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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治国安民和衷共济第40节 毛泽东称赞邓小平坐镇西南
打江山易，坐江山难，此乃中国古训。建国以后，毛泽东是党、军队和国家的领袖。邓小平则当了两年西南局第一书记，五年副总理，十年总书记。他们作为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组成人员，是核心和成员的关系。他们之间合作共事，亲密无间，配合默契，携手走过了治国安民的风雨十七年，却也伴生了一些工作和认识上的分歧。邓小平后来谈到“十年总书记”这段经历时说：“在我的一生中，最忙的就是那个时候。”
毛泽东称赞邓小平坐镇西南
“路线正确”、“成绩极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历史揭开开了新的一页，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
作为领导和推动这一历史巨变的关键人物、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在百废待兴、日理万机的日子里，思虑的焦点集聚在治国安邦的大事上。大西南的问题已解决了，但西藏尚未解放。为了迅速统一全中国，毛泽东作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重大决策。
大西南解放后，身为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委（司令员为贺龙）的邓小平，肩上的担子依然是十分沉重的。1950年，他同贺龙一起，领导开展剿匪工作，一年内歼匪85万余人，受到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嘉奖。
毛泽东在1951年1月28日致贺龙、邓小平，并告华东、中南、西北各军区及福建、广东、广西军区的《关于嘉奖西南剿匪部队的电报》称：
你们一月六日送来的一九五○年一年剿匪工作报告，收到阅悉，路线正确，方法适当，剿灭匪众八十五万人，缴枪四十余万枝，成绩极大，甚为欣慰，望即通令所属，予以嘉奖。尚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干净剿灭残存匪众近四万人而奋斗。
邓小平在协助毛泽东和中央政府在解决西藏问题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仅两三个月，毛泽东就提出了“向西藏进军”的问题，并在一封致邓小平等人的电文中说：“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
根据毛泽东的电示，1950年1月7日，邓小平即向毛泽东报告，拟抽调二野第十八军由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率领担任进藏任务，并报告了具体部署。毛泽东在莫斯科获悉这一部署后，于1月10日回电刘、邓：“完全同意刘邓一月七日电之进军西藏计划。”
是年2月15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区发布《进军西藏的政治动员令》，号召：
“把五星红旗和八一军旗插到喜马拉雅山和雅鲁藏布江！”
这时，部队中有人发牢骚了，说：“怎么二野总离不开山，抗战时期在太行山，解放战争在大别山，现在又要进军喜马拉雅山。为什么哪里穷，哪里山多，就叫我们到哪里？……
针对这种思想苗头，邓小平讲话了，提出了“要过好胜利关”的要求，他说：
在我们二十三年革命的斗争中，过了很多的关，有困难的关，有胜利的关，有大关，有小关。这些关过去在毛主席、朱总司令的领导下，我们是过得很好的，现在要过好胜利这一关。目前除了台湾、西藏没有解放，少数匪特没有肃清外，全国基本上取得了胜利。在我们队伍里又有些人看不见敌人了，以为我们的事办完了！对那个美帝国主义看不见了，国民党残余力量看不见了，地主阶级看不见了，他们认为战争这许多年，应该休息了！甚至有些革命多年的干部，也产生了腐朽蜕化的思想，做出了一些不利于革命的事情。他们居功自大，骄傲蛮横，脱离群众，贪图享乐，他们漠视革命队伍的严肃性和纪律性，用这些思想和行为来腐蚀我们的革命队伍。这是个胜利关，我们一定要过好！
邓政委的讲话，像一阵“及时雨”，化释了革命队伍中一些人思想上的疑云，部队士气为之一振。
1950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部队开始向西藏进军。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在昌都部署藏军主力，抗拒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10月6日至24日，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第十八军在有关部队的配合下，发起了昌都战役，歼灭藏军主力9个代本（相当于团）并争取一个代本起义，共计5700余人，占领了藏东政治、经济中心——昌都，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为和平解放西藏奠定了基础。
西藏问题是个非常特殊、复杂的问题。邓小平根据毛泽东和中央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从西藏的社会现实出发，深谋远虑地亲自起草了解决西藏问题的十项政策。这十项政策，包括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藏，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维持西藏现行各项政治、军事制度现状不变更，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文教事业、改善人民生活，人民解放军进藏巩固国防、所需经费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等，成为后来和平解放西藏问题的十七条协议的基础。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李维汉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阿沛·阿旺晋美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10月，刘邓大军第十八军在军长张国华率领下进入西藏首府——拉萨。进藏部队根据毛泽东“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方针和邓小平“严明纪律，秋毫无犯”的指示，尊重藏民信仰，维护汉藏团结，在广大藏民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赢得了“新汉人”、“菩萨兵”的称誉。
