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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科姆·麦克唐纳（工党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儿子），邀我和拉尔夫去会他父亲，然后在契克斯过夜。我们去时，在路上遇见了首相，他正在作保养身体的散步，穿着灯笼裤，带着围巾，戴着便帽，还叼着烟斗，拄着手杖，那神气完全是一个乡绅，丝毫也不像一位工党领袖。我一见到他，就觉得他是一个地位显赫的要人：这人显然经常意识到首相的重大责任，同时从他那高贵的气派中透出点儿幽默的趣味。
那天晚上，大家起先感到有些拘束。但是吃完了晚饭，我们都到那历史上有名的长厅里去喝咖啡，在那里看到了克伦威尔刚死后做的面型和其他历史文物，然后一起坐下来闲谈。我对首相说，自从我上次回来后，英国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一九二一年，我在伦敦还看到很多穷人，一些白发苍苍的老奶奶睡在泰晤士河堤岸上，但是我这次来，那些老奶奶都不见了，睡在那里的流浪汉也没有了。商店里货物充沛，孩子们鞋袜穿得整整齐齐，这一切当然应归功于工党政府。
首相的神情显得高深莫测，他不开口，尽让我说下去。我知道工党政府是社会党的政府，问他这样的政府是否有权力在基本上改变这个国家的组织。他眨了眨眼睛，用幽默的口气回答说：“它应当是能够的，然而，英国政治上有一个矛盾现象：你只要一朝大权在握，立刻就会变得束手无策。”他回忆了一下，然后说了一段他任首相后首次进白金汉宫觐见的故事。当时皇帝陛下很亲切地招呼他，说：“怎么，你们社会党人打算把我怎么办呢？”
首相笑了起来，说：“当然是向陛下效忠，为国民谋福利。”
在选举期间，阿斯托夫人邀我和拉尔夫去普利茅斯她的家里度周末，会见也要去那里度周末的Ｔ·Ｅ·劳伦斯。但是劳伦斯因为临时有事不曾赴约。后来阿斯托夫人邀我们到她的选区里去，参加在码头上举行的一次集会，她将在会上向一些渔民演讲。她问我是否也可以说几句话。我说，我是支持工党的，实际上不能赞同她的政策。
“没关系嘛，”她说，“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想要看看您。”
那一次露天集会，我们在一辆大卡车上讲话。她选区里的主教也来了，主教显得有点儿不高兴，我觉得他只是敷衍地招呼了我们一下。阿斯托夫人作了简短的介绍，然后我登上了卡车。“朋友们，你们好，”我说，“让我们这些百万富翁来指导你们选举，这敢情好，但是，我们的情况是跟你们很不同的。”
这时候我忽然听见主教发出感叹：“说得好！”
我接下去说：“阿斯托夫人和你们可能有一些共同点——至于共同点是什么，那我可不知道。我想，你们总要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一些。”
“好极了！非常好！”主教说。
“至于她的政纲，再有她的政历，代表这个，呃……呃……”“这个选区的，”主教说——我每次一结巴，他就提醒我——“阿斯托夫人的政历肯定是十分令人满意的。”我最后还说，我知道她为人是非常和蔼可亲的，心地是极其善良的。我走下了车，主教仍旧满面堆笑，他热情地和我握手。
英国的牧师具有强有力的诚恳感，这最好地反映了英国人的品质。正是由于休利特·约翰逊博士和牧师会会员柯林斯这些人物，以及其他许多高级教士，英国教会总是显得那么生气勃勃的。
故乡之旅为《城市之光》作宣传（4）
我的朋友拉尔夫·巴顿做出来的事情很古怪。我发现客厅里的钟停了，电线被人割断了。我告诉他这件事，他说：“是呀，是我给割断的。我嫌那钟滴答滴答吵得讨厌。”我听了很惊讶，感到不大痛快，但是，想到拉尔夫一向脾气古怪，也就把这件事丢开不提了。他离开纽约后，忧郁症看来已经痊愈。现在他决定要回美国了。
临动身之前，他问我是否高兴和他一起去看他的女儿。那是他的大女儿，是他第一个妻子所生的，一年前做了修女，现在在哈克尼一个天主教女修道院里。拉尔夫常常提起她，说她十四岁就受到神的感召，一心要做修女，无论父母怎样劝说也没用。他给我看她十六岁那年拍的一张照片，她的美貌立刻将我吸引住：一双乌黑的大眼睛，一个丰满而又细巧的嘴，从照片上向人亲切地微笑。
拉尔夫解释，说他夫妇曾经带她去巴黎，多次参加舞会，出入夜总会，希望她能打消进修道院的念头。他们给她介绍了好些男朋友，让她到最热闹的地方去玩，她好像也感兴趣，但结果仍旧不能改变初衷。拉尔夫已有十八个月没见到她。现在修女见习期满，她已正式担任圣职。
女修道院坐落在哈克尼贫民区中心，是一所阴暗的房子。我们到了那里，女修道院长接待我们，把我们让进了一间阴森森的小房间，我们在那里坐下，等候了不知多少时间。最后他的女儿进来了。我登时感到一阵悲哀，因为她长得和照片上一样美丽，只是笑时露出嘴里有一边缺了两颗牙齿的地方。
当时的情景显得很不调和：我们三个人坐在那间阴暗愁人的小屋子里；三十七岁的父亲是一个混混沌沌的俗人，他跷着腿，吸着香烟；十九岁的女儿是一个漂亮年轻的修女，她坐在我们对面。我想离开那儿，在外面汽车里去等着，但是他们父女俩怎么也不许我走。
