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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到来前夕的一天，江西省军区司令员、省革委会保卫部部长、当年毛泽东的警卫员陈昌奉，专程来到厂里，在一间小屋里，单独对罗朋布置任务说：
“中央决定，邓小平要下放到江西劳动。邓小平来江西，省革委研究定了，就安排到你们厂劳动。你要做好保卫工作，不能出一点问题。出了事，唯你是问，外面的人不准接触邓小平，有情况打电话给省革委保卫部。邓小平的问题还未定性，不要称同志，也不要叫邓小平，就叫‘老邓’……”
罗朋没想到，干革命几十年，自己昔日敬仰的老领导，竟成了“党内第二号走资派”，下到这么个小厂劳动。有人说，对邓小平的态度应该是“敌不敌，我不我，冷不冷，热不热”。不管怎么说，首要的任务是做好保密、保护工作。
第二天一上班，罗朋召开了职工大会，对百余名职工宣布了“邓小平要来”的消息，规定全厂职工谁也不能泄露，对老婆孩子也不能说，谁传出去就要严肃处理。随后，还成立了一个党员保卫小组，专门做好防范保护工作。当时厂里贴了许多标语、大字报，都是“打倒刘邓”之类的。邓小平要来，应该给他一个平静的环境，于是罗朋组织大家把标语、大字报全部清洗了，搞了一次卫生大扫除。同时，还腾了一间房屋供邓小平劳动休息用。
从11月9日开始，邓小平夫妇来到修配厂参加劳动。每天上午都去，从不迟到早退，劳动近四个小时，邓小平干的钳工，主要是将拖拉机上的轮带螺丝做一道工序，用手工锯掉一边，磨平即可。钳工，是邓小平当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老行当。五十年以后，他重操旧业，依然驾轻就熟，干得有板有眼，工人们都点头称好。
有一天，邓小平在车间劳动时突然晕倒，工人们都慌了，不知他犯了什么病。卓琳就问女工程红杏家里有没有白糖，小程马上跑回家泡了一杯白糖水端来，邓小平喝了以后就好多了。随后，工人们用拖拉机将邓小平送回“将军楼”。
起初，邓小平夫妇去厂里劳动，每天早晨从步校住地出发，经过工厂大门进入车间，这样行走要绕一个大弯，多走两里多路，要花近一个小时，而且惹人注意，不太安全。罗朋就与车间主任和工人们商量，在工厂的后墙开了一道小门，做好了门架，门上配了锁，专供邓小平夫妇出入。从此，邓小平和卓琳每天上午从步校到厂里劳动就不再绕大弯从厂大门出入了，只要沿着田间小道走大约两华里，仅20分钟就可以直达车间。人们看到，不管是数九寒天还是烈日酷暑，不管是天晴还是下雨，每天早晨7点3刻，中午11点半，邓小平夫妇晴时戴着草帽，雨时撑着雨伞，默默地从不间断地行走着。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邓小平夫妇渐渐地踏出了一条坚实的小道。
工人们戏称这是“邓小平小道”。
之所以冠以这样的美称，大概是工人们受了著名的“胡志明小道”的启迪吧。
啊，“邓小平小道”！
这是江西人民用淳朴和良知构筑起来的小道！
这是邓小平夫妇用汗水和毅力铺垫出来的小道！
在这条坎坷、曲折的小道上，邓小平走了三年，思考了三年。有人说，中国后来发生的许多事情，就是从这条小道上延伸出来的；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蓝图，就是邓小平复出前在这条小道上开始沉思、蕴育的。
邓榕撰写的《在江西的日子里》写道：
我时常看着父亲，看着他永远那样认真、永远那样沉静的神情，看着他向前迈出的快速而稳健的步伐。我想，就在这一步一步之中，他的思想、他的信念、他的意志，随着前进的每一步而更加明确，更加坚定起来。这些思想的蕴育成熟，是否为日后更加激烈的斗争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呢？
是的，后来的实践证明确实如此。让我们援引邓小平自己的话来回答这个问题：
1986年9月2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迈克·华莱士在中南海采访邓小平时问道：“主任先生，刚才您谈到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期间，您和您家人遭遇是如何的？”
邓小平回答说：“对那件事情，看起来是坏事，但是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毛主席经常讲坏事可以转化为好事，是要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的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
第六部分 狂飙骤起南北分离第60节 邓小平说：“林彪不亡，天理难容”
邓小平已在新建拖拉机修配厂劳动了将近两年，在“邓小平小道”上行走了将近两年。
冬去春来，花开花落。历史的车轮行驶到了1971年秋天，这时，林彪垮台的消息终于传到了这个沉寂的江南小厂。
11月6日，邓小平自被打倒以来，首次享受了一次“政治待遇”——被获准和工人们一起听中央文件的传达。
厂党支部书记罗朋传达文件前，看到邓小平坐得比较远，就说，你耳朵不好，坐到前面来。邓小平聚精会神地听完传达后，要求把中央文件带回去看一看。回到住地后，因有监管人员在场，邓小平夫妇不便说什么。卓琳就把女儿邓榕拉到厨房里，用手指在女儿的手心写了“林彪死了”四个字，邓榕当时简直不敢相信，但不敢发问。等到监管人员吃饭去了，一家人才聚到一起，听卓琳讲述文件的内容。讲完后，邓小平显得非常兴奋和激动，沉沉地说了一句话：
“林彪不亡，天理难容！”
