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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也是居于前列的。知识分子待遇问题要分几年解决，使他们感到有希望……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嘛。”这是邓小平的一篇论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也是从这时候开始提出来的，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那些埋首攻坚的人有了憧憬和希望。
反潮流
１９７３年，“反潮流”成为言语新时尚，首先起因于一个叫李庆霖的福建小学教员。他写信向毛主席诉苦，说自己孩子还小，可口粮年年不够吃，又没有分文劳动收入，甚至连理发钱都掏不出来。他做梦都没想到毛泽东会给他寄来３００块钱，且还在复信中称其为“反潮流”代表。之后辽宁又出了个张铁生，由于考试分数太低，他在试卷后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封信，称别人是大学迷和不务正业的书呆子。他在发了一通牢骚后还不忘自我吹嘘一番。于是，张铁生一夜之间成了闻名全国的“白卷英雄”，也成了一个反潮流的先锋。紧接其后，河南省十五岁的女学生张玉勤也在英语考试中交了一份白卷，其背面还附了首打油诗：“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ＡＢＣ，也能做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她遭学校批评后竟投河自尽，使该县２８０人受株连。更精彩的还在后面，到了１９７３年底，北京小学生黄帅的日记摘抄在《北京晚报》发表，她对班主任的严格管束提出了质问和批评，因此被堂而皇之地称为“反潮流的小英雄”。
手提式录音机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都市兴起了一股购置家电的热潮。手提日本录音机，眼戴蛤蟆镜的年轻人成为都市的一道风景。有人这样归结各个年代小青年的流行形象：“五十年代是一身中山装，一双黄皮鞋，一头瓦片发，上衣口袋插上两支钢笔。六十年代是旧军装，宽皮带扎腰，头发剪得短短的。到了七十年代，则是‘敞摆’衣服齐腰杆，小裤管把屁股和腿脚绷得紧紧，大包头擦得油光光的，尖头皮鞋雪亮雪亮，手上还提了一个特大号的录音机。”
如今，人们家里摆满了录像机、饮水机、微波炉、空调、ＶＣＤ、电脑……“手提式录音机”早已被人遗忘。
七十年代的流行词汇流行词汇（3）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１９７１年３月，第三十一届世乒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当时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打出的口号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是“文革”后，中国球员首次出国比赛，没想到却有一个意外收获——把美国乒乓球代表团邀到中国来了。在这些善意的“老外”访华期间，尼克松公布了改善中美两国关系的一系列措施。后来，经过精心安排，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秘密到北京访问，中美两国关系出现了震惊世界的急剧发展。
周恩来在接见美国乒乓球队时曾说，世乒赛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为两个大国的握手创造了一个最好的契机，这真叫——“小球舞出大乾坤”。
工农兵学员
工农兵学员是指按所谓的教育改革新办法进入大专院校的学生，这些学生入学不经文化考核，水准相差悬殊。他们的任务也简单得可笑——“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
后来，北京市在一所高等院校对工农兵学员作了一项调查：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２２％，初中文化程度的近６０％，相当于小学程度的占２０％。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教学环境下，有些数学系的学生竟闹出了１／２＋１／２＝２／４的笑话。
万岁
这个词本为臣下对君主表示祝愿其长生不老，活一万年之意，后来逐渐演化成对皇帝的专称。即只能对皇帝老儿翘着屁股大呼：“万岁”，并祝其“万寿无疆”。后来到了“文革”，“万岁”就成了对毛泽东个人的即兴狂呼。