邓小平主政经营大西南，最脍炙人口的突出成就，是修成了四川几代人企盼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既是古诗，也是古训。成渝铁路不好修啊，从清王朝到国民党，都没干这件事。法国人曾想修，但未成功。
曾亲历辛亥革命的刘伯承说：“四川人民为了一条铁路发动了辛亥革命，但辛亥革命没有成功，而铁路连影子也见不到。”国民党政府1936年曾成立了“成渝铁路工程局”，但折腾了14年，毫无实际行动。
可四川人民心中的这件大事，却在共产党手上、在邓小平任上干成了！
早在1949年6月邓小平就在上海与陈毅商谈过修建成渝铁路之事，并请陈毅的堂兄、技术专家陈修和鼎力帮助，物色了一批留法留德的铁路技术人才。邓小平进军大西南后，就一直关注此事，在大西南局面稳定后，就主持西南局会议讨论研究，决定从修建成渝铁路着手，带动四川经济发展和百业之兴。邓小平和刘伯承、贺龙等作出决策后，上报中央人民政府，很快得到毛泽东主席的批准。
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关怀下，在邓小平和西南党政机关的领导下，经过两年多的奋战，从1950年5月15日破土动工，到1952年7月1日全线通车，成渝铁路在共产党执政之初，在邓小平主蜀之际，完成了，修好了，梦想变现实了！
这是四川境内的第一条铁路，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第一条铁路！
成渝铁路全长505公里，东起重庆，西到成都，中间经过8个县，是四川经济发展的大动脉。
成渝铁路的成功修建，是共产党“执政为民”的生动表现！
毛泽东送来了题词锦旗：“庆贺成渝铁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天成路。”（天成铁路后修成改名为宝成铁路）
邓小平亦为之题词：“庆祝成渝铁路全线通车。”
国民党元老、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熊克武说：“这是腐朽无能的反动政府与人民政府在实际行动上最明显最尖锐的对照！”
四川人民欢欣鼓舞，万方颂扬。有人写了一副对联：
人民坐江山，黄河也有澄清日；
铁路连川陕，蜀道从今不再难。
第五部分 治国安民和衷共济第41节 毛泽东罕见的六个“毛注”
邓小平主政西南工作期间，在领导开展剿匪、反霸、修路、统战、城市、民族、抗美援朝等各项工作的同时，还倾注精力领导了西南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
1951年5月9日，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份关于西南地区土地改革情况的报告。一个星期后，即5月16日，毛泽东即将邓小平的报告转发全国各地，并在转发的批语中说：
小平同志的报告很好。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报告看得很认真、很仔细，并亲笔在邓的报告上不时地加以批注，读来饶有兴味。
邓小平在报告中谈到：我们在今年二、三、四月进行而且完成了第一期分配土地的工作。第一期土改范围为十八个县又十二个区和一百五十八个乡及重庆、万县、南充三个市郊区，共一千三百五十一万余人口的地区。各地土改都是结合复查反霸退押，惩治不法地主，发动贫雇农，进一步改造农会领导和镇压反革命等内容进行的。
看到这里，毛泽东批注道：
“（所有这些都很好，都值得庆贺，一切尚未做到这一步的地方，都应这样做。毛注。）”
当邓小平的报告谈到：经验证明，不镇压反革命，封建势力不会低头，贫雇农不敢起来，退押、土改也不会这样顺利完成。
这时，毛泽东又批注道：
“（所有这些都是正确的，各地都应这样做。毛注。）”
当邓小平谈到：在镇反和惩治不法地主两个问题上，有些地方发生了控制不严的毛病。运动愈到后期，愈是轰轰烈烈，下面同志脑筋愈热，领导机关愈要注意控制，这是我们及各省区党委应有的教训。上述两个运动的后期，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不按章程办事的无政府无纪律的风气，又在抬头。
这时，毛泽东又提笔批注：
“（请中南、华东各省严密注意这些教训，坚决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绝对不容许此种坏作风抬头。毛注。）”
在邓小平谈到：全区干部从五月起进入整风，总结前一段经验（包括镇反），准备第二期土改和布置今后镇反，方法仍是肯定成绩，发扬优点，纠正缺点，并注意纠正无政府无纪律倾向。
毛泽东于此处又批注道：
“（请你们考虑可否仿照西南办法在六七两月来一次整风，在冬季再来一次整风，不要等候冬季作一次整。毛注。）”
在邓小平谈到：注意春耕生产的领导。各地同志反映群众真正起来了，领导思想往往落于群众觉悟程度之后，许多同志总以为抗美援朝妨碍工作，是一个额外的负担，而群众一搞起来就有声有色，大大帮助了实际运动，扩兵这样容易，也出乎意料之外。
这时，毛泽东又作了一个很长的批注：
“（还有两件事是出乎许多同志意料之外的。一件是不敢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不敢邀请党外人士参加审判委员会和我们共同审判反革命。结果恰好相反，愈是打破了关门主义的地方，情况就愈好。这是对于人民和党外人士的积极性估计不足的一个例子。又一件是不敢邀民主人士、工商业者、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分批地大量地看土改，看杀反革命。叫他们去看，也只让他们看好的，不敢让他们看坏的，存在着严重的关门主义。结果又相反，凡去看了的，回来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