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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地让人看得一清二楚。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咱们在赤坂一块儿吃的饭？”
“去年10月初是第一次。在我辞去‘黄金广朝桑拿浴室工作前的两个月。那次承蒙您的款待。”
哪里哪里。你也常常给我打来电话，托你的福，工作还是挺顺利的……“这时，过来了一位女服务员，酒匀给自己和阿惠要了同样的混和果汁。于是阿惠记起来了，酒匀和他的名字不一样，他一滴酒都沾不得。
“是的……我听从了先生的忠告，对我养父那个人，请一家有名的兴信所进行了调查，结果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是那家叫‘国际数据调查公司’的？”
“是的。”
“如果是那家公司，应当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后来我们在11月15日‘大安’的那一天正式办理了入籍手续。”
“啊，我记得当时你给我打电话说了。后来不久你就辞了工作，搬到了三田。”
“是的。白天我每天去‘好时代’元麻布。”
“……”
“——的确，我在时间上、经济上都十分宽裕……可是不知为什么我总有心事，一种使人担心的心事……所以前天就这么急地给你打电话……”一见到酒匀，阿惠倒不知道怎么说好了，她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
“埃前天你说的那件事，我给池袋署打了个电话，大致情况我都知道了。”
“哎呀，您还特意……您又那么忙。”
“没什么，正好我有个熟人在池袋署当警察。看来那个案子还没有什么线索。——是不是因为那件事，警察找到你了？”
“是的。死的那个土佐山田来的人，过去和我是邻居。”
于是，阿惠便对酒匀讲，盐尻是和自已丈夫北村昭雄一个村的，又是小学同学，他于去年10月份左右开始，经常来东京。由于没听说他在东京还有其他熟人，于是警方认为他会不会是来找阿惠的。
吃茶店中有暖气，空气十分干燥，酒匀喝了一口果汁后问道：“但你实际上从来没有和他见过面，对吧？”
“那当然了。好像盐尻先生也不知道我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呀。”
“如果那样，不就没有问题了吗？”
“是埃可是……警察问我那一天的‘不在现场证明’。可那天晚上我是一个人呆在三田的公寓里，没有人能证明这一点……听说警察去了高知，在那儿调查完之后还要来找我，我心里有点儿害怕……”“可这件事……”酒匀微微有点犹豫。
“别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吧？比方说，如果你这方面有杀害盐尻先生的理由，警方在任何时侯都会追查作的‘不在现场证明’的；但如果仅仅是过去是邻居，而最近又没有什么接触……”“是呀，这个……我们真的一点儿接触都没有。只是，盐尻先生对我说过一句关于前年事故的话，很奇怪的……”“噢？”
酒匀稍稍皱了皱眉，然后盯着阿惠等着她的下文。
去年秋天，阿惠和酒匀在赤坂的北欧风味餐馆会面时，她只是说了爆炸事故使家中的四个人不幸全部遇难。
而这次她不得不对酒匀讲，其实在爆炸现场没有找到自己丈夫的遗体痕迹，目前警方下的结论仍是“调查中”。
由于看到酒匀对此井不感到意外，于是阿惠心中不觉一惊。
“那盐尻先生说了一句什么令人奇怪的话？”
酒匀认真地问道。
“啊，是这样的……”
阿惠真不想从头说起，但事到如今，她也只好问到哪儿就回答哪儿了。
“——从事故的前一天晚上北村先生就不见了？那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
“他当然在家里呀！事故发生的当天早上，我丈夫还和平常一样开着我家那辆轻型客货两用汽车把全家拉到了矿山呢！”
“那么你没有注意到他与平时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酒匀又问道。
“那全都是警察的胡乱猜测吧。他们说北村和我合谋，他头天晚上去了什么地方，让我特意呆在家里，然后他在炸药装置上做了手脚，把我家三口人全部炸死……”“他们找到了什么根据？”
“没有，什么根据都没有……”
阿惠反驳道。
“是不是那座矿山的采掘权是你们夫妇两人？那座矿山是不是储存量很大？”
“不，采掘矿山的权利是我们五个人共同的。”
“事故之后就封闭了矿山？”
“是啊，我一个人哪有力量和心思呀！就那么扔着，我一个人来到了东京。”
“你丈夫和你父母关系不好？”
“不，关系还是可以的……”
“你们夫妻之间呢？”
“我觉得……还可以吧。”
阿惠的目光向一边望着答道。
“你父母有人寿保险吗？”
“有。父亲是200万日元，母亲和弟弟……”“嗯——就你讲的这些，我觉得还不足以让人怀疑你与爆炸事故有什么关系。你对盐尻先生有什么怀疑的地方吗？”
“这个……”
“你没有直接听过盐尻先生讲过什么吗？”
“没有……”
大概酒匀不希望听到这句否定的话吧，他还是直呆呆地盯着阿惠。
“不过……只是去年我和相庭先生、阿俵先生三个人回高知老家时，我去扫墓时他突然出现在墓地，然后说了好些不好听的活。”