那会儿虽然也有工人万岁、农民万岁、工会万岁之类的口号，但它们都是为“毛主席万岁”做铺陈的，摆在一起，高下立现。“文革”一开始，“党和人民的好儿子”——林彪就以“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形象出现，不但对毛泽东个人“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喊得声嘶力竭，还由他一手掀起了跳忠字舞、唱万寿无疆歌的狂潮。后来，只要是毛泽东提倡过的事物，统统以“万岁”称之——“文化大革命万岁”，“一月风暴万岁”，“四大”“造反”均万岁……这种种万岁，肆虐了十年，也使一个群体，在盲目中癫狂了整整十年。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自六十年代中期以来，毛泽东对国际形势估计过于严重，与此相对应，在民间也大肆流传着“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言论。那时，国家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人防工程建设，挖防空洞，修工事，储备粮食和布匹。后来，毛泽东指示说，我们不应当有大国霸权主义思想，但要切实做好战备工作，要进一步挖深防空掩体，加强粮食储备。这一指示又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热浪推向了新的高潮。
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些蔓草丛生的防空洞如今又重新启用，被改成了地下超市或小酒吧，恋旧的顾客络绎不绝。
“星星”美展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北京出现了一个“星星”美展。在那个寒冷的冬天，２３名青年业余作者，选择行人如梭的街头，展示了他们创作的１６３件美术作品。这些国画、油画、木刻、木雕都是力与美的表达，给尚处蒙昧之中的国人以深深的震撼。
一个时代的图景得靠许许多多的有志者一同勾勒，正如那些热血青年在“美展”前言中所说的：“过去的阴影和未来的光明交叠在一起，构成我们今天多重的生活状态，坚定地活下去，并且记住每一个教训，这是我们的责任；世界给探索者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文革”十年积累起来的考生足有５７０万之多，他们齐齐坐到了考场里，结果只有２２万多名考生能够“挤”进大学。对于５４０多万名的落榜者而言，重振旗鼓，披挂再战肯定是他们中大多数人的选择。不过，面对不能回避的落榜，一种适当的安慰和得体的鼓励显然是必要的。于是，在七十年代末，“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这句人们早已遗忘的口号又被重新喊了出来，并赋予了它更积极的含义。
一个人在年轻时受些挫折，可能会在以后的日子里，走得更为坦荡。如今，可供落榜者发展的空间和选择的机会大大增多了。
梁效
“文革”期间由江青一伙控制的写作班子很多，它们有“呼风唤雨之气势，颠倒黑白之才能，含沙射影之功效”。这些个班子又像倚仗着主人威风，张牙舞爪的恶犬，逮着谁咬谁。那会儿风头最劲的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一个批判组，它只有一个笔名——梁效，就是“两校”的谐音。
后来有人为了讽刺他们，随手涂抹了一首打油诗，叫做“给梁效画像”——上海牌汽车，气魄太小，高级钢丝床，睡得我直不起腰。牡丹烟味怎么那么辣？糖醋鲤鱼端上饭桌竟然已经不会跳。哼！怎么能保证我精力充沛，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大作来定稿？中央首长可没让咱们白效劳，赏下冬瓜一筐，芒果两枚，茄子三条……
伤痕文学
伤痕文学以刘心武的《班主任》为先声。这篇小说在控诉和揭露之后，发出了一声呼喊：救救被“四人帮”坑害的孩子。在它之后的一两年里，又接连出现了小说《神圣的使命》、《大墙下的白玉兰》、话剧《于无声处》、散文《一封终于发出的信》、《怀念苏珊》、诗歌《小草在歌唱》等。而真正使“伤痕文学”得以命名的小说还是《伤痕》，它说的是一个叫王晓华的女中学生，在母亲被打成“叛徒”后，毅然与母亲划清界限，下乡去了农村。她以为界限分明就会迎来光明，不料“血统论”的幽灵始终挥之不去，她的成长机会一次又一次被剥夺。“四人帮”被粉碎后，母亲来信要她回去，万没想到，她回去后，饱经磨难的母亲已经去世，她最终才发现永远无法再抹去被戳在心上的“伤痕”。
１９７９年又出现了一些更有针对性的作品，如电影剧本《苦恋》、《在社会的档案里》、《女贼》、话剧剧本《假如我是真的》、中篇小说《飞天》和《调动》等。千千万万捧读“伤痕文学”的人，在这些文字和影像里，看到了“文革”的荒诞和对人性的摧残，也在阅读的同时，抚平着自己心灵的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