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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我想起来，她听不懂英语，而我又不会说法国话。于是我就去找我那个翻译朋友。“我对一个姑娘很有意思。但是看上去她要的价钱很贵。”
他耸了耸肩膀。“最多一路易。”
“好吧，”我说，虽然当时我觉得一路易的要价是大的——而结果看来也确是如此。
我叫翻译在一张明信片后面用法语写了几句谈情说爱的话：“我十分爱您”，“我对您一见钟情”，等等，我准备一到适当的时候就派它们用场。我还叫他作好了事先的安排，于是他就当上了双方的牵线人。最后，他回来说：“全都谈妥了，代价是一路易，可是你得付她从戏馆到她家里的来回车钱。”
我犹豫了一下。“她住在哪儿？”我问。
“车钱最多是十法郎。”
但这十法郎却把我难倒了，我没料到还有这样一笔额外费用。“她不能够走路吗？”我带开玩笑地说。
“您听我说，这位姑娘可是高级的，您必须给她付车钱，”他说。
我勉强答应了。
等一切都谈妥了以后，我就登上花楼台阶，在她旁边走过去。她笑了笑，我转身向她瞥了一眼。“今儿晚上！”
“太好啦，先生！”
因为我们在休息之前还要演出，所以我约好等我的戏演完了以后再去会她。我朋友说：“趁我唤那姑娘的时候您去叫车，这样就不会浪费时间了。”
“浪费时间？”
我们的车沿着意大利大街驶去，光影掠过她的脸和细长白皙的脖子，这时候她真美丽动人。我偷着去看我明信片上写的法文。“我十分爱您，”我试着说。
她大笑起来，露出了一口雪白整齐的牙齿。“您的法语说得好极了。”
“我对您一见钟情，”我一往情深地接下去说。
她又大笑，并且矫正我的法语，说我应当用“你”这个亲密的称呼。她想了想这个字，接着又大笑起来。这时她看了看她的表，但是表停了；她表示要知道时间，说她十二点钟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约会。
“不是今儿晚上吧，”我羞涩地说。
“是今儿晚上。”
“可是你今天整个晚上都没空嘛，通宿儿！”
她突然露出了很吃惊的神气。“哦，不，不，不！不是通宿了！”
这一来那些不堪入耳的话都说出来了。“二十法郎只一次吗？”
“一点儿不错！”她加重语气说。
“我很抱歉，”我说，“我想，还是叫车停下了吧。”
把送她回女神剧场的车钱付给了车夫，我这个极度伤心失望的年轻人跳下了车。
我们原可以在女神剧场连演十八个星期，因为我们很能叫座，可是卡诺先生已经和别的地方有约在先了。我的薪酬是每星期六镑，但我把所有的钱都花了。我哥哥的一个表兄，也就是雪尼的一个父系亲属，来向我认亲戚。这人很有钱，属于所谓上流社会，当时正在巴黎，就带着我去玩了不少地方。他是一个戏迷，甚至剃掉了他的胡子，以便冒充我们剧团里的人到后台去逛。可惜他后来不得不回英国去了，据我知道，他一回国就被他严厉的父母大加训斥，然后被送到南美洲去了。
演艺生涯第一次出国（2）
在去巴黎之前，我曾听说当时海蒂的舞剧团正在女神剧场演出，于是我决定再去会她一次。抵达巴黎的那一天晚上，我就到后台去打听，但是从一个跳舞的姑娘口中获悉，那个舞剧团已于一星期前到莫斯科去了。我正在和那个姑娘谈话，只听见楼梯上一个人粗声粗气地说：“马上给我过来！你怎么可以跟一个不认识的人谈话！”
说这话的是那姑娘的母亲。我试图解释，说我只不过是要打听一个朋友的消息，可是她不理睬我的解释。“别去跟那个家伙多说，马上给我上来。”
我对她这种粗暴的态度很是生气。但是，后来我和她熟悉了。她和她的两个女儿跟我住在同一个旅馆里，两个女儿都是女神舞剧团里的演员。小女儿十三岁，是舞剧里的主角，长得非常漂亮，舞也跳得很好，但是那个十五岁的大女儿舞跳得不行，长相又很难看。母亲是法国人，胸部丰满，年纪四十左右，嫁的是一个苏格兰人，这男人那时在英国。我们在女神剧场演出后，她来向我道歉，表示不该对我那样莽撞。从此我们就很要好了。她们在自己卧室里备了茶点，我经常被邀到她们屋子里去喝茶。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天真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一天下午，两个女儿都出去了，单是那母亲和我在一起，她的神情变得很奇怪，倒茶的时候她哆嗦起来了。那时我刚谈了一阵我的希望和理想，我的爱好和失望，她听了很是感动。当我站起来，把我的茶放在桌子上时，她走近我跟前。
“你真可爱，”她说时两手捧住了我的脸，两眼直盯盯地冲着我的眼睛里瞅。“像你这样的好孩子，是不应该受人欺侮的。”她眼睛茫茫地向我看，显得那么古怪，好像是在使催眠术，她的声音颤抖起来，“你知道吗，我爱你就像爱自己的儿子一样啊。”她说时仍旧双手捧着我的脸。然后，她的脸慢慢地向我凑近，她吻了我。
“谢谢你，”我说，接着就真诚地——而且是天真地——回吻了她。她的眼睛仍旧呆呆地紧盯着我，她的嘴唇在哆嗦，她的眼光凝滞了，后来，她忽然克制住感情，走过去重新倒了一杯茶。她的态度变了，嘴角上似乎闪出了笑意。“你太可爱了，”她说，“我真喜欢你呀。”
