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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审阅造反《大事记》。王洪文早就策划组织专人编写《上棉十七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为自己树碑立传。《大事记》计有三万多字，主要是鼓吹上棉十七厂是“文化大革命”工人运动的“发源地”、“红色堡垒”，王洪文是“工人领袖”、“造反英雄”等等。1975年8月王洪文刚来上海时，就催促赶快完稿。11月5日，王洪文接到《大事记》送审稿后，看了两遍，然后召见写作人员说：“我昨天一连看了两遍，很受教育。”接着提出了修改意见：“《大事记》中人名不要太多，一般人只要提一下就可以了”，可是他自己的名字出现二百多处却一声不吭；还说1966年6月19日他在保卫科同厂党委的冲突“要详细记载”；又提出把厂夺权时间从1967年1月29日改为1966年11月4日，以此说明十七厂是全国夺权最早的单位，王洪文是“一月革命”的先驱，等等。
四是安抚、控制“老造反”。上海有个潘国平，是比王洪文“知名度”更大的“老造反”，后来被王洪文整下台了。此人从不把王洪文放在眼里，常散布说：“王洪文算什么？在‘工总司’成立大会上，有人要揪他，他吓得发抖；在安亭，看到火车停下来了，别人都冲上了铁轨，他才上去！哼，他倒成了副主席！”王洪文闻知后，“指示”对潘国平“要批判从严”，但“形式上不要搞得太紧张”，“把潘留在总工会，不让他回家去”，“一面交代问题，一面学习”。
王洪文在上海期间，并没有忘记同张春桥的“热线联系”。
1975年9月，张春桥告诉王洪文：江青已安排毛远新担任毛泽东和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
11月初，张春桥又告诉王洪文：毛泽东已对邓小平的整顿产生不信任感了！王洪文听到这消息，喜出望外，在上海再也呆不住了。不满四个月，他就飞回北京，要对邓小平进行“反击”了。
王洪文一到北京，就恶狠狠地对人说：“邓小平是还乡团的总团长，叶剑英、李先念等是还乡团的分团长！”
“邓小平的整顿就是复辟！”
“警惕还乡团，警惕党内资产阶级！”
……
他把毛泽东“不要搞‘四人帮’”的告诫忘得一干二净，又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勾结在一起了。
11月15日，邓小平致信毛泽东：“洪文同志已经回到北京。七月份洪文同志到外地时，经主席批准，由我暂时代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现洪文同志已回，按例，从即日起，中央日常工作仍请洪文同志主持。近日召开的十七人会议，亦应请洪文同志主持。请主席批示（由东兴同志通知）。”
当晚，毛泽东批示：“暂时仍由小平同志主持，过一会再说。”
第八部分 筚路蓝缕奸佞进谗第83节 周恩来在病重时称赞小平同志
“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邓小平在遭受“四人帮”非难、攻击的时候，病重中的周恩来却一直在关心、保护着邓小平。
从1974年初起，周恩来的病情就日益加重了。但是从这年1月初到6月1日住进医院之前，他在多数日子里都工作12小时以上，很多日子工作18小时以上，有一次甚至连续工作30小时。他告别办公室住进医院，只不过是把办公室从西花厅搬到了三○五医院罢了。住院期间，他动过大手术6次，小手术8次，平均每40天左右动手术一次。他以超乎寻常的坚毅忍受了病魔带给他的痛苦和折磨。
周恩来在政治上、精神上所承受的折磨就更难以形容。他虽然是一国总理，党中央副主席，可处境并不好。他既要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又要承受人家“批周公”、“批宰相”；既要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每一项指示，又要尽可能地考虑到方方面面，避免带来不必要的损失；既要同“四人帮”作斗争，又要讲究斗争策略；既要保护、支持邓小平，又要取得多数政治局委员的理解和赞成。他在医院里，经常同一些老同志谈话，开会。他在同叶剑英谈话后，又特别嘱咐：“要注意斗争方式，无论如何，大权不能落在他们手里。”
“无论如何，大权不能落在他们（指‘四人帮’）手里！”这就是周恩来的原则，这就是周恩来的信念！
他把这个希望寄托在邓小平身上。
邓小平领导1975年的“全面整顿”期间，周恩来同邓小平的谈话次数就更频繁了。从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起，每隔几天他们就要见一次面。仅在7、8、9三个月，他们在一起开会、谈话就有12次，几乎每周一次。邓小平是周恩来在医院里会见次数最多的中央领导人。此外，周恩来经常约见的还有政治局成员叶剑英、李先念、纪登奎、吴德、华国锋、汪东兴等。
周恩来对邓小平“全面整顿”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来取得的显著成就，感到由衷的欣慰。他在会见外宾时，曾毫不掩饰地表露了这种欣慰之情。
1975年8月26日晚，周恩来在会见西哈努克一行时，热情赞扬邓小平。一位在场的大臣秀浦拉西回忆说：“周恩来称赞邓小平副总理，并说有邓代替他，他就感到放心了。”
9月7日，周恩来在会见罗马尼亚外宾时，坦然而深情地说：
“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我现在病重，已经不能再工作了，邓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小平同志很有才能，你们可完全相信，邓小平同志将会继续执行中国党和政府的内外方针。”
这是周恩来生前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是啊，周恩来在最后一次会见外宾时，想到的是邓小平！他称赞“邓小平同志很有才能”，深信邓小平能独撑危局，扭转乾坤。
