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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人之间-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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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9月29日,工农革命军进抵永新三湾。毛泽东领导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改编后,兵精将锐,面目一新,留下的700余人,都是大浪淘沙后的精华。随后,在江西省委的指点和宁冈党组织负责人的帮助下,毛泽东上山召开古城会议,作出了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策,结识了袁文才、王佐两个“绿林朋友”,割据创业,建立了茶陵、遂川、宁冈三县红色政权,开创了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从三河坝撤守的南昌起义余部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的部队在宁冈胜利会师。朱、毛会师 后,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兼前委书记。从此,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烈火越烧越旺,蒋介石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惊恐不安,加紧发动“进剿”。龙源口大捷后,边界进入全盛时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拥有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酃县东南部,面积达7200余平方公里,人口50余万。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井冈山军民集体奋斗的结果,但无论是从实践上还是从理论上看,建树盖世之功的当首推毛泽东。毛泽东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上领导秋收起义部队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造性地解决了根据地建立和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而且还在理论上对井冈山斗争的革命经验进行了科学的概括,提出了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理论的基本思想。    
    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年35岁。他身在井冈山,胸怀全中国,在井冈山就提出了从“小块红色政权”到夺取“全国政权”的伟大构想。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写道:    
    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不但没有疑义,而且必然地要作为取得全国政权的许多力量中间的一个力量。……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多么远大的目标,多么深邃的思想!    
    正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的时候,蒋介石国民党于1928年12月下旬策划“血洗井冈山”,调集湘赣两省军队以6个旅18个团的兵力,向井冈山根据地和朱毛红军发起了第三次“会剿”。一时间,井冈山根据地四周,黑雾弥漫,杀气腾腾。    
    为了打破敌人的“会剿”,寻找新的生计,毛泽东在柏露会议上决定“围魏救赵”,把视线从井冈山转移到一个更大的舞台——赣南、闽西的广阔地区。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出发,转战赣西南、闽西,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2月,毛泽东在吉安陂头主持召开了著名的“二七”会议,掀起了土地革命的热潮。随后,毛泽东和红四军前委决定以赣南、闽西20余县为范围,发动群众进行苏维埃政权割据,并以此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日后又提出了“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从而为中央苏区的开辟确立了明确的指导思想,拉开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序幕。此后,赣西南、闽西的革命斗争如火如荼地向前发展。1930年3月,赣西南苏维埃政府、闽西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    
    1930年6月,红一军团在闽西汀州成立,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兼前委书记,下辖红四、六、十二军,兵力共2万余人。8月,红一军团在“牛行示威”后,与红三军团在浏阳永和会师,合编为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兼总前委书记。随后,在“立三路线”的指令下,红一方面军攻打长沙,久攻不克。毛泽东当机立断,撤围长沙,回师江西。10月,毛泽东领导红一方面军和工农群众一举攻克赣西重镇吉安,建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这就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0年底至1931年9月,毛泽东和朱德一起,领导和指挥红一方面军连续取得了粉碎国民党军队第一、二、三次“围剿”的辉煌胜利,歼灭国民党军7。5万人,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的奇观,不仅有力地保卫和巩固了江西中央苏区,而且使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联成一片,中央苏区拥有江西的瑞金、兴国、宁都、于都、石城、会昌、寻乌、安远、信丰、广昌、黎川和福建的长汀、龙岩、上杭、永定、连城、清流、归化、建宁、泰宁、宁化等二十几个县的广阔地域,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拥有面积84万多平方公里、人口453万的中央苏区,是同时期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    
    从此,毛泽东领导开创的中央苏区,成为“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成为中国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在土地革命战争中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实践表明:毛泽东是八七会议后第一个上山下乡的中央委员,是把中央八七会议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总方针具体化的成功典范,是在实践中顽强探索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杰出代表。


第一部分 苏区聚首风雨同舟第3节 红七军千里转战,“汇合朱毛红军”

