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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勇于打持久战的决心。
我离开农村已久，现在家乡的农民是否每年仍要大腌咸菜，我不得而知。我只知现在城里腌咸菜的人家已经不多。一是因为怕麻烦，二是自家腌的咸菜总没有酱菜厂出品的可口，更主要的原因则是，绝大部分人家，一日三餐已不再靠吃咸菜度日。咸菜即然吃得很少，谁还大缸小坛地腌它？但是，咸菜虽然从餐桌上“退居二线”，却仍能人们的佐餐物中占一席地。赴宴的人于尝遍了山珍海味生猛熟烈，吃下一肚皮油腻荤腥之后，于吃米饭或面条时，来一盘咸菜，麻木的胃口会为之一开；居家度日的人，或早或晚能就着咸菜喝一碗稀粥，吃一块馒头，也会觉得滋润爽快。对我这个懒散的单身汉来说，咸菜更是必备之物，因为有了它，我有时便可以减少一些跑菜场站锅台的麻烦。
第三辑 闲侃生活北京二锅头
二锅头的知名度是传媒提高起来的。在那些反映北京人生活的影视剧中，常有角色手中拎一瓶二锅头，或是家庭的餐桌上摆一瓶二锅头的镜头；遗憾的是，北京地区之外的观众只是久闻其名而不知其味。
二锅头在酒林中究竟属于何种档次？说出来恐怕会令许多人失望——这种酒在以前每瓶售价5元，涨价后也仅售6元，属于低档次的白酒。然而这种酒在北京却称得上雅俗共爱，车夫商贩喝着觉得有劲，教授学者喝着不觉寒酸；以其待客，也不会令客人觉得主人吝啬。在一些挡次不低的餐馆里，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面：围桌而坐的食客衣着讲究，桌上的菜肴也颇丰盛，而令大家颊上飞红，精神焕发的兴奋剂却是二锅头。北京虽然有“京酒”和“北京醇”等价格较高的酒，但由于均是低度酒，其味太淡，反而不被真正的饮者垂青。某友将这一现象说成是“二锅头文化”，乍听起来，觉得有些大而无当，细思之，确有其道理在焉：北京人对二锅头的钟爱，不仅体现生活上的朴实、节俭，而且反映出一种豁朗洒脱、不拘小节的处世态度——富者不必摆出非茅台、五粮液无法下咽的谱儿；穷者不必硬着头皮把买粮油的钱用来买好酒以撑门面；朋友为友情、为乐趣而相聚，其意岂在酒乎！而在我家乡，人们用来待客的酒少则十几元，多则几十元，谁若不是由于经济窘迫而拿几元钱一瓶的酒待客，不但有慢待宾客之嫌，而且可能遭人讥讽，而那花钱费时做出的满桌佳肴，也会因此减色。其要面子、讲排场的心理，通过餐桌上的酒而略见一斑。
我在家乡喝惯了香味诱人且平和可口的曲香型白酒，初喝二锅头，口感并不太好。酒瓶的商标上虽然注有“清香型白酒”字样，但我觉得其味并不清香，而是有一股酒精味，并且很辣，下咽时不禁面有难色。而与友对饮，也心存畏惧，生怕这种56度的烈酒让我早早醉倒。但喝了两次之后，我便体会到它的好处。家乡有一种酒的广告辞是：“喝了口不干，喝多头不疼”，这句话用来宣传曲香型白酒未免有些夸张，用来形容二锅头，倒是恰如其份：酒未过量时，可以享受飘飘然、醺醺然的快感；即使是喝醉，酒也消散得快，醒来之后，头不会感到怎样疼痛。曲香型的酒因其香醇平和而容易使人贪杯，于觉得酒力尚能胜任时，已经醉了。酒醉醒来之后的感觉，头还要痛上很长时间。家乡人称这种酒为“后劲大”。如果以酒喻人，二锅头就象一个坦诚本色的汉子，他的性格可能不讨你的喜欢，但和他交往，你不会上当。而曲香型的酒则如一个善于伪装矫饰的人，他会让你一见倾心，而于倾心相许之后，才发觉自己受了他的蒙骗。