她虽然外表上愉快活泼，但是我可以看出她另有那么一种冷淡的神气。她的动作很急促，仿佛是神经过敏的，一谈到自己做小学教师她就显得很紧张。“小孩儿真难教，”她说，“可是，我会习惯的。”
拉尔夫和她谈话时，一面吸着烟，眼光中流露出得意的神气。虽然他不是基督教徒，但是，我看得出，他挺喜欢女儿成为一个修女。
父女俩团聚时，有着那么一种忧郁冷落的气氛。肯定她已经在精神上经历了一次考验。尽管她是那样美丽年轻，但是自有一种忧郁和严肃的神气。她谈到我们在伦敦受到欢迎的热闹情形，还问到拉尔夫的第五位妻子杰曼·泰尔菲的近况。拉尔夫告诉她，说他们已经离婚。“这还用说吗，”她转过身来笑着对我说，“我就是不赞成爸爸娶那么多太太。”拉尔夫和我都不好意思地笑了。
拉尔夫问她是否要在哈克尼待很久。她心事重重地摇了摇头，说教会也许要派她去中美洲。“但是，去的时间和地点，他们是不会让我知道的。”
“那么，到了那儿，你总可以写封信给你父亲吧？”我插了一句。
她犹豫了一下。“照规矩我们是不可以和任何人通信的。”
“连你父母也不可以吗？”我问。
“不可以，”她装出毫不在意的神气，接着向她父亲笑了笑。大家沉默了一会儿。
临走的时候，她抓住了父亲的手，好半晌亲切地握着它，这仿佛是出于一种天性。我们驱车离开了那儿，拉尔夫虽然仍旧装得不大介意，但是可以看出他很抑郁。两星期后，他在纽约寓所里自杀：躺在床上，用被子蒙着头，向自己开了一枪。
此后我常常去看Ｈ·Ｇ·威尔斯。他在贝克尔街租了一所公寓房子。我去那里拜望他，总看见他的四个女秘书，四面堆满了参考书籍，一面从百科全书、技术书刊，以及文献和论文中作摘记，一面进行核对。“那是我最近写的一部书，《货币分析》，”他说，“工作量是够呛的。”
“看样子，我还以为工作大部分是她们做的哩，”我开玩笑说。他图书室四周高架子上摆了一些样子像大型饼干听的箱子，上面分别标着：“传记材料”，“私人信件”，“哲学论文”，“科学资料”，等等。
饭后来了一些朋友，其中一位是看上去很年轻的拉斯基教授。哈罗德是一位极有才华的演说家。有一次我听他在加州美国律师公会里演讲，也不用什么提纲摘记，就口若悬河地谈了一个小时。那天晚上，在Ｈ·Ｇ·的寓所里，哈罗德向我谈了有关社会主义哲学的一些惊人的新发明。他说，速度上的稍许加快，会形成巨大的社会差别。那次谈话非常有趣，后来Ｈ·Ｇ·就寝的时间到了，他毫不客气地望了望几位客人，再看了看自己的表，于是大家都散了。
一九三五年，威尔斯到加州来看我时，我怪他不应该那样批评苏联。我读了几篇他贬低苏联的报道，想要从他那里知道一些第一手资料，没想到他几乎是对苏联表示深恶痛绝。
“但是，您的结论是不是下得过早了呢？”我和他争辩。“他们的任务是艰巨的，国内外都出现了反对势力和阴谋活动。再过相当的时候，肯定会有好的成果吧？”
那时候，威尔斯对罗斯福的新政取得的成绩抱着很大希望，认为在美国垂死的资本主义中会出现一种半社会主义。他好像对他曾经会晤过的斯大林特别啧有烦言，说苏联在他的统治下变成了一个暴虐专制的国家。
“既然您这位社会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注定了要毁灭，”我说，“而苏联的社会主义又失败了，那么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希望呢？”
“社会主义不会在苏联失败的，也不会在其他地方失败的，”他说，“然而，社会主义的这一特殊发展，变成独裁政体了。”
“苏联肯定是犯了错误，”我说，“并且，和其他国家一样，还会继续犯错误。我认为它最大的错误是，革命后拒绝偿付外国贷款和苏联公债，说什么那些都是沙皇欠下的债。可能它有理由拒付这些债款，但我仍认为它铸成了一个大错，因为这样就招致了其他各国的反对、抵制和军事入侵。结果是，它比偿付这些债款多花了一倍的钱。”
威尔斯部分同意我的看法，说我的见解理论上是对的，但事实上是办不到的；因为拒付沙皇的欠债已经明令公布，这一件事鼓舞了革命斗志。如果再去偿清旧政权的债务，那就会激起人民的愤慨。
“可是，”我争辩，“如果苏联肯遵循惯例，不那样单凭理想，它就可以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那里借到巨额贷款，把本国的经济更快地建设起来，而由于战后资本主义迭经变革，通货膨胀，这就可以很容易地偿清了它的债务，同时保持了国际信誉。”
故乡之旅为《城市之光》作宣传（5）
威尔斯笑起来。“可现在已经太晚啦。”
我会见威尔斯的次数很多，会见的地方也不同。他在法国南部为他的苏联太太盖了一幢房子，而那位太太的脾气是很容易激动的。壁炉架上边刻了几个哥特体的字：“两个爱人，筑室于此。”“是呀，”他听我谈到这题词时说。“我们好多次把这块牌子装上去又拆下来。每次我们拌了嘴，我就吩咐泥水匠拆下它；等到我们和好了，她又吩咐泥水匠把它装上去。它被装上去又拆下来好多次，到后来，泥水匠不来理我们了，让它留在那上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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