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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点起就开始拍戏了。这会儿已经是下午五点多，太阳很快地落山了。
演艺生涯基斯顿电影制片厂（4）
到了制片厂里，我正在洗去油彩，孙纳特冲进了化装室。“他妈的这是怎么一回事？”他问。
我试着向他解释。“影片里缺少笑料，”我说，“可是瑙尔芒小姐什么意见都不肯听。”
“叫你怎样演，你就怎样演，要不你就给我请出，不管什么合同不合同，”他说。
当时我十分镇静。“孙纳特先生，”我回答，“我来这儿以前，同样是混饭吃，如果你要辞我的工，那么，就请辞吧，但是，我是工作认真的，我和你同样心急，想要拍一部好影片。”
他一句话不说，呯地一声把门关上了。
那天晚上，和我那个朋友一同乘电车回去时，我把这件事说给他听了。
“太可惜啦，你这一阵子在咱们厂里演得挺不错嘛，”他说。
“你看他们会辞了我吗？”为了掩饰焦急的心情，我嘻笑着说。
“那是毫不奇怪的。孙纳特离开你化装室的时候，我看他简直像发了疯一样。”
“好吧，反正我不在乎。我腰包里已经有一千五百元，除了回英国的盘缠还有多余的哩。不过，我明儿还是得去一趟，如果他们不要我……那也是活该啦。”
第二天早晨八点钟有一次排演，我不知道应当怎样办才好，于是，也不去化装，我就那样坐在化装室里等着。大约到了八点差十分，孙纳特向门里探进头来。“查理，我有几句话和你谈一谈，咱们到玛蓓尔的化装室里去吧。”他的声音听来特别和气。
“是啦，孙纳特先生，”我说，一面跟着他走去。
玛蓓尔不在那儿；她在试片房里看样片。
“你听我说，”孙纳特说，“玛蓓尔很喜欢你，我们都喜欢你，都认为你是一位优秀演员。”
我见他这样前踞后恭感到奇怪，自己立刻软了下来。“我当然十分尊重瑙尔芒小姐，”我说，“但是我不相信她有资格做导演——她毕竟年纪太轻啦。”
“不管你怎样想法，你还是宽宏大量，在这方面帮帮忙吧，”孙纳特说着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一向就是这样尽力而为的嘛。”
“好吧，那你就勉为其难，和她合作下去吧。”
“你听我说，如果你让我自个儿导演，你就不会再有这些麻烦了，”我说。
孙纳特沉吟了一下。“如果拍出来的片子不能上映，这笔费用由谁来付呢？”
“由我来付，”我回答，“我把一千五百元存在随便哪一家银行里，如果片子不能上映，那笔钱就是你们的。”
孙纳特思索了一会儿。“你有电影故事吗？”
“当然有，你要多少有多少。”
“好吧，”孙纳特说，“和玛蓓尔拍完了这部影片，我另作安排吧。”我们十分友好地握了手。后来我去向玛蓓尔道了歉，那天晚上孙纳特陪我们两人出去吃饭。第二天，玛蓓尔对我和气极了。她甚至跑来向我讨主意。摄影人员和其他演员都迷惑不解，我们就这样很圆满地拍完了这部影片。孙纳特这一次突然态度改变，使我莫名其妙。又过了几个月，我才摸清了这件事的底细：据说，孙纳特已经打算在那个星期结束时解雇我，但就在我和玛蓓尔吵架的第二天早晨，他收到了纽约办事处发来的电报，催他赶快多拍几部卓别林的影片，因为那里大量地需要这些片子。
基斯顿滑稽影片公司每次发行的影片，平均为二十拷贝。如果是印到三十拷贝，那已经被认为是相当成功的了。上一部影片，也就是我所拍的第四部影片，已经印到四十五拷贝，但要求添印的订货单还是有增无已。因此，收到电报后，孙纳特变得和气了。
在那个年代里，导演的技巧是很简单的。我只需要为演员的出场和下场辨清了我的左右方向就行了。如果一个演员在上一个镜头结束时向右边走下场，他在下一个镜头出现时就要从左边走出场；如果一个演员在上一个镜头结束时面对着摄影机从银幕上消失，他在下一个镜头出现时就要背朝着摄影机在银幕上出现。当然，这些都是最基本的规则。
但是，随着经验的积累，我发现摄影机的位置不但能影响观众的心理，而且能说明一场电影的情节；实际上它也是决定电影风格的一个关键。如果摄影机离开得稍许太近一点儿，或者是稍许太远一点儿，它就可以增强或者削弱效果。由于精简动作很是重要，所以，除非是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否则你就不愿意让一个演员不必要地走太多的路，走路的动作是缺乏戏剧性的。因此，摄影机的位置应当影响电影的组织，同时要使演员的出场显得好看。摄影机的位置使电影增添了变化。并没有一条固定的规则，可以说明特写镜头比远景镜头更能起强调作用。采用特写镜头是一个情感问题；在某些场合，远景反而能够起更大的强调作用。
在我早期演的《溜冰》那部喜剧片里，就有这样的例子。流浪汉走上溜冰场，跷着一只脚溜冰，他一路滑过去，围着转圈儿，跌倒在一群人当中，闹得笑话百出，结果是一大堆人都在摄影机的前景中倒在冰上，而流浪汉却溜到溜冰场的后边，变成了背景中一个极小的影子，坐在一群观众当中，若无其事地看他所引起的一场混乱。然而，让流浪汉在远处显出一个小影子，反而要比给他拍一个特写镜头更招人笑。