我在北京6年余，二锅头和我从相识到相知，成了我可以招之即来的朋友。孤独中有它相伴，可以聊解寂寞；烦恼中有它相慰，可以使我的心境转为平和。所谓“借酒浇愁更愁”，那是李白狂饮之后的感觉，我独自小酌几杯二锅头，可以将一腔愁绪化作随风而去的轻烟，有时二两落肚，甚至可以进入意兴湍飞，文思泉涌的境界。新交相逢，它为我们打开各自的心灵之窗；故友相聚，它为我们燃起双方的感情之火。有一首歌唱道：“他乡没有烈酒，他乡没有问候”，我的感觉没有这么凄凉，他乡不但有烈酒，也有问候。而这烈酒让我喝得舒服，喝得坦然，无论在家中还是餐馆里，我不会因为喝着这种几元钱一瓶的烈酒而感到寒酸，它是大众的酒，是平民的酒，我是平民，喝这种酒何羞之有？现在，家乡酒的滋味在我的记忆中已经淡薄了，酒欲一旦袭来，我首先想到的是：“来一瓶二锅头”。
过年与吃
吃，是过年的重点工程。合家团聚之时，满桌佳肴可以增添节日的喜庆气氛；除旧迎新之际，一桌酒菜是对自己辛苦一年的慰劳。而谁要是过年时在吃的方面一如往常，且不说他会感到亏待了自己的口腹，别人看了，恐怕会以为他日子过得不咋的。从此角度而言，吃，又是每户人家的“形象工程”。因此，一到过年，家家户户都要在吃上狠下功夫。
即使是在那勒裤带过紧日子的年头，百姓过年，在吃上也是要尽量不同于往常的。有几文余钱的人，自然要提前操办一点年货，腌上一点鱼肉；家中无钱的人，也要向亲朋借上三元五元，沽酒买肉，以使全家于除夕之夜得以饱食一餐。即使是借贷无门，也要设法弄些萝卜白菜，包一顿素饺子打打牙祭。而今，达温饱或奔小康的百姓，过年时对吃更加注重。距过年还有十天半月，各家各户的主妇们便要四处采购，从市场往家中搬运鸡鸭鱼肉等等丰富餐桌之物。届时各家各户那一番忙碌，也为一年中所未有，杀宰斩剁，卤煮炖炒，刀击砧板声达户外，美味出锅香飘四邻。那声、那味，都在烘托着过年的气氛。除夕那一顿“年夜饭”，寻常人家，要在餐桌上摆它个七个碟子八个碗；官款人家，更是要吃出花样吃出新奇，弄它个满桌的山珍海味生猛熟烈。除夕那一餐，只是重点工程的的开工典礼，初一要吃饺子，初二要吃元宵，初五要再摆上一桌酒菜“送年”，如此一路吃将下去，直到正月十五再隆重而丰盛地吃上一顿，工程才算告竣。
在家中吃，并非重点工程的全部项目。亲朋同事之间的互请及有来无往的宴请上级，是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春佳节，是人们联络感情的大好时机。在我家乡，过了年初一，这种联络感情的互请便拉开序幕。亲朋、同事之间的互请，就好比运动会上的单循环赛，一个人请了8位客人，就要接连吃8次回请。请了十六位客人，就要连赴16次宴席。有几个亲朋的人，只要参加了这种形式的“比赛”，嘴和腿于整个春节期间便闲不住；嘴闲不住，是忙着吃；腿闲不住，是忙着东家西家赶场子也。至于那些有个一官半职的人，更是忙得不亦乐乎。春节未到，便有人提前挂号排队，请其赏光赴宴。过了年初一，请吃者更是蜂拥而至。面对这种善意的“围攻”，智商低的人分身乏术，只有逃之夭夭；智商高的人或从蜻蜓点水悟得妙法，或从《地道战》男主角“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一语受到启发，一中午可以赶三家酒场，一晚上可以吃五桌宴席。当然，领导的胃不可能比常人大上三五倍，其办法是，每到一处，和大家碰一碰杯，尝几口菜，说几句话，然后转移阵地。这种赴宴游击战却也受到一些人的赞扬，说是此法既可以不拂请吃者的盛情，又显得平易近人，能与群众打成一片。
