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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一群这时生理上的病痛倒没让他感觉出什么,更主要的是精神上的痛苦。
在县医院里,邓一群享受着特殊的照顾。那些人知道他是省里的干部,对他特别地客气。县里的那些领导每星期都会来,除了鲜花,还带了很多营养品。那些营养品堆在床头都快成了小山了。乡里的干部也都一一来探视。老苗照例是每星期都来,有时实在来不了就让别人带话。扶贫工作组的组员们也都来了。别人对他越是客气,邓一群越是心虚,他想:今天,他还没有出问题,大家对他还客气,明天,一旦龚长庚把他给他找小姐的事情说了,把他为他签报发票的事情说了,把他送红包的事情说了,他在机关里是什么样的形象,还能得到大家对他的尊重吗?说不定省纪律检查委员会还会来传讯他。
他整天就在这种惴惴不安里度日子。
他给大舅子肖国藩打了电话,询问情况。肖国藩让他安心养病,说你这样是最好的,要是在机关里倒不好办。签报发票的事情,到时追查起来,你是可以推掉的,毕竟不属于行贿,最多只是违纪。下级服从上级,你也是不得已。而关于那一万块钱,肖国藩说,那根本不算什么。纪委要是查这样的小账,那永远也忙不过来。邓一群心里稍稍安稳了些,三件担心的事去掉了两件。本来他还想把另一件担心的事告诉他,但他想想又咽了回去。肖如玉知道倒还算了,要是让她哥哥知道,免不了挨骂。
一一八
邓一群的心里非常不安,他知道苗组长已经把他生病的事告诉了机械厅,但机械厅却迟迟没有来人看望。
我完了。他想。机关里一定已经知道了我和龚长庚的某些特殊情况,把我当成了他的同类,眼下他们要做的,正是如何把我搞掉。他妈的,完了,真的完了。他多么悲哀啊!他的情绪落到了最低点。
一个星期后,省机械厅派来了代表,人事处处长和办公室主任,科技处的老言也来了,看望邓一群。他们都知道,邓一群是在抗洪斗争中累坏的。
邓一群看见老言瘦了很多,脸色也不好,不知为什么。他戴上了一副假发套,非常可笑。因为那发套上的头发很黑,非常浓密。这形象与他过去的形象相去太远,由不得你不笑。
人事处处长当然知道病中的邓一群最关心什么,他说,厅里一切正常,龚厅长的问题,还在审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也来了人,看来情况比较严重。厅里的正常工作,由孔副厅长主持。他让他安心养病。之后,他又介绍了一些闲事,比如田小悦现在在读MBA(工商管理硕士),办公室的秘书小胡由于过去学的医学,所以已经决定去澳大利亚,谈琴提成了主任科员,退休了的徐明丽,除了练功,还上股市炒股,赚了不少钱,而她家楼上的一户炒股赔了二十万,跳楼自杀没死成,摔成了残废,等等。他们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告诉他,那就是老言已经退到了二线,科技处工作将由老潘暂时负责。
在县里的那些老同学,知道邓一群生病了也都来看他。陈小青的精神看上去要比过去好了些,她问他的夫人来没来,邓一群回说,自己没有让她来。自然受了大家一回指责。他笑了一笑,说,自己现在在这里感觉很好。
邓一群住的是一个单独病房,布置得很干净,一面窗子临着朝阳大街,可以看到楼下街上的景致。他这个病房在五楼。窗台边养了一盆花,邓一群叫不上它的名字。下午的时候,阳光透过朝西的窗子直射进来,病房里温度有些高,这时护士就会启动空调,降低温度。护士告诉他,这是县里的老干部病房,相当于省城人民医院的高干病房了。在写字台上,居然还放了一台14寸的电视。不过医生和护士都不准他看。事实上,邓一群也没法看。刚住进来的时候,他精神还好,但在用药后的第一个星期,他的身体状况迅速下降。医生说那是正常的,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心理上的紧张。
医院用的是最好的药物,很多都是进口的。每天要打针,服药。药丸都是要大把大把地服,像什么“利福平”、“异烟肼”等等,邓一群在用药之后,尿出的尿都是像血水一样地红,把他吓坏了。
他很虚弱,下床的时候都困难。护士们的照顾毕竟是有限的。他忽然感到很寂寞,需要有人陪他说话。然而这时有谁会来安慰他呢?他打了电话,告诉大哥邓一彬,说他生病了住在县院,希望他能过来看看自己。隔了一天,来的是邓一群的妈妈。老太太问了很多人,才找到他的病房。一看到他,眼泪就忍不住掉了下来,最后竟忍不住大声哽咽起来。她由儿子,又想到了自己的丈夫。她害怕再失去一个,这个最让她感到骄傲的人。邓一群眼里当时也有点热,但他很快就忍住了,说:“不要哭,没有什么的。哭什么。”他妈妈默默地擦泪,红着眼,看着他。
邓一群感觉他妈妈老得更厉害了,牙齿已经掉了很多,他问她为什么不做一副假牙,她说做一副假牙很贵。他问为什么老大没有来,他妈妈说,老大家的事很多,忙得很,实在抽不开身。邓一群心里寒寒的,觉得自己过去帮了他不少忙,他怎么竟会连亲弟兄也不认。生意再忙,还有一个亲弟兄的生命重要吗?
