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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只是在黑暗中乱扔砖头而已。
这种广场起哄中表现出的“英雄主义”，鲁迅先生早就描述过。阿Q之类的“革命者”总以为欺负一下小尼姑，将“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的牌子砸烂，便是革命了。
当然，扔砖头的功夫也有深浅，有些人专心操练此门功夫，因此力道会大一些，砖头飞得远一些。但无非博得更多人注意而已，靠此行走江湖，是修成不了正果的。碰到洪七公或一灯大师这样宅心仁厚的人，也就一笑了之，要是碰见欧阳锋叔侄或黄药师父女，就不好那样混过去了，非得从人群里给找出来，然后折腾一番。
专门操练扔砖头，有时却能把人吓走，但就象练“七伤拳”与“葵花宝典”。内功不济的人练“七伤拳”，越练越伤自己，最后七窍六脉全部无药可制，练“葵花宝典”，还得挥刀自宫。练这样的功夫，能逞一时之雄，终成不了大事。因为这样的功夫偏离了正道，违背了人性。
我想起一条流传甚广的短信息：
欲练绝世武功，
必先挥刀自宫。
即使挥刀自宫，
未必就能成功。
好书尽在cmfu
闲闲书话 1982年，分田分地真忙
（起9G点9G中9G文9G网更新时间：2004…3…21 19：08：00 本章字数：9515）
（这是一段真实的故事，我本来想写出来纪念我的爷爷，是很私人化的文字。但成文后，我觉得这段记忆也许不仅仅属于我个人。从这些记忆里，能窥见一些中国农民的苦难与追求。因此我拿到这里发表，虽然行文罗里罗唆，但我希望能为关心中国农村的朋友提供一些感性的东西。）
（一）
要分田了。
1982年秋天，晚稻刚刚收完。要分田的消息像风儿一样在西湾大队、甚至在整个红星公社流传。
那一年我11岁，11岁的少年已经开始关心很多事情了。比如说为什么我们家为什么总是超支？为什么村头石伢子家的口粮比我家多？为什么队长那样神气？
我记得那个秋天空气特别的爽，过完重阳节，天还一点不冷，太阳暖暖的，我们细伢子们往年总是在这时把牛拴在树上，从堆在田头的稻草垛里偷几把枯草，捡一些干柴禾和树皮，烧一堆火，偷生产队红薯窖里的红薯，煨在灰烬里。等我们围着火嘻闹够了的时候，红薯便煨熟了。
但是我现在没有心思玩这些游戏，因为我听说要分田了，这个消息让我有些迷茫，也有些兴奋。田分了，还有没有人民公社？田分了，会不会再会有地主老财？我记得学校老师常常给我们讲万恶的旧社会，恶霸地主霸占穷人的田，穷人只好卖儿卖女，我庆幸自己生在新社会，要不然也许被我娘卖给谁了。还有小学三年级时，就学习了小英雄刘文学为了保护生产队的辣椒，被反动地主给掐死的故事。一想，田分了，想做保护生产队辣椒的小英雄都做不成了。但我还是有着隐隐的兴奋。因为我发觉这些天我娘比以前高兴多了。
一个黄昏，太阳刚从西山落下去，西山的松林上染着好看的霞光。西边的天空还有变来变去的火烧云，一会像房屋，一会像奔马，一会又像队里的打谷机。我牵着替队里放养的小牛牯，走过对门小河的石板桥，快进村的时候，在村口的大樟树下，我看见了仁老爹和满阿叔在说话。
我承认自己天生就是一个关心“时事”的人，这个毛病在以后的人生路上害我不浅。