在家中吃，是一种享受，一家人围桌而坐，举箸擎杯，谈新话旧，那洋溢于席间的亲情，让人感到心暖神舒。那种朋友之间单循环赛式的吃，或许可以加深感情增进友谊，但则可能成为一种负担，一种精神与身体上的负担。在我家乡，酒场有时好比战场，朋友相聚，不来一场你横我竖的搏斗，似乎无法一尽欢宴之兴。这种以酒为武器的搏斗，能否加深相互之间的感情，令人怀疑；但连续作战，场场豪饮，喝坏了身体喝伤了胃却极有可能。据说，一到过年，医院里的肠胃病患者便会突然增多，我想，这些患者中恐怕有不少是在酒场上“负伤”的人。至于那逼得一些人不得不打游击战的宴请，其主题已距吃甚远，不提也罢。
戒烟
我年届不惑方学吸烟，然而起步虽晚，进步却堪称“长足”——吸烟数月，便日销一包；而且数量上仍有增长的趋势。不过在我学吸烟成效显著之时，也是妻子开始进行持之以恒的劝告之日。她老人家性格温和，且颇有耐心，使我免遭声色俱厉的斥责。但她又是个精力十足的碎嘴婆娘，关于戒烟的劝告不仅时时讲、刻刻讲，而且经常语带讥讽，其理由不外是为了让我的健康不受损害，为居室内的空气不受污染，为家庭减去不必要的开支，云云。当然，最后说出的，才是最重要的理由，所谓“图穷而匕现”是也。古语云：“精诚所致，金石为开”，我乃一躯肉身，岂有顽固不化之理？尽管我对她的唠叨感到厌烦，有时甚至生出逆反心理；尽管我三番五次拿“写作需要”、“吸烟可以帮助思考”作挡箭牌；尽管我借用老舍先生“先上吊后戒烟”那句话相威胁，以示死不悔改；但每当我因吸烟过多而舌头发麻，喉咙作痛；因写作熬夜而吸烟吸得头脑发木，文思钝涩；因稍一受凉便要咳嗽，连吐出的痰都呈黑黄色时，我便觉得妻子劝我戒烟，劝得有理。于是我终于我痛下决心，毅然宣布戒烟。
然而，戒烟二字说说容易，做到实难。平时一直与香烟为伴，“小白棍”终日不离手，仿佛已经成为身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朝与其告别，那滋味颇似失恋，心中变得空落落，怅怅然。烟瘾可以说是一种精神与物质两相混合的欲望，也是一种饥饿感，每当烟瘾上来，就仿佛腹饥的人急切地想满足食欲那样，急切地想满足一下烟欲，心中不停地呼唤：“来支烟吧，来支烟吧！”那种“饥饿”的感觉不是在胃部，而是在胸部，并且因欲望得不到满足而向脑部扩散，向周身扩散，以至于胸口沉闷，脑中木然，周身乏力。此时此刻，心之所想，手之所觅，唯有香烟。然而由于自己切断了自己的供给，衣袋是空的，写字台平时放烟盒的位置是空的，贮存香烟的柜子也是空的。面对烟去房空，其感觉几近去寻朝思暮想的恋人时发现人去楼空，凄凉落寞之际，不仅思绪烦乱，甚至连丽日蓝天也变得黯然无光。更令我难以忍受的是，平时写作，一直是右手持笔，左手夹烟，文章的构思在吞云吐雾中完成，字句段落在吞云吐雾时于脑海中涌现，而眼前一旦没了那讨人嫌的烟雾，心中也变得一片茫然。上午好不容易熬过去了，下午变得更加难熬，到了晚上，我的双脚终于挡不住“情人”的诱惑，情不自禁地迈向了楼下的商店。
像这样的“戒烟日”，我曾于一年之中度过多次。不过这一纪录与声称“戒烟很容易，我一年就戒了几十次”的马克·吐温相比，实在微不足道。这种以信誓旦旦开始，以猛过一把瘾告终，短则一日，长则二、三日的戒烟，几经反复，已经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