面对自己生病中的儿子,老太太有点不知说什么好。村里人听她说儿子得了结核病,一个个都表现出很吃惊的样子。老一辈的人都知道,在过去这叫痨病。邓一群也很清楚,中学的时候课本里有鲁迅的一篇小说《药》,华老栓的儿子华小栓得的就是这样的病,吃了人血馒头也没治好。怕是不用怕的,邓一群知道自己死不了,只是内心觉得很孤单,同时对自己未来的前途怀有一种深深的担忧。妈妈问他家里是否知道他生病了,他说知道,但他没有让肖如玉来,说自己这样的病不希望让别人担忧。
那天下午,阳光从窗子外面照进来,照亮了他妈妈的根根白发。她小心地坐在那里,很长时间不说话,一会拿衣袖抹眼泪。邓一群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他长时间躺在床上,连身都翻不了,半边身子都麻木了,一点也不听他的使唤。在住院后,他的病情迅速加重。医生说这是件好事,发现得及时,治疗也及时。像他这样的病因为来得快,所以一般而言,去得也快。邓一群不知他们说的是否真实。那些医生和护士进来,看见老太太,问她话,问一句才答一句。一个农村老太太,她真的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她很拘谨,面对的好像不是病中的儿子,而是一个什么很大的领导。
妈妈生活得不如意,邓一群想。他感觉热,直想睡觉。他让他妈妈从他一只皮包里拿点钱去街上买点苹果回来吃。他妈妈就去了。但等她回来的时候,他已经沉沉地睡着了。
邓一群需要人照顾他,比如喂饭什么的,但他却没有让他妈妈留下来,因为他这时候才发现他年迈的母亲事实上根本不知道如何照料。他吩咐她做什么,她才会做什么。那天晚上,医生来抽他的胸膜积水。很粗很长的针管,从后背的肋骨之间刺进去,一种特别的酸麻。在他的身后是一只雪白的痰盂,随着一根细细的软管,他胸膜间的黏黄的汁水滴了满满一痰盂。
病房里后来特别地静,邓一群突然生出一种愤怒,他觉得身边人并不比别人更关心他。他把这股怒气全发到他妈妈身上去。
他要他妈妈第二天早晨立即就回家去。
[88]
县里让医院找一个临时工来照顾邓一群。
医院就让食堂的一位做饭的妇女来。
那个妇女姓杨,五十多岁,在医院里已经做了十几年的临时工。也是通过关系进来的,医生护士都说她人不错。果然她对邓一群照顾得很好。邓一群问她医院给她多少工钱,她说是每月两百块。
每天她都给邓一群做可口的饭菜。不仅做饭,她还帮邓一群洗脏了的内衣内裤。邓一群感到特别不好意思。但的确在她的照顾下,情况好多了。
一一九
邓一群感觉一天一天地好起来。
邓一群的哥哥终于来了,他说他的厂里特别地忙。他问邓一群需要什么,邓一群说不需要。他只是想让他来陪陪他。但邓一彬显然没有理解他的意思,说如果不需要什么,他就得赶紧回去,可能也感觉有点不好意思,解嘲一样地说:“我们可不像你们这些国家干部,躺在床上也能拿工资。”邓一群心中不快,让他回去,他也就听从了,临走的时候把他那些堆在床头的营养品,全部拿回家去。
哥哥也算是个见过点小世面的人了,他那个厂在他的帮助下,生意做得不赖。邓一群想。要不是他邓一群,哪有他邓一彬的今天?可他现在眼里,哪还有他这弟弟?眼里就只剩下钱了。
邓一群在心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家里的另外一些人,后来也来了,他的姐姐和妹妹。妹妹邓玉梅一见到他那样子就哭了。也许在那个家里,他妹妹是同他感情最好的人了。妹妹说妈妈现在整天哭,不知道怎么才好。父亲的早逝让她害怕了。她说妈妈那次从他这里走的时候,是一路哭着回家的。邓一群听说了心里就有点不安,觉得自己当时不该那样对她。
肖如玉的哥哥在一个晚上也打来了电话,问邓一群现在的身体情况,并说,有些事情你不要多想,他是他,你是你,互相不关联,不会有问题的。邓一群想道:即使有了问题,他肯定还是愿意帮一帮的,有肖家这棵大树,自己至少心理上要安稳一些。邓一群心里多少感受到了又一种温暖。他对他的这位大舅子说:县里条件不错,各方面领导很关心他,没有什么问题的。肖国藩就说:那好吧。安心养病,早日恢复健康,要是有什么困难,随时可以打电话到家里来。
一个星期后,家里派来一个代表。这个代表就是家里的小阿姨薛小娜。
这一个星期里,邓一群已经明显感觉精神上好了起来。他不再剧烈咳嗽了。激烈咳嗽时,他感觉心都要咳出来了,痰里含有许多血丝。过去每天夜里都要出一身大汗,就像刚从水里出来的一样。早晨起床,不能看自己夜里尿在痰盂里的尿,红得就像红墨水。杨阿姨(邓一群这样称呼照顾他的那位妇女)每次为他倒尿时总要观察一下,颜色是变得越来越浅,还是又有点深了。他很感动。医生说,那是因为吃了药丸的作用,“利福平”就是红色的。胸膜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刺痛了。每天早晨七点,他就能醒过来,听到街上的喧闹声。杨阿姨给他取来油条、蛋糕和稀饭。他吃完了就能从床上坐起来,看看电视,听听音乐。有时,杨阿姨也陪他聊天。那些医生和护士都能看得出来,她对邓一群非常好。在她心里,像邓一群这样的干部真的非常了不起,年纪这样轻。
薛小娜从家里带来了不少东西,都是高级滋补品。这些东西想必都是别人送给他岳父和大舅子肖国藩的。邓一群一点也不想吃。她说家里人对他的身体很关心,问他需不需要回城去养养。邓一群觉得她的说法多少有点虚,真的关心也许就不会这个样子,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