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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样，一个经历了风风雨雨的人，一个被生活残酷改造过的人，突然回到他小时候生活过的世界，仍然能够唤起一种甜蜜的记忆。他到中学母校去看望他的老师，看那里的教室；他回忆起上小学的他抱着不到两岁的侄子———现在他应当三十多岁了吧？———看来来往往的汽车，用自己拢共几毛钱的积蓄为侄子买米花球时的情形；他还专门到插队前和父母亲住过的地方去看那个熟悉的院门。现在这间房子已经让三哥倒给另外一户人家了，和单位分给他的另一间房子换到一起，住到阜成门去了。
站在这里，苏北才切切实实感觉回到了生命起始的地方，觉得经历二十五年漂泊，这回真正落到了地面上。他落到了一个宁静生活和工作的港湾。
在单位，虽然适应新的环境需要一个过程，虽然他知道这里同样会充满了人生争斗，但是，他感到心满意足，感到心里异常踏实。他为自己找到了一个非常适合他的角度：在做好工作的同时，妥善安排自己的创作。现在他再也不用为一个单位的运转殚精竭虑了，日子一下子显得清闲而自在，生命好像又回到了初始的地方。时间耽搁得太久了，他要静下心来写一直没有完成的长篇小说。
在一个环境里，完全置身局外的人会获得非常好的观察角度。他为自己有这样一个角度感到高兴。他找了一个厚厚的笔记本作为搜集素材的札记，准备用它来记录对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人和事的观感。
这已经是他写的第35本《札记》，从到洛泉地区插队第一天到现在没有一天间断。这么多年来，札记成了他最可信赖的朋友。如果不能够用笔书写，他的生活就将一片灰暗，他在最没有光亮的地方看到光亮，在最寒冷的地方找到温暖。生活的巨大转折也许会带来些许新鲜，但是，他知道它龌龊、肮脏的本质不会改变，他还会每天看到和听到巨大的社会不公，还会在社会的沉沦中体会沉沦的痛苦，在遍寻友谊与爱情而不得中品尝寂寞与孤独，还会需要能够倾听他诉说的伴侣。这个伴侣只能是他的《札记》。每天晚上趴在床上向笔记本倾诉的时光是最好的时光。
他在札记本的起始篇中详细记录了和徐罘、吴运韬交往的细节，对他们这种知遇之恩充满了感激之情。报答他们的最好方法，就是尽快做些事情，现在他想的就是怎样做些事情。
金超对苏北的了解极为有限———吴运韬没向他透露关于苏北在K省的一切细节，金超既不知道苏北是一个很有成就的作家，也不知道他到这里之前是《西北文学》的主编，在金超印象里，这是一个有些书生气的返城北京知青，苏北的言谈举止也没有提供任何可以说明他的经历的佐证。
金超告诉苏北：“我的家乡就在你插队的洛泉地区……”
苏北很惊讶，说：“世界怎么这么小？老吴是K省人，我爱人去的是你的母校，而你的家乡又是我插队的地方……这简直是小说了。”
金超也笑，说：“这可能就是咱吴主任说的那种‘缘分’，他说人和人相遇都是出自缘分。”苏北点头赞同这种说法。
金超满意地看到，苏北是一个踏实工作的人。编辑室里有一些以前很难处理的积压稿件，有的还是很著名的作家的作品，金超就交给给苏北处理。苏北很认真地读了将近一个月时间，分别拿出了处理意见，这时候金超才发现这个不事张扬的人学养深厚，在当代作家中有很多朋友，这可以从苏北接到的电话中听出来。有质量的作家是出版单位的资源，很显然，苏北在这方面有绝对的优势。那些交给苏北的退稿，都是有名望但又写不出好作品的人，很难缠。以前曾经被列入出版计划的，竟然也被苏北很顺当地当面退还给了作家。让人惊讶的是，没有一个作家因此来找金超或者吴运韬的麻烦———过去，他们总是想方设法躲避这类作家———金超甚至接到某位一度宣称要起诉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大作家的电话，说苏北的意见非常好，“切中要害”，说他已经将这部作品作为一次失败，不再用它来烦人了……金超和吴运韬说到这件事，毫不掩饰对苏北的赞赏。
吴运韬说：“那当然。”
吴运韬头一次向金超介绍了苏北的情况，说他是一个作家，在K省曾经当过一个大型文学双月刊的主编，发表过不少作品。苏北的情况一方面使金超感到高兴，另一方面也给他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他觉得苏北过于庞大了。苏北过于庞大是好事还是坏事现在还无法预料，但这是一件让人不踏实的事情。
“你放心，”深谙处事之道的师林平对金超说，“老吴最终还得依靠你和我这样的人……”金超不置可否。师林平嘲笑金超无知，“金超你记住，你、我，和吴主任的友谊，是经过历史检验的。”金超点点头。
师林平压低了声音说：“金超我告诉你，有一次，老吴对我说，人分为三种：一种是贴心而又能够共事的人，一种是你可以使用但绝对不能相信的人，还有一种就是既不能相信又不能使用的人。”
师林平正色说：“你想想，你我是哪种人吧！”
他们开始分析自己在吴运韬心中的位置。他们愉快地发现，他们属于第一种人，这么多年来，无论何时何事，吴运韬没有动摇过对他们的信任，在他当了主任以后，马上把他们安排到了中层领导岗位……那么李天佐呢？毫无疑问属于第三种：既不能相信又不能使用。还可以把王莹琪或者夏昕放到这里面来。至于新来的苏北，金超和师林平都认为，充其量算作第二种，他们都有极为深切的体会，一个人要取得吴运韬的信任不是那样容易的，苏北即使成为第一种，也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