这两个人是我们队里的厉害角色。仁老爹和我爷爷一辈，但年纪和我父亲差不多大。去朝鲜打过美国人，一条腿受伤瘸了。——这也是他一辈子很荣耀的事情，他是大队党支部的什么委员。他的儿子张文革创造了我们小学留级最多的纪录，比我大四岁，现在还和我一个班，常常抄我的作业。唯一可以吹嘘的是他的父亲打过美国鬼子。
仁老爹昂着头，腆着肚子，两手背在后面。这是他常有的姿势。满阿叔恭恭敬敬给他递一支纸烟——当时村里抽纸烟而不抽自己卷的“喇叭筒”的只有他们两个，细声细气地说：“仁叔，听说真的要分田啦？”
“哪个敢分？他穿铁裤子啦？有这样的胆子。”
“刘家村刘速发的大崽，刚从部队复员回来的那个崽，说他当兵的那个省去年就把田分了。”
“分了，也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62年不是也搞包产到户么？不是被批判是复辟么？共产党的田，谁能分给私人？再说，我们省是毛主席的故乡，毛主席的故乡都把田分了，还成什么体统！”
仁老爹 忿忿地说完这番话，拖着他那条著名的瘸腿，一拐一拐地走了。
（二）
就在仁老爹说完那番话的第四天，分田的传说成了真的了。公设派来两个干部，来到大队指导分田。
村子门口的大樟树下，一时又成了全生产队的新闻发布中心。
一个下午，我的父亲从县城回来了，父亲在县城供销公司工作，一年到头没有几次回家，家里母亲带着四个孩子，只有我娘一人挣工分，因此口粮常常不够吃，靠父亲拿钱给生产队，才能保证全生产对最低标准的口粮。仁老爹和满阿叔常常对我娘说：看在成旺（我父亲的名字）给生产队买肥料的份上，你们家年年超支，都没让你家饿着。
父亲提着人造革提包，往村里走来时，天快黑了。我正在大樟树下听成全叔等几个人正在数下聊天。看着穿着中山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父亲，生产队第一庄稼能手成全叔，边蹲在数下抽着喇叭筒，一边大声地喊：“旺哥，回来啦，分田是得回家，大事呀。”
“爸，娘说你今天就会回来的。”我飞快地跑过去，帮父亲提着那个让队里人艳羡的提包。
“是呀是呀，是大事，不回来哪行？”父亲一边搭话一边给成全叔等人递纸烟。
“旺哥，这么多年，犁田钯田还会吗？你16岁就出去了吧。以后你们家的田谁种？”
“到哪座山唱哪支歌，反正婆娘孩子恶不死。”听了这话，父亲一脸高兴，拉着我回家了。
等着父亲回家的娘，已经杀了只鸭子炖上。娘在火塘边一边添柴，一边埋怨父亲应该早点回家。
“东村的孝杰，在省城上班，前天就回来了，就你沉得住气。”火苗映红了娘幸福的脸。
“不是还没有开始分么？用不着那样着急。勇伢，去叫你爷爷、伯爷下来吃饭。”父亲吩咐我。
每到父亲回家时，家里就会杀鸡或宰鸭，也就会叫爷爷、大伯一起来吃饭，这也是我童年最高兴的时候。
爷爷和伯爷一家住在村北面的老屋里，我们村子在半山腰，老屋的地势最高。爷爷不愿意搬家或者把老屋拆了，他总说老屋的风水好。
我飞也似的沿着232级石级跑到老屋，这些石级在我会数数的时候就数过好多遍。爷爷对伯爷说：“把昌文、昌武也带上。”昌文昌武是我两个堂兄，昌文结婚了，昌武已经对上对象了，但是还没有过门。
爷爷留着白胡子，常常右手柱着拐杖，左手拿着水烟筒，长长的脸，个子很高，十分威严，只有在孙子面前偶尔才露出笑容。