刚开始导演我的第一部影片时，我并不像自己想像的那样有把握，实际上我有点儿心慌。但是，等到孙纳特看了第一天拍的影片，我放了心。那部影片叫《遇雨》。它并不是一部轰动全国的影片，但它挺招人笑，并且很能卖座。片子拍完后，我急于要知道孙纳特的反映如何。他从试片房里出来时，我等在那儿。“怎么，你准备开始拍下一部了吗？”他问。从那时候起，我就自编自导所有的喜剧片。拍好了每一部影片，孙纳特给我二十五元额外津贴，作为奖励。
孙纳特现在完全把我当作了自家人，每天晚上都请我吃饭。他总是向我介绍其他班子拍的影片的内容，而我总是想出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主意，这些主意我认为只有我本人明白，别人都不容易理解，但是孙纳特听了总是哈哈大笑，结果总是采用了它们。
现在我在观众中看自己的影片时，发现他们的反应和从前不同了。观众们看到影片上映出基斯顿滑稽影片公司的广告时，总是有一阵骚动和兴奋；刚看见我在影片上出现，还没有看到我做什么动作，他们已经发出欢畅的笑声：这使我十分得意。观众们都非常喜爱我，我心里想：如果能够这样生活一辈子，我也可以心满意足了。加上了津贴，我的收入是每星期二百美元。
演艺生涯基斯顿电影制片厂（5）
自从埋头工作，我就很少再有空去亚历山德里亚酒馆，也没机会再碰到我那位爱挖苦人的朋友埃尔默·埃尔斯沃思。但是，又过了几个星期，我在街上遇见了他。“喂，你听着，”他说，“我最近看了几部你的影片，说真的，你演得太好啦！你有一种完全独特的风格。我这并不是在瞎捧你。你真会逗笑！早先你为什么不说呀？”不用说，后来我们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基斯顿的人教会了我不少东西，我也让他们学会了不少玩意儿。在那些日子里，他们对技巧、舞台艺术或表演手法都知道得很少，而我把这一切从戏院里介绍给了他们。他们对自然的手势也懂得很少。每逢要遮蔽后景，导演总是叫三四个演员，闹闹哄哄的，一溜儿面对着摄影机站着；如果是做哑剧表示“我要娶你的女儿”，演员总是做一些容易看懂的手势，先指自己，再指左手无名指，然后指那个姑娘。他们做手势时，很少顾到含蓄与效果，而我在这方面就显得更出色了。我知道，在演早期的那些电影时，我在许多地方占了便宜；于是，就像一位地质学家一样，我进入了一片蕴藏丰富、待人开发的领域。我认为那是我一生事业中最富有刺激性的一个时期，因为我正开始发现一些神妙的东西。
事业做得顺利，一个人就容易讨人欢喜，所以我和制片厂里所有的人都混得很熟。临时演员、场面工作人员、服装管理员、摄影师，都管我叫“查理”（“查理”是查尔斯的爱称）。虽然我并不喜欢跟所有的人都那么热和，但是这样亲热使我感到高兴，因为我知道，这种亲热的表示，说明我在事业上的成功。
现在我已经对自己的计划满怀信心，而在这一点上我是应当感谢孙纳特的。因为，虽然孙纳特和我同样没有文化，但是他相信自己的趣味，并且使我也养成了这种习惯。他的那种工作方式使我具有信心，而看来那种工作方式是正确的。他头一天在制片厂里说：“我们没电影剧本。我们想到了什么笑料，就随着故事的自然发展演下去。”这几句话丰富了我的想像。
这样从事创作，我就觉得拍电影的工作富有刺激性。从前演戏时，我的日常工作都很呆板，缺少变化，每天晚上都重复着同样的一套；舞台上的动作一经排练好了，固定下来了，你就难得有机会独出心裁，加以改变。在戏院里，惟一促使你提高演技的是：一出戏演得很成功，或者是，一出戏演得失败了。但是拍电影更加自由。拍电影使我有一种冒险的感觉。孙纳特老是说；“你认为根据这个笑料拍一张片子好吗？”或者说：“闹市区里大马路上发大水了。”像这一类的话，往往会发展成为一部基斯顿的喜剧片。正是这种可爱的不受拘束的精神，给我增添了乐趣，因为它激发了我的创造力。拍电影是那么自由，又是那么容易——不像研究文学，不像从事写作；拍电影我们只需要想到一件事，然后就可以环绕着那件事去找笑料，并随着它的发展编出一套故事来。
举一个例子，在《他的史前生活》一片中，我一出场就找了一个俏头。我出来时像史前人那样打扮，披着一张熊皮，看了看四面的景色，然后从熊皮上拔下一些毛，装在我的烟斗里。单是根据这样一个想像，已可以编出一篇有关史前人的故事，展开一系列爱情、对抗、斗争和追逐等情节。我们在基斯顿拍电影，采用的就是这个方法。
现在不妨回顾一下，我最初怎样会想到：除了笑料以外，还要给我的影片增添一些新的成分。有一次我拍一部影片，叫《新看门人》，其中有一场演的是经理开除了我。我恳求他发发慈悲，请他把我留下来工作，于是就做出哀求的手势，表示我家里人多，有好几个小孩儿。当时有一个名叫多萝茜·达文波特的老女演员站在一边，排练的时候我朝她看了一眼，不觉吃了一惊：我是在模拟伤感的表情，但是她竟哭起来了。“我知道你这是在逗观众乐，”她说，“可是我看了忍不住就要哭啊。”她证实了我曾经有过的想法：我能够逗人笑，同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