    在毛泽东努力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并为之奋斗的同时,邓小平也在探索。    
    邓小平自离开汉口后,在上海做了一年半的中央秘书长。到1929年夏,邓小平受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派,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前往广西南宁,领导广西党的工作。当时在广西,人们并不知道有邓小平这么一个人。他化名邓斌,进行秘密工作,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广西省政府的秘书,实际上是中共中央代表、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书记。此时的邓小平,已经不是带着满身“油印博士”墨香、从苏联刚刚学习回国的那个有点书卷气的邓希贤了,而是经历过北伐风雨、担任过中央秘书长、列席过党中央的各种高层会议、参与过党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有着相当政策水平和工作经验的领导人了。    
    他,年仅25岁,就身负重任,显得那么沉稳、成熟,那么精明、老练!    
    是年12月,邓小平同张云逸、雷经天等领导发动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翌年2月,邓小平又同李明瑞、俞作豫等领导发动龙州起义,创建了红八军和左江革命根据地。在此期间,他先后出任红七军、红八军政委和前委书记,工作干得很出色。在邓小平等人的领导下,仅四个多月的时间,广西红军力量发展到7000多人,红色区域扩展到20多个县,拥有100多万人口,成为当时国内较大的革命根据地之一。    
    邓小平在红七军工作期间,就很注重学习朱毛红军和井冈山斗争的经验。这是因为当时在中央担任军事部长和组织部长的周恩来,不仅对井冈山的斗争予以关注和指导,而且还代表中共中央充分肯定朱毛红军的经验,高度评价井冈山的斗争,并且通过党内文件和党的刊物《红旗》《军事通讯》《布尔什维克》等,向全国各块根据地介绍和推广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尤其是1930年1月5日在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军委刊物《军事通讯》创刊号上,刊登了陈毅于1929年9月1日撰写的《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军委的编者按予以高度评价,称“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宝贵的报告,朱毛红军这个‘怪物’在我们看了这个报告以后都可以一目了然”。“这里面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志注意,如他们的编制,他们的战术,他们的筹款给养的方法,他们与群众的关系,他们对内的军事和政治训练,他们处置军中供给开支的原则(官兵夫经济平等,开支绝对公开)……都是在中国‘别开生面’,在过去所没有看过听过的。”中央军委如此热烈的赞誉,使朱毛红军和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很快就传遍全国各块根据地。邓小平在上海党中央工作的时候,就以中央秘书长的身份,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朱毛红军和井冈山根据地的情况,尤其是1929年9月陈毅到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工作的情况时,邓小平从这位当年法国同学的四川老乡口中,更直接地听到许多有关朱毛红军的具体情况。对此,邓小平自己曾说过:“我刚到红七军的时候,什么也不知道,一点军事也不懂。还是我在上海当中央秘书长的时候,陈毅来中央汇报红四军的工作,才知道了好多情况。这也是一种学习呀!”据莫文骅在《红七军的诞生》一文回忆中写道:邓小平等在百色起义胜利后不久,就提出了“学习朱毛红军”、“汇合朱毛红军”的口号,学习朱毛红军在井冈山武装割据的经验。1930年3月2日,中共中央在给红七军的指示信中,就充分肯定红七军在编制等方面“能利用朱毛红军的经验,这是对的,中央对于你们目前的编制是同意的”。    
    “学习朱毛红军”,“汇合朱毛红军”!这就是邓小平在红七军的时候提出的口号,这就是邓小平对毛泽东的敬仰与向往!    
    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这样的思想基础,才有以后邓小平率领红七军从广西千里转战到江西“汇合朱毛红军”的重大战略行动。    
    1930年10月,在“立三路线”已停止执行的时候,由于山高路远、信息隔绝,南方局代表邓岗来到红七军,依然积极推行“立三路线”,指令红七军“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以完成南方革命。邓小平对这一错误指令有过疑虑与抵制,但难以左右局势,部队在邓岗的“中央命令”指令下,挥师东向,攻打坚城,结果连连受挫,伤亡很大,在过乐昌河时又被敌军截断。邓小平、李明瑞率领红七军五十五团,摆脱敌人的追击,从乐昌河畔渡河后,转战五省,历尽艰辛,于1931年2月14日(农历腊月二十七日)到达江西中央苏区的红色游击根据地——崇义县城。1931年3月下旬,张云逸等率领红七军的五十八团与先期到达苏区的五十五团在江西永新天河会合。随后不久,红七军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编入红三军团,成为中央红军中的一支劲旅。    
    海纳百川。广西的红七军终于汇入江西的中央红军!这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偶然也罢,必然也罢,作为红七军统帅的邓小平来说,他的心始终是向着中央,向着毛泽东的!


第一部分 苏区聚首风雨同舟第4节 邓小平主政瑞金

    邓小平率领红七军到达崇义后,“做了二十多天的群众工作”,帮助地方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培养地方干部,发展地方武装。1931年3月10日,邓小平根据红七军前委的决定,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临行前,他向前委委员许卓交代说:“必要时可向井冈山靠拢!”    
    邓小平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时,却受到王明“左”倾领导者的冷遇。后来,取得中央的认同,邓小平于1931年8月回到江西瑞金。同邓小平一起到达瑞金的,还有金维映、余泽鸿等同志。随即,邓小平一行与中共赣东特委书记谢唯俊、苏区中央局巡视员霍步青等会合。当时,因与上级还没有建立联系,大家商议,一致“推举”曾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红七军前委书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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