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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耽误。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6月过去了，炎热的7月来到了。套用鲁迅《纪念刘和珍君》中的一句话：“街市依然太平，而高考如期进行”。只是填报志愿受到了影响，老师说今年的招生数目锐减（全国招生总数比1988年减少了1/3，文科减少了一半。应了老毛的那句话：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说的是理工科），志愿别填得太高。于是我的第一志愿便从原来打算的“北大”改成“兰大”。——那年许多想填北大的考生临战变阵，北大从89年开始，要求军训一年，也吓跑了许多人。
8月的一天，我正在稻田里收稻子，满身泥水，疲惫不堪。县城的亲戚特意回来，找我找到田埂上，大声地告诉我：你考了全县第一，可惜你填报的志愿。那一刻，幸福几乎把我击倒在水田里。
到了9月，通知书还没有下来，我想以我的分数，不应该没有录取。便搭了一台拖拉机，“蹦蹦蹦”地晃到县城。通知书还在我们的中学里睡大觉。大学直接被通知书寄到原来的中学，暑假里中学乱哄哄的，谁也顾不上。——后来我见过好几条考生录取通知单被丢失的新闻，一点也不觉得惊奇。
收拾行装，匆匆北上。这是我第一次走出生活县境，也是第一次见到火车。几次倒车，50多个小时的颠簸，却不觉得疲倦。心中有的是那种“少年立志出乡关”的豪气。
车于夜间过了长江，过了江汉平原。黎明我醒来时，一缕阳光从窗户直直的射进来，外面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这就是广袤的中原大地，在地理书、历史书中念过无数遍的中原大地。我心潮彭湃，因为在此之前，我没见过哪怕是100亩的平地。
在郑州转车后，一直向西，过了西安，越来越荒凉。双目所及，全是浑黄浑黄的土包子，没有一丝儿绿色。火车块进兰州时，好像在夏官营的地方，能看见黄河。——这也是第一次看见黄河，这一段的黄河特别窄，似乎是在黄土地上刀削斧劈出一条深沟，让一杯黄流向东泻去。
到了兰州，我已经迟到了三天，火车站没有了接站的人。我这个乡下孩子又怕坐错车，当时也没有打出租车的概念，硬是背着大包，一路问到兰大。
看见那个破校门，心里有些失望。这就是有名的高等学府？就这样？校园里也没有我想像的热闹，也许是因为风暴刚过，见到的老师、学生没有多少有笑容的，每个人几乎都绷着张脸。
校园里又是一路问，知道89级的男生住7号楼。7号楼又如何走呢？在大礼堂旁边的羽毛球场，我向一位正在拿着一把铁锨飞舞的老先生询问。——他也许把铁锨当成鲁志深的禅杖。只不过不是光头而是留着花白的长发。后来这位老先生我总在校园里见到他双手撒把骑车，或者舞铁锨。听说他是美术教研室的一位退休老师，有些疯疯癫癫，但我想那大概是阮籍式的疯狂吧。
摸到了7号楼303，问里面的兄弟，这是中文系的宿舍吗？还有空床位吗？一位笑嘻嘻、头发黄黄的哥们说，还有一个人，老师说是一位湖南同学的床位，全班就他没报到了。
我大叫一句：我来了。都顾不上和他们自我介绍，找到自己的铺位，爬上去就呼呼地大睡一觉。迷迷糊糊，也不知作了些什么梦，但肯定是我在皋兰山做得第一个梦。
宿舍里住了7位兄弟。4位中文系的，3位法律系的。老武，就是那位头发发黄的哥们，甘肃宁县的，全地区的状元；一位是湖北来的洪健，一位是江苏南通的海泉，加上我，都是农村娃。法律系的三位一位来自江苏、一位来自宝鸡、一位来自天水，都是城市长大的孩子。——专业、经历、生活环境对比鲜明。
报道后，接着就是紧锣密鼓的入校教育。那一年的入校教育真是严格呀。没有什么欢迎晚会，学长们和老乡们也很少来串门。老师让我们看“平暴”录像，谈体会、挖思想。你想，我们和那场风暴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斗私批修抓得比谁都紧。真叫冤。
原以为进校门后，迎接我们的是绚丽多彩的大学生活，可一进来就是这么个“下马威。”
后来88级和90、91级的人都瞧不起我们89，认为我们太肉，对什么体育比赛、集体活动或文学社之类的东西都不感兴趣，本届学生也少有让人瞩目的“狂生”，一个个循规蹈矩的。
毕业后碰见其他学校89级的，一聊敢情都差不多。好像洞房之夜，首次敦伦男的就不举，阳痿的阴影恐怕要伴随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89级的，就是一群老老实实的羊羔。兰大在学潮中表现是很“突出”的，难怪学校对我们新生很是关照。1988年年底，兰大就暴出“野狼嚎”事件，我曾在官方编的一本书里看到，这次“野狼嚎”事件被上方视为89事件在全国各地的“预演”之一，可见影响巨大。说起来也不算什么。好像是一位哲学系的学生在食堂西墙布告栏上贴了一篇文章，讲现在的学校里面的学生是一群温顺的羊，我们不要做羊，要做西北的狼。
此贴一出，应者云集，一群女生回应的大字报是：《哥哥你大胆地往前走》。最后究竟闹到什么地步，我不清楚，但愿当时的亲历者能有详细的回忆。
我们的“羊群”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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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闲书话 风暴后走进兰大的我们（4）——地火般性格的吴师
（起1O点1O中1O文1O网更新时间：2004…3…21 19：49：00 本章字数：4211）
