿太没江湖道义了（这是隋亮的主张）”，因此，我决定对“老鹰”的助动车下手，把他的那辆宝贝车拆个稀巴烂。
我跟隋亮商议此事，隋亮大为赞同，提出不仅要灭“老鹰”的车，还要毒死那两条早就看不顺眼的恶狗。
商议的结果是，我们毕竟还是动物保护主义者，那条狗虽然可恶，但还是放过它吧，比狗更可恨的是人，是“老鹰”这样成天里凶神恶煞地与众多恋爱小男女们作对的恶人。
我开始着手这个阴险的计划。
我对破坏“老鹰”的助动车有充分的把握，一是因为我从高二下半学期起，对校园的秘密路径已“了然于胸”，进攻和撤退路线更是早就搞掂。第二，我对助动车的结构、性能也是十分清楚，把它拆成一堆废铁是轻而易举之事。
其实从高一开始，我就开始驾无牌照的二手助动车招摇过市，多次被警察扣车和罚款。一次我被警察追了好几公里，我一路狂飙，警察紧追不舍。我横穿金陵东路，拐上延安东路，把违章车停在上海博物馆后门附近，若无其事地在人民广场溜达了一圈，观察了一下警察的布岗，然后趁人不备，驾车从安全路线回家。
最惊险的一次，我被警察追了好几条街，实在摆脱不了，就把车停在一个小区里，跑进
居民楼。警察也追进了楼内，我在楼内如困兽般乱转，突然看见一户人家门开着，几个民工在里面搞装修。
我说：“叔叔，让我躲一躲好吧？后面有警察追我……”
民工愣了一下，见我一副毛头小伙的模样，可能认定我不是坏人，就说：“你进来好了。”
我躲在内室，听到对讲机声音越来越近，心里怦怦跳，心里想要是民工把我出卖了我就惨了。
我听到警察问民工：“看到一个年轻小伙子跑进来了吗？”
民工回答说：“没有，没看见。”
我如释重负地一下子靠在了墙上……
那辆破车被没收了，所幸的是人没有被他们逮住。
我正紧锣密鼓地策划着对“老鹰”实施报复，一次意外。让我打消了这个念头。没多久我又买了一辆助动车，这一天，我载着小云出去补课，在顺昌路一个警察扣住了我，不但扣车，还要扣人，就在小云眼皮子底下我被他们逮去了，小云干着急地看着我，我一步一回头，大有生死离别的凄惶感。
在派出所里，警察用轻松的口气说：“今天你这小鬼头也别想回去了，打电话叫你父母拿铺盖卷来。”
我哭丧着脸讨饶，编了一套父母不在身边，我住在舅舅家里，生活不幸，寄人篱下之类的鬼话。
说着说着，还挤出几滴眼泪来。
警察说：“那好吧，交罚款吧，50块。”
我在身上摸了半天，显出一副可怜相。“我身上只有5块钱……”
其实，我的屁股口袋里藏了几十块钱呢……
警察不耐烦地说：“好啦好啦！到那边去交钱开收据把。”
交钱的时候，我发现除了交出去的5块之外还有两毛钱的钞票，于是很积极很配合地把那两毛钱“贡献”出来，“叔叔，这里还有两毛钱，侬要勿啦？”
……
我点头哈腰地旁道谢边推着车离开了派出所。
小云在街角等着我，脸色苍白，泪光闪闪，见我被放出来，又悲又喜地一把将我抱住：“你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