“他怀疑北村先生的行动？”
“对，他说昭雄那家伙不定躲在那儿，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出来了……”“当时他就说了这些话吗？”
“是的……”
“那你在高知停留期间，他给你打过电话、见过面或以什么名义敲诈过你吗？”
“没有，他倒没干这些……”
“别的还有什么？”
听到这儿，阿惠不禁叹了一口气。前天她心里发慌，没有底儿，便连忙给酒匀打了电话，约他和自己谈谈，然而关于高知和硅石矿山的事她并不想涉及。
但她被酒匀“巧妙”地“诱供”了，结果自己不得了一点点“上了钩”，把这些事情都说了出来。
如果想彻底隐瞒，就不应当和他商量了吧……“实际上，我住在高知的旅馆时，一个叫土井的人打来过电话，说有一件必须只对我一个人说的事情。但当时我心情不好就挂断了，而第二天那个人就……”于是阿惠便对酒匀讲。在第二天的矿山旧址的悬崖下找到一具摔死的尸体。经查，死者系叫土井元次的东京的一名矿山工程师。
这次酒匀明显地显出感到意外的样子，他微微张着嘴，紧紧地盯着阿惠。
“那是去年9月作第一次回高知时的事？”
“是埃来东京后我是第一次回老家。”
“我和你谈话，在赤坂那次，也是第一次，是去年10月的事儿。我记得那时你说过带着阿俵他们一块儿去了高知，可关于死人的事情你一点没有说呀！”
阿惠点了点头。每天要处理那么多案子，可这名律师却对这么一件小事都记得如此清楚……“那时死者的身份还没有弄清楚，所以警方当时认为也许是一名旅行的人不慎失足摔下悬崖身亡的……我和先生见面是2日吧，在那两个星期后才弄清楚了身份，是南国署的警官打来的。”
“你不认识土井这个人？”
酒匀又问下去。
“不认识，一点都不认识。”
“电话里他要说什么？”
“不知道。”
“能想象他会说什么吗？”
“不能。”
阿惠忍着酒匀那咄咄逼人的目光，无奈地摇了摇头。
“那次的土井事件与这次的盐尻事件有关系吗？”
“噢，这个我还没有听说。不过，池袋署的警察去高知了，也许会从当地弄出什么新的线索来……”“反正我看基本的内容都没有必要担心，从各方面来看都和你没有什么关系。”
酒匀用十分明快而肯定的语气对阿惠说道。
“事件发生了，对警察来说这就是他们的职责，对任何人任何事都有责任进行调查，如果一见证明了被调查人与事件无关，自然会失去兴趣，那么你还会回到和过去一样的平静生活中去的。”
在阿惠成为相庭的养女之前，她也曾给酒匀打过两次电话。向他介绍情况，并征询他的看法，而每次在通话的结尾，酒匀都用十分明快的语调下一个结论。今天听到这儿，阿惠心里也踏实多了。
但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自已心中总是有着一种无端的焦躁感。
也许是对这件自己不想去触及的历史说得太多了吧，影响了自己平静的心境……是不是自己本不该找酒匀来商量这件事？
是啊，高知的事情自己也不想再知道什么了，本来想商量的就是别的事情，谁知……
而且自己对酒匀毕竟还缺乏了解。
不和别人说这些事情别人就不会知道，阿惠心里对自己的鲁莽生起气来。
当酒匀低头看了一下手表时，阿惠鬼使神差地又突然说了一句：“先生，我担心的不是警察。”
“什么……？”
酒匀一下子抬起头来。
“相庭先生，以及后来的阿俵先生的情绪……”阿惠的声音哽咽了，后半句又中断了。
她紧紧地咬着嘴唇。
4
在那之后已四天了，再也没有任何消息传来。
迄今为止，相庭仍和往常一样，每天去公司，傍晚或其它什么时候回公寓。
他的身体一点也看不出“病情恶化”的样子，似乎也不知道盐尻的事情。
是不是池袋署在事件之后也传讯了相庭？但由于他从不谈及这个问题，因此阿惠也不好问，她总不能去问相庭，“是不是为了我你才去杀死了盐尻？”
而当阿惠看到相庭一如既往、心平气和地生活着，就越发不敢去无端地打破这个平静了。
她希望阿俵尽快回来。
以后警察不再找上门来就好了。
阿惠十分后悔和酒匀的这次失败的谈话，对于盐尻事件，她只希望不要再把自己牵连进去。
阿惠也把自己心中对相庭和阿俵的不安对酒匀讲了，但他只是默默地听了之后，没有表示任何意见，只放下一句“给我一段时间判断一下”的话后，便说还要到另一个地方去办理事先约好的事件，然后就告辞了。阿惠觉得他这种表现是很少见的。
如此看来，酒匀没能理解阿惠为什么没有被抓住什么证据却产生了不安和疑惑的原因。
如果结果果然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些足以戳伤自己内心世界的伤疤的话是不应当随便向外人吐露的…… 2月9日星期一下午，“好时代”元麻布公寓里的电话铃响了。电话铃固执地响个没完——啊，一定是阿俵，阿惠心中一喜。临走时他说的就是今天或明天就出差回来。
但在阿惠摘下话筒的一瞬间，她的脑海里又出现了池袋署的警察的脸，前几天他们问过这儿的电话号码。
“喂，喂……”
“啊，是阿惠吗？这几天一直忙，对不起了。”
听不出是谁打来的。
“我在上周末去了四国。”
原来是酒匀。
酒匀律师和他的一位朋友两个人开的“共同事务所”，位于一座面向新桥三丁目的日比谷大街的古旧大楼的四层。
晚上7点多钟阿惠到这儿时，事务所里已经没有别的人了。酒匀把她领进了会客室。
在本不太大的房间的四个角落里，堆着许多有关法律的书籍和各种资料，使人感到房间更加狭小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