我刚进兰大中文系时，就听说中文系就几位女先生的名望非常了得，其中吴小美先生是领军人 物，多少年来一直是中文系的擎柱教授，其在全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内也享有盛名。但在我们上学 时，她已经不给本科生上课了，而且深居简出，对于系上组织的一些非学术性的活动，她很少参 加。因此大学的前三年多，我都无缘认识她，更谈不上亲聆教诲了。
大四做毕业论文时，系上开了一个指导老师的名单，上面有吴先生。但是大伙听说吴先生很严厉， 而且她指导的是研究生，本科生的论文她一般看不上眼，所以没人敢选择她做论文导师。
我当时想，念大学就这么一次，做论文一定要选最好的导师，不如此就对不起在兰大的四年。何况 吴先生的研究领域是现代文学，尤其对鲁迅的研究有独到之处。我虽然特别喜欢古典文学，但总认
为，要想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的特质，必须研究鲁迅，这位封建文化的“逆子贰臣”，对传统文化的 剖析和了解，同时代的文学家无出其右。所以我成了班上唯一一个选做吴老师的论文的。
第一次和吴老师见面，请教论文的有关事宜。一个雍容大度、显得极有教养的老太太——这是我对 吴师的第一印象。当时她只简单的交待了看什么参考书等类的事宜，也许她在想，本科生离学术研 究的距离还太远了吧。
这篇论文做的很苦。我在上大学时一直就在思考一个问题，象中国这样一个农业文明早熟、具有几 千年集权历史的国度，为什么文化人对故土的留恋、对宗法、血缘的认同都强于其他国家的人。为 什么在“五四”以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很多作家笔下都有一种挽歌般的乡愁。而鲁迅就是最有 代表性的人物。我的论文题目叫《挣脱故土的枷锁──论鲁迅的乡恋》。因为我认为，作为一个在
传统文化熏染下长大的文学家，鲁迅和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文学家一样，有着深深的故土情结，然而 不同的是，鲁迅所处的那个年代，中国积弱积贫，自然经济的破产和殖民主义势力的入侵，改变了
中国几千年承袭的讲秩序、重人伦、推崇“父母在不远游”的静止的社会常态。鲁迅在情感上恋 乡，但在理智中对故乡进行文化的剖析，毫不留情地批判“故乡”这个符号所代表的落后、保守和愚昧。这种矛盾的心态，在他的作品里时有体现。
查了大量的资料，当时好像写诗一样，把全部的激情投入到做论文中去，论文初稿完了后，洋洋3 万字，交给吴师后不到两天，她就让她的研究生找我，让我去她家谈这篇论文。
一进吴先生的家，她就对这篇文章大加赞赏，说文章里处处可见年轻人的才气和锐气。大概因为她 对本科生的论文水平没抱什么希望，所以才有如此的溢美之词。
吴先生那天完全没有老师和长辈的架子，而像一个老朋友，和我谈这篇论文。从鲁迅那个时代文化 人故土梦的破灭，到鲁迅因为家境衰落，不得不去读“灵魂卖给鬼子”的新式学校，离乡时对故
乡和乡人的一种怨恨，以及他在《社戏》、《故乡的雪》等文里流露的深深乡恋。还有鲁迅挣脱故 土所代表的旧文化时的决然和痛苦。吴先生特意提到鲁迅的童年经历和与朱安不幸婚姻对他性格的
影响。她建议在论文中加上一节专门论述科举制废除后，对中国文化人人生道路的重大影响。并让 我再仔细读读鲁迅的古体诗和散文诗《野草》。因为诗歌是所有的文体中，最接近作者心灵的。那 天，吴先生和我还专门谈到浙江人的性格。浙江人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好像如浙江的山水那样柔 弱，但浙江人这种表面的柔弱隐藏着极强的韧性和刚性，就如鲁迅所推崇的方孝儒那样的“台州
式”的硬气，从越王的卧薪尝胆，到秋瑾“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的诗句，到鲁迅的 硬骨头，以及郁达夫这样看起来风流倜傥的才子，但在国难当头，为抗日死在印尼。这样的地域性 格是一脉相承的。
从此，吴老师把我看成他的入门弟子，我也在毕业前不长的那段日子里，经常向她请教。在接触 中，我得知了吴师坎坷的人生经历。吴师出生于上海的一个殷实之家，在香港度过她的少女时 代。 她的父亲在民国初期，东渡日本，在帝国大学获得了经济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抱着实业救国 的梦想投办工厂。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国民党丧失大陆政权之前，把一部分产业转移到香 港。她的父亲有着和鲁迅类似的人生道路，父亲的道路对吴师不能不说没有影响。但在中学毕业报 考大学时，她和父亲有了很大的分歧。父亲坚决让她考医科大学，而她坚决要报考北京大学中文 系，要回大陆来上学。虽然新政权对她所处的家庭没有带来什么好处，但她认为这是一个让中国人 真正扬眉吐气的政权，她要回大陆来读书，而且要读中文，只有文学才能拯救国民的灵魂。她父亲 说，如果要读中文系，将不会给她任何经济上的供给。但她义无反顾地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大 学时代她是在长兄的资助下读完的。
吴先生在回忆这段岁月时说，五十年代是理想主义盛行的时代，我们当时不可能想到自己的国家会 走那么多的弯路，自己的人生将有那样多的磨难。大学毕业时，她响应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 召，来到百废待兴的兰大任教师。当时兰大还在南关的旧址，兰州还是一个条件相当艰苦的西北小 城。满城没有一条象样的柏油路，刚下火车，她就被接站的人接进马车，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