邓小平从60年代初开始，就与林彪有过分歧和斗争。1960年3月，他针对林彪接替彭德怀当了国防部长后大肆鼓吹“个人崇拜”、“活学活用”的错误倾向，在一次讲话中说：“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把毛泽东思想用得庸俗化了，什么东西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例如，一个商店的营业额多一点就说是毛泽东思想发展了，打乒乓球也说运用了毛泽东思想。”“打乒乓球打赢了说是毛泽东思想胜利了，打输了呢？能说是毛泽东思想失败了吗？不能这样简单化、庸俗化。”在对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有两点邓小平是一直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强调学“老三篇”，多次说只要学“老三篇”就够用了。邓小平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一切领域中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讲“老三篇”，就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二是邓小平认为林彪的一些吹捧性的提法，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只讲毛泽东思想，不提马列主义，同样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损害了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作用，还是提继承发展为妥。“文化大革命”开展后，林彪几次在大会上率先点名批判刘、邓，恶毒攻击邓小平“反对毛泽东思想”，欲将邓小平置于死地而后快。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与江青一起，大肆鼓噪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那个什么“一号命令”也是林彪签署发出陷害老干部，为篡党夺权扫除障碍的。凡此种种，邓小平都是十分清楚和非常气愤的！“林彪不亡，天理不容”这八个字，恰恰表明了邓小平对林彪的看法和义愤，同时也揭示了林彪与党和人民之间不共戴天、水火不容的尖锐矛盾，道出了林彪罪大恶极、难逃灭亡的必然趋势。
林彪集团的垮台，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促使广大干部和群众从林彪鼓噪的个人崇拜的狂热中觉醒过来了！
人们清楚地看到：那个在“文革”中经常站在毛泽东身边“万岁不离口”的声嘶力竭地高呼“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的“林副主席”，竟然是个“背后下毒手”的谋害伟大领袖的阴谋家；写入中共党章总纲的、法定的、响当当的接班人，竟然叛国出逃了；新擢升的“政治新星”叶群、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黄永胜，竟然一道从事阴险毒辣、卑鄙无耻的反革命活动，等等。这一切，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这个具有极大尖锐性和讽刺性的“九一三事件”，促使人们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思考：
“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人民究竟带来了什么？是福、还是祸？是繁荣昌盛，还是国破家亡？
“文化大革命”究竟是对的还是错的？到底是“完全必要”、“非常适时”的，还是没有必要，非常错误的？
中国究竟有没有修正主义？有没有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党内有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为什么没有识破林彪？“炮打司令部”对不对？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对不对？把邓小平搞下台对不对？
……
林彪集团的垮台，同样引发了邓小平深沉的思考。但是，他外表仍然平静严肃。
他继续偕同卓琳行走在那条小道上，进厂劳动。
他在厂里和工人们一起学习、讨论，静静地倾听工人们的发言，但没有说一句话。
作为一个沉稳成熟而又身处逆境的政治家，邓小平有自己的主见和谋略。他看到了转机、曙光和希望。
他，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第六部分 狂飙骤起南北分离第61节 邓小平两次致信毛泽东
在江西羁居三年的时间里，邓小平的主要活动是劳动、读书、思考，还是家务“强劳力”。但是，他始终没有忘怀的是对毛泽东的期盼。
邓小平11月6日在厂里听了林彪叛国出逃的“九一三事件”传达后，厂领导罗朋让他把文件带回去看看。邓小平仔细、认真地学习了中央文件后，经过两天的深思熟虑，于1971年11月8日提笔上书，给毛泽东写了第一封信。
据毛毛《邓小平“文革”岁月》所述，邓小平在信中写道：
“在传达前，我对林陈反党叛国集团的事一无所知，只是感觉到陈伯达出了问题。对林彪则是非常突然的，所以，在听到林陈集团那些罪该万死的罪恶行动时，感到十分的震惊和愤慨！”“林陈反革命集团这样快地被揭发被解决，真是值得庆幸的大事。如果不是由于主席和中央的英明的领导和及早地察觉，并且及时地加以解决，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正如中央通知所说，即使他们最终也得被革命人民所埋葬，但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会遭到多少曲折和灾难。现在终于解除了这个危险，我和全国人民一道，是多么的高兴呵！”
接着，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了他到江西后两年来的情况。他写道：
我在主席的关怀下，到江西来整整两年了。这两年，我每天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和晚上，看书、看报、听广播和做些家务劳动，除到工厂外，足不出户，与外界是隔绝的。在这时期，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过劳动和学习自我改造，绝对遵守我向党作的保证，除自己的亲属外，没同任何人有来往。我们的生活，由于组织上的照顾，没有什么困难。
随后，邓小平向毛泽东提出了“想做点事”的请求。他写道：
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我的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