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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达重要精神，研究工作。”“这以后，我就在小平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小平同志很注意宣传队。他说，‘宣传队不只是做宣传工作，还是准备干部、培养干部的地方’。宣传队要做群众工作，要做部队工作，还要做敌军工作。邓小平总是说：‘宣传队是培养干部最好的地方。’……”
据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干事潘振武回忆：
红一军团有次在甘南某村镇宿营时，已经日落西山了。宣传队员吃过晚饭后就烧水洗脚，准备睡觉。这时，邓部长突然推门进来，面带愠色地问道：
“怎么搞的，街上为什么一条标语也没有？把我们宣传工作的传统都丢掉啦？！”
宣传队李光炳二话没说，提起石灰桶，带着宣传队员们举着火把写标语去了。从此以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凡是到了一个新地方，放下背包就写标语，可自觉啦！
邓小平对红军战士工作上要求很严格，生活上却很关心。红军翻过六盘山后，战斗中有不少缴获。邓小平看到宣传队员们衣着褴褛，就找到红四团政委杨成武，说：
“听说你们团在青石嘴一仗，缴获了敌人不少布？”
“是的，上缴了不少，还留了一点儿。”杨成武回答道。
“关心一下宣传队的同志，给剧团的小鬼每人做套衣服怎么样？”
“好，照指示办！”
不久，宣传部战士剧社的战士们每人添置了一套新衣服，上台演出显得更加精神了。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主力集结达10万余人，力量大为增强，可内部却波澜迭起。张国焘自恃兵强马壮（时有8万余人），不同意中央占领川、陕、甘的“北上”方针，主张红军南下成都或西进西康。在红军“北上”与“南下”的严重分歧面前，毛泽东同张闻天，周恩来等一道，为维护红军团结与统一，一方面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一方面作了组织上的某些让步，在两河口会议、芦花会议上任命张国焘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但张国焘仍不满足，不断制造事端，要挟中央。
1935年9月，当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到达阿坝后，借口涨水停止向毛泽东等率领的右路军靠拢，并背着中央，密电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率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毛泽东从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外获悉电文后，当机立断，即率红一、三军团迅速脱离险区，先行北上。当四方面军有人主张武力追拦时，徐向前坚决表示“哪有红军打红军的”，维护了红军的团结。中央红军到达俄界后，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和意见，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并组编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以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迅速率军北上。
这时，张国焘仍然一意孤行，力主南下，攻击中央“秘密出走”，并于10月5日在卓木碉“另立中央”，自封“中央主席”，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公开打出了分裂主义的旗帜。红四方面军因南下伤亡很大，减员过半，到甘孜时只剩4万余人，张国焘的“南下”行动严重受挫。
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抵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胜利完成长征。中央机关移驻瓦窑堡。为了适应以“一二·九”运动为标志的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迅速高涨的形势，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报告，并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张闻天在会上作了政治形势与策略问题的报告，并于25日通过了由他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政治报告。
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系统地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和革命急性病倾向，全面地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可能性，强调了党和红军在统一战线中的重要领导作用，提出了将“工农共和团”改为“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从而在理论上、策略上解决了党在遵义会议上来不及解决的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
为了以实际行动表明红军抗日的决心，贯彻瓦窑堡会议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实行“东征”，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抗日先锋军从1936年2月20日开始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并逐步向接近抗日前线的华北地区进军，以便与日军作战。
邓小平随抗日先锋军东征。梁必业将军回忆这段经历时说：
在东征途中，我们宣传部在小平同志的带领下，一路宣传，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抗日。我们还要做敌军工作和俘虏工作。小平同志在东征途中还亲自编写宣传提纲和教材。小平同志写东西快，大家形容他写东西是“倚马可待”。有一次朱瑞主任催他写一个连队讲话材料，他说：“这个好办。”马上找来一张纸，用一枝铅笔，没有桌子，就在膝盖上写，很快就写好了。这也就是他的特点。
红军抗日先锋军在东征中受到蒋介石、阎锡山的重兵拦击，为避免内战，是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将红军部队撤回陕北，结束东征。
东征归来后，邓小平接替罗荣桓，担任红一军政治部副主任，分管党的组织、宣传和教育工作。
张国焘在南下破产、西进失利的情况下，经过朱德、刘伯承、徐向前和共产国际代表张浩的团结、争取工作，被迫于1936年6月6日宣布取消他另立的“中央”，率领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和红军总部北上同红一方面军会师。