9月以后，周恩来的病情急转直下，癌细胞全面扩散，免疫力严重下降了。
9月20日，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和邓颖超等来到医院。这一天，是周恩来做住院后的第四次手术。据医护人员报告，这次手术生死难料。因此，邓小平等都匆匆赶到医院手术室守候，观察和等待结果。
周恩来也明白：这次手术生死难料。
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想起一件事，也是他的一块“心病”：他要工作人员找来自己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录音记录稿，他记得自己还没有签字。于是他用很长时间仔细地看了一遍，然后用颤抖的手签了自己的名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
在生死难料的情况下，周恩来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给老战友邓小平！
进入手术室的前一刻，平静地躺在手推车上的周恩来，突然示意停下，轻声问身边工作人员：
“小平同志来了吗？”
邓小平听到工作人员招呼，立刻跨步向前，靠近手推车。
周恩来看见邓小平，吃力地抽出手来，紧紧握住邓小平的手，大声地说：
“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周恩来说这句话时，声音较大。他是想让在场送行、守候的人都能听见。
在进入手术室前的一刻，周恩来又突然大声地说：
“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所有在场的人，都明白周恩来这句话的悲怆含义，无不为之动容……
手术长达五个小时。这时，周恩来体内的癌瘤已扩散到全身，根本无法医治了。
一阵悲伤、忧虑和不安的情绪袭上人们的心头：周恩来将不久于人世了！
邓小平得知，深为不安。他指示医疗组：尽一切努力，“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10月24日，周恩来又做了第五次手术。他，一次又一次地战胜了死神。然而，这次手术后，周恩来再也没有从病床上起来。
他躺在病床上，依然关注着国内政局的变化，思考着党和国家的命运。
11月以后，周恩来从文件、报纸上看到毛泽东关于刘冰上书的批示，看到江青一伙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趋于恶化的形势，经常望着天花板，沉思、摇头，扼腕而叹！
那个时候，眼看邓小平九个多月“全面整顿”的成果和大好局面，就要毁于一旦，谁不痛心疾首！老一辈革命家都忧心如焚啊！
朱德，这个德高望重、温厚慈祥的开国元勋、红军之父，“文化大革命”高潮时也被“四人帮”和红卫兵诬为“黑司令”。后来，毛泽东发话，说朱德是“红司令”，此后朱德的日子才好过一些。
1975年12月，朱德在同原中共辽宁省委书记周桓谈话时，对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领导工作后，在许多方面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转机，感到很满意。朱德称赞说：
“现在形势很好，组织上顺过来了，但思想上还没有顺过来。”
朱德针对“四人帮”大搞“反击右倾翻案风”，企图打倒邓小平、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气愤地说：
“要抢班夺权是不行的，林彪不是垮了吗？”
然而，形势仍在恶化之中。
第八部分 筚路蓝缕奸佞进谗第84节 要不要做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
邓小平作出了自己的选择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以后，根据毛泽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明确地提出了以“三项指示”为纲的口号。
1975年7月4日，邓小平在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的讲话中说：
前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毛泽东同志去年就讲过，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了，以安定为好。现在加一年，九年了，要团结起来，安定起来。我们有好多事要办。国际方面的斗争，事情很多。国内也有许多事情要做，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这就是邓小平“以三项指示为纲”的由来！
未料，这个提法遭到毛泽东的反对。毛泽东后来批评说：“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
有人说，毛泽东在1975年实际上是实行了一种“双轨制”：一方面让江青等人“抓革命”，保卫“文化大革命”中“七个指头”的成果；另一方面让邓小平等人“促生产”，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三个指头”的问题，这就叫做“左派抓革命，右派促生产”。
此话不无道理。
这时，毛泽东已82岁高龄，虽然头脑还清醒，但身体状况已很不好。他晚年的思想、心态，最根本、最核心的东西就是要肯定“文化大革命”。因为“文化大革命”是他老人家亲自领导和发动的，他又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然而，“文化大革命”进行八九年来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