她把她女儿的事都悄悄地告诉了我。“小女儿是个很好的姑娘，”她说，“可是你对那个大的可得留点儿神；她现在很叫人伤脑筋。”
演完了戏，她常常邀我到她和她小女儿睡的那间大卧室里去吃夜宵；在回到自己房里之前，我总是吻了母女俩，向她们道了晚安；然后，我必须穿过大女儿睡的那间小房间。有一天晚上，我正走过那间屋子里，她向我招了招手，小声地说：“把你的房门开着，等她们都睡着了我就过来。”说来你也许不相信，当时我气呼呼地一下子把她推倒在床上，大踏步走了出去。她们在女神剧场演期结束后，我听说当时只有十五岁的这个大女儿跟一个驯狗师私奔了，那驯狗师已经六十岁，是一个身体魁梧的德国人。
然而，我又不像你表面看上去的那样天真。我偶尔也会和剧团里的人出去玩上一个通宵，在妓院里狂欢滥饮，凡是年轻人那些起哄捣乱的事我都干。一天晚上，喝了好几杯苦艾酒，我跟一个从前是轻量级职业拳击手，名叫厄尼·斯通的，动起武来。事情发生在一家酒馆里，堂倌和警察把我们拉开了后，他说：“咱们在旅馆里见。”原来当时我们两人都住在那一家旅馆里。他的房间在我的上面，清晨四点钟我摇摇晃晃地回到了旅馆，去敲他的房门。
“进来，”他兴致勃勃地说，“现在，脱了你的鞋，咱们别惊吵了别人。”
于是我们悄悄地脱光了上身衣服，然后互相对峙。你打过来，我闪过去，我们好像经过了一段长得过不完的时间。他有几次很准地打中了我的下巴，但是没有把我打倒。“我还以为你的拳厉害呢，”我冷笑着说。他猛地向前一扑，但是扑了个空，一头撞在墙上，差点儿晕了过去。我想乘势把他打倒，但是我那几下打得太轻了。我原可以把他打伤的，可惜我挥出的拳太无力。突然，他一拳正打在我嘴上，震动了我的门牙，这时我清醒过来了。“住手，”我说，“我可不要你打掉了我的牙齿。”于是他走过来和我拥抱，然后去照镜子：他的脸都被我打破了。我的一双手肿得像一副拳击手套一样。天花板上、窗帘上、墙壁上都是血，我不知道，血怎么会溅到了那上面。
夜里，血从我嘴角边流到颈项里。早晨舞剧里演主角的小姑娘照例送来茶点，吓得尖声怪叫起来，她还以为我是自杀呢。此后我再不曾和人打过架。
一天晚上，翻译来找我，说有一位名音乐家要见我，问我是否愿意到他包厢里去？这次邀请相当有趣，因为和他一起坐在包厢里的还有一位极美的外国小姐——一位苏联芭蕾舞团里的演员。那位先生说他很欣赏我的表演，还说没想到我是这样年轻。听了这些夸奖的话，我很有礼貌地向他鞠躬，同时还偷偷地向他的女友瞟了几眼。“您是一位天生的音乐家和舞蹈家，”他说。
我当时除了满脸陪笑以外，再没有什么话可以答复这样的称赞，于是望了望翻译，恭恭敬敬地了鞠了躬。音乐家站起来向我伸出了手，我也站了起来。“可不是，”他握着我的手说，“您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和翻译一起离开后，我转过身来问：“跟那位先生在一起的小姐是谁？”
“她是一位苏联芭蕾舞演员，那小姐叫——”他说了一个很难念的名字。
“那位先生叫什么？”我问。
“德彪西，”他回答，“大名鼎鼎的作曲家。”
“我从来没听到过这个名字，”我说。
那一年，斯坦赫尔夫人谋杀亲夫案闹得满城风雨，但审讯后被宣判无罪；那一年，男女调情的“蹦蹦舞”风靡一时，舞侣一对对恬不知耻地紧搂着打转儿，做出了种种淫荡的样儿；那一年，每镑课六便士所得税令尽管令人难以置信，但竟然获得通过；那一年，德彪西把他的《牧神的午后》乐曲介绍到英国，但上演时被喝了倒彩，听众们退出了剧场。
我满腹愁闷地回到了英国，开始去外省各地巡回演出。这些地方和巴黎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啊！在北方城镇中，在那些愁人的星期日黄昏：所有的店铺都已经打烊，凄凉的钟声好像在谴责人们，这时候那些吵吵闹闹酗酒的小伙子和嘻嘻哈哈笑谑的大姑娘，就在昏暗的大街小巷成群结队地游逛。这是他们星期日傍晚惟一的消遣。
这样在英国混了六个月，我才习惯于自己的日常工作，可就在这时候，从伦敦办事处传来了一条消息，于是我的生活又活跃起来。卡诺先生通知，叫我在《足球赛》的第二轮演出中替代哈里·韦尔登。我觉得这是自己福星高照。这对我确是一个机会。虽然我已经在《不吭声的鸟》和其他一些短剧中获得好评，但是，和我在《足球赛》中演主角相比，以前的那些演出只能说是很小的成就。再说，我们要去牛津游艺场上演，那是伦敦的第一流游艺场。我们将成为全市瞩目的人物，我的名字将首次印在戏单的最上边。这可是大大地提升了一级。如果我在牛津游艺场红了，我就可以一举成名，就可能要求一大笔薪酬，最后就可以扩大我演剧的范围，可不是，到那时候各色各样美妙的设想都可以实现了。由于《足球赛》一剧基本上用的是原来的戏班子，所以我们只需要排练一个星期就行了。我对怎样演这一个角色考虑了很久。哈里·韦尔登说的话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