1936年9月，在西康甘孜会师的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到达陕、甘边境，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派邓小平等前去迎接、慰问，传达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受到部队的热烈欢迎。
是年10月22日，红二、四方面军到达静宁将台堡，红一方面军派左权、聂荣臻、邓小平等前去迎接，同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等会面。红一方面军赠送红二方面军二十头牛，两千只羊，数万斤粮食，两万斤羊毛，数百张羊皮，两台缝纫机，慰劳红二、四方面军战友。
至此，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会宁地区胜利会师，史无前例的伟大壮举、长达两年之久的长征宣告结束。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毛泽东同张闻天、周恩来等一道，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洞察局势，明察秋毫，正确、稳妥地处理西安事变，粉碎了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促成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从此，十年内战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以抗日为前提的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
邓小平在此时大病一场，得了严重的副伤寒。他在重病昏迷的状态中听说事变的发生，幸得战友们的相救相助，在生命垂危中“缓过劲来”。邓小平后来回忆说：那次病得很重，差点死掉。
但邓小平跟着毛泽东，从瑞金到陕北，在长征中一步一个脚印，战胜了困难和疾病，毕竟挺过来了，成为走完长征的胜利者。
第三部分 共赴国难铁马情深第19节 毛泽东三次荐举邓小平出任要职
“抗日旌旗战局开，大军东去薄燕台。”在狼烟四起、硝烟滚滚的民族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大批革命家经过战火的洗礼，显得愈加坚强、成熟！毛泽东与邓小平，一个在延安窑洞运筹帷幄，一个在抗日前线驰骋纵横。身为毛泽东麾下的一员大将，邓小平同刘伯承统率八路军一二九师，一文一武，轻重自如，从血战晋冀豫，到立马太行山，演绎出抗战史上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
毛泽东一年之内三次荐举邓小平出任要职
长征胜利后，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核心领导地位更为巩固了。
邓小平的命运，总是同毛泽东的起落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挨整，邓小平落难；毛泽东主政，邓小平就出山。真是荣辱与共啊！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由保安迁至延安。从此，延安这座陕北古城，成了继红都瑞金之后的革命圣地，成了中国革命的心脏。
就在1月份，因朱瑞调往红二方面军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升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这是毛泽东推荐促成的。
这时的毛泽东，除仍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外，已是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红军主帅了。中央红军于1936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完成长征。10月27日，党中央负责人张闻天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毛泽东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中央组织局和后方军事工作。11月3日，中共中央在下寺湾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新的中央军委，毛泽东任中央军委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军委副主席。此时，毛泽东在全军的领导地位，已被中央政治局正式确定，成为全军之统帅。邓小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红军主帅毛泽东推荐上任的。
邓小平上任后，主要抓了红一军团的政训工作。他在军团政治部驻地王家楼办起了政训班，组织军团直属机关干部有计划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发展史。
邓小平还亲自讲授政治经济学。据时任总务处长的梁必业将军回忆：
政治课是小平同志给我们讲。他每天早晨起来看书、备课。他备课的时候，不让我们吵。他给我们讲课，讲政治经济学，从商品的两重性讲起，讲什么是劳动，劳动创造价值，讲社会主义必然会代替资本主义……有一次供给部部长邝任农的人迟到了，邓一开课，拿起笔就在黑板上写下：“供给部迟到。”写完就开始讲课。供给部的人来了，一看这几个字，赶快悄悄坐下。邓没有批评人，但是以后再没有人迟到了。他还教我们唱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外国歌，许多人不会唱或唱不准。我学会唱国际歌的音调，就是从邓那里学会的……邓对干部要求很严。他说：“我这个主任，是要管师长的！”一军团的师长、政委们，不管谁到司令部来，都要到政治部请示邓主任。我那时当总务处处长，机关的一些同志想买点好的东西，买好一点的信封信纸，连浆糊也不想自己做了，想买香糊用，邓批评了，以后就不敢了。
1937年六七月间，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邓小平接替傅钟，升任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政治部副主任，同时兼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总政治部主任是前敌总指挥部总政委任弼时兼任的，总指挥为彭德怀。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华民族神圣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
根据抗战形势的需要和国共两党高层会谈的决策，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937年8月2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的名义发布命令：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