这样想来，苏北不是什么威胁。金超心情舒畅地工作，心情舒畅地和苏北相处，再没有什么后顾之忧。
苏北上班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从胡同口坐三站电车，再乘地铁，坐七站，出站以后再走一刻钟；一种是从家里出来，走两站，到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班车点乘班车，直接到单位。他选择了后者。
班车是一个小社会，这个小社会同时也是一个单位的政治晴雨表。
在班车上，热情的问候和调侃中，有会心的理解同时也可能有不可调和的憎恶；嘻嘻哈哈的玩笑话说的也许是一个谁都不愿明说的严重事件；“锣鼓听声，说话听音。”恶毒的诅咒有可能用热烈的赞扬来表达；由衷的感叹说出来的有可能是一句粗俗的咒骂；暗恋着的姑娘总是远远地避开她的白马王子的座位，被爱火燃烧的小伙子对他所爱的姑娘表现出谁都可以注意到的冷漠；巴结领导的方式早已经超越公开谄媚的原始阶段，进入到了一种了无痕迹的炉火纯青之境；利用非法手段赚取不义之财的人不断诉说生活的艰难，生动描述在农贸市场上为一捆菠菜和小贩发生的争吵，一贫如洗的人夸夸其谈星期天全家在和平门烤鸭店的一顿大餐；富于心计权谋的人躲在一个角落里哦哦啊啊地装傻，没心没肺的人炫耀着自己的聪明，把众人皆知的某人的一段丑闻或者领导层的某种动向作为秘闻说着；在一对要离婚的人面前总是有一些热心的说合者，随后这些说合人就成为足以对离婚者造成伤害的小道消息传播者———或者男方东西太小没有灵性，或者女方得了什么病见了男人那东西就吐……最后还不无遗憾地说：“俩人都是挺好的人，你说出这样的事多让人可惜呀……”
中国人的生存智能是在长时间的不正常年代里形成和积淀起来的，这是一种强大的集体无意识。当两千多年前一个身材瘦小、面色苍白的儒生在咸阳被秦始皇活埋的时候，他的后人一定刻骨铭心地记住了这样一条血淋淋的教训，你不要对皇上说他不爱听的话。他又用这个教训后辈。后辈已经削为平民，躬耕于乡间，见不到皇上，皇上对他也就失去了作用于人生的意义，但是乡间还是有一些有权有势的人，于是古训成了“你要顺从所有有权有势的人”。
历史长河，滔滔不息，人生百代，此伏彼起，你知道，—个种姓，一脉血缘，要经历多少荣辱沉浮，多少苦辣酸甜？
很少有人能够说出自己的来历，哪怕是仅仅上溯五代人的来历，我们血缘的脉络早已干涸消失在历史的粗大线条之中了，但是在我们的意识之中，却潜藏着先祖留给我们的关于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的密码。我们并不意识到这些密码，在它蜇伏着的现世人生中出现某种无法规避的选择之时，它才唤起我们的生物性本能，命令我们怎样做和怎样说。但是我们并不完全被动，作为大自然的一个链条，我们的肉体还肩负着繁衍的功能，所以我们有肉体的欲望，有由此生发的种种精神渴求。我们的一生实际上只是索取和得到两者之间的一个过程。我们要索取，我们就工作，就争权，就夺利，人生就处在“匮”的状态，一种失衡的状态；我们得到了，“匮”变为“盈”，我们就达到了平衡。这是最好的状态。但这种状态在人生中是极为短暂的，如电石火花，转瞬即逝。我们似乎永远处在巨大的不平衡之中，我们总是在争斗，和宇宙，和大自然，更多的是和人。
生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为既丑又美的东西的，这对谁都一样。
班车上三十多个人，处在各自不同的人生状态，各自不同的人生位置，可以想见，这个小小的世界也必定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处在“失衡”的状态，但是，如前所说，我们中国人的生存智能让这些人以各自的方式把它控制在了平衡之中，所以，班车又很有乐趣。
你不要小看任何一个其貌不扬的人。其貌不扬的中国人深藏的智慧和生存机智足以和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媲美。美国《纽约时报》刊载过一个在中国游历的美国人的专稿，那位美国人告诉从来没有到过中国的美国人：即使你在青海高原与一个用牛粪火烧饭的妇女交谈，你也要提醒自己：你是在和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民族对话。
班车上的说笑在继续：
“看北京晚报了吗？昨儿一辆夏利从燕莎桥开下去了，翻了个过儿司机愣没死嘿……”
“现在那儿人特多，根本没法儿玩儿。”
“其实你犯不上，现在这兄弟姐妹之间，有几个好的？还不是自个儿过自个儿的日子？你过得好，他还眼红呢；过得不好，也不可能有谁来帮你一把。”
“可不是嘛！”
“我一直认为，崔健是中国最好的诗人，只有他把诗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说句不客气的话———整个新时期文学对时代与社会的认识都抵不过崔健的《一块红布》……”
“那是一些掌握了评论话语权的骗子，你不可能指望他们有真知灼见，他们当紧要解决的是道德问题而不是学术观点问题。”
“我爷爷那会儿在天津开武馆……”
“中国作家中如果有一百个像王小波这样自由思索、敢于拒绝官方荣誉的人，中国文学就有希望了。”
“后来丫用手指我，我说你他妈指谁呢？‘啪’的一下就给了丫一耳切子，哎哟把丫打的哟，血当时就从鼻子流出来了……”
“那怎么办？我只能这样。再者话说了，你主任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