爷爷和伯爷及两个堂兄进我家时，桌子已经在堂屋里摆好，鸭肉热气腾腾地端上来。满屋被这杂着肉香的蒸气弥漫着。娘特意点燃了那盏过年才点的马灯，满堂屋亮堂堂的。爷爷在上席坐好后，对我娘说：“让昌俊、昌耀、昌明都上桌子坐。”昌俊13岁，是我哥哥，昌明8岁，是我弟弟，我们仨平时是没有资格上桌子的，只能和我娘、我姐站在一旁吃饭。
张家祖孙三代，8个男人把一张八仙桌正好坐满。喝完一杯米酒，吃完最爱吃的鸭屁股，爷爷清了清嗓子，咳了一声嗽。我和弟弟马上停止了吵闹。全家人都知道，这是爷爷即将训话的先兆，满屋子安静得，掉下一根针都能听得见，只有马灯的灯芯在“滋滋”地烧着。
“我今年77岁了，已经见了第四代了，知足了，也没几天就要见张家祖宗去了。”
一听爷爷说这话，伯爷和爷娘以为有什么惹他生气了，娘连忙插话：“爷爷莫这样说，您老人家身子还硬板，活到90岁没问题。”
“莫打岔。”爷爷不看我娘，而看着他的几个孙子，继续说，“现在又要分田了，这可是我们张家的大事，今天要好好论论这事。”
“不是分田，报上说是实行联产责任承包制。”父亲提醒道。
“把田分给各家各户种，不是分田是什么？什么责任制，还不是一个事情？听人说，这回分田要继承祖业，解放前的田是谁的，就分给谁？”爷爷转过头来问右手边见过世面的父亲。
“好多人都这样说。”伯爷插话。
“不可能不可能，这是谣传。”父亲急忙说，“你想共产党把国民党赶走，怎么会让大家继承祖业呢？东村王如堂一家去了台湾，能让他们就从台湾回来继承没收的200多亩田么？上面的政策是按人头分田。”
“不管怎样分，按人头我们家也不吃亏，我们家人丁还算兴旺。昌武的亲事马上办，把对门河何家的妹崽快娶过来，好多一个人分田。有几丘田原来就是我家的，想办法分给我家。”说着话，爷爷颤抖着，从怀里掏出一个包，放在桌上。左三层、右三层地打开，露出一叠黄纸。
“爷爷这是什么呀？”昌明好奇地问。
“这是地契，你们太小了，莫见过这样东西。”
“天爷，您还留着这样的东西。”伯爷惊恐地睁大眼睛。
“我们家成分不高，怕谁抄家？”说着，爷爷从这叠黄纸中拿出一张， “这东西我在床板底下藏了三十多年，好在没有让虫吃了。这份契子买的是鲤鱼大丘，咯是我们家买的第一丘田，一共十石谷（湘南一种计算单位，大概6石谷合1亩）。”
“买这丘田是民国35年，打赢日本鬼子后第一年。”爷爷一下子就回到了过去，“买鲤鱼大丘花了30个银花饼（银元），这30个银花饼攒得苦呀。我们家世世代代给王如堂家当佃户，替他们家种田，田作得方圆几十里有名，可就是自家田无一丘，地无一垄。我和你们老爷爷不甘心呀。民国33年日本鬼子来的时候，我们家有了从嘴里省出40个银花饼，一半埋在屋前的桂花树下，一半放在柜子里面。日本鬼子进屋枪东西，把那20个银花饼抢走了，你老爷爷好傻，手抓住银花饼不放，给日本鬼子用刺刀捅死了，他好想不开，给那帮畜生还能讲么子理？可惜他死时才50岁，身体好得像牛牯一样，担得起百多斤的担子，走起来我都赶不上。死了后连副棺材都没有，兵荒马乱就随便埋了。”
讲到这里，爷爷混浊的眼里已满是泪水，这段惨痛的家史我们兄弟已经听过好些次，但这次爷爷讲得最仔细，
“我让日本鬼子抓出去做挑夫，一直跟他们队伍到了广西，快出国了，我找个机会，趁鬼子们睡觉时跑了。我放心不下你两兄弟和他们的奶奶。我得了一身疥疮，新做的一件棉衣也丢了，穿了身单衣逃了出来，一直往北走，总算回家了。”
“日本鬼子走了第二年，村里孝俭他爷爷抽鸦片烟，要卖鲤鱼大丘，价钱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