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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对了！加利刚才问我在南美的生活，夫人。我正告诉他我的左臂是怎么受的伤。那是在秘鲁。我们涉水过了一条河，准备猎杀美洲狮。当我对准那头野兽开枪时，枪没有响，火药被水弄湿了。那只美洲狮自然没等我把枪收拾好，结果就落下了这些伤疤。”
“那一定是一次愉快的经历。”
“噢，还不太坏！当然了，要想享乐就得受苦。但是总的来说，生活还是美妙的。比方说捕蛇——”
他滔滔不绝，谈起一则又一则的轶闻趣事。一会儿谈到了阿根廷战争，一会儿谈到了巴西探险，一会儿又谈到了伙同土著一起猎杀猛兽和冒险。加利就像聆听童话的小孩一样津津有味，不时地提出问题。他具有那种易受影响的拿破仑气质，喜欢一切惊心动魄的东西。琼玛从篮子里拿出针织活，默不做声地听着，同时低头忙着手中的活儿。马尔蒂尼皱起了眉头，有些坐立不安。在他看来，牛虻在讲述这些轶闻趣事时的态度既夸张又造作。在过去一个星期里，他看见牛虻能以惊人的毅力忍受肉体的痛苦。他愿意钦佩这样的人，但他还是实在不喜欢牛虻，不喜欢他所做的事情和他做事的方法。
“那一定是一种辉煌的生活！”加利叹了一声，带着纯真的妒忌。“我就纳闷你怎么就下定了决心，竟然离开了巴西。与巴西相比，其他的国家一定显得平淡无奇！”
“我认为我在秘鲁和厄瓜多尔时最快乐，”牛虻说道，“那里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天气当然很热，特别是在厄瓜多尔的沿海地区。谁都会觉得有点受不了。但是景色很美，简直让人想象不出。”
“我相信，”加利说道，“在一个野蛮的国家能够享受自由的生活，这比任何景色更能吸引我。置身于拥挤的城市之中，永远也体会不到个人的人性尊严。”
“是啊，”牛虻回答。“那——”
琼玛从针织活上抬起眼睛看着他。他的脸突然涨得通红，他打住了话头。接着出现了短暂的沉默。
“不会又发作了吧？”加利关切地问道。
“噢，没什么。谢谢你的镇、镇、镇静剂，我还骂、骂、骂了它一通呢。马尔蒂尼，你们这就准备走了吗？”
“是啊。走吧，加利。我们要迟到了。”
琼玛跟着他俩走出了房间，回来时端着一杯牛奶。牛奶里加了一个鸡蛋。
“请把这个喝了吧。”她说，温和之中带着威严。然后她又坐了下来，忙她的针织活。牛虻温顺地喝了下去。
在半个小时之内，两人都没有说话。然后牛虻低声说道：“波拉夫人！”
她抬起头来。他正在扯着沙发垫毯的流苏，仍旧低着头。
“你现在不相信我讲的是真话吧。”他开口说道。
“我丝毫不怀疑你讲的是假话。”她平静地回答。
“你说得很对。我一直都在讲假话。”
“你是说打仗的事吗？”
“一切。我根本就没有参加过那场战争。至于探险，我当然冒了几次险，大多数的故事都是真的，但是我并不是那样受的伤。你已经发现了一个谎言，我看不妨承认我说了许多谎言。”
“你难道不认为编造那些假话是浪费精力吗？”她问。“我倒认为根本就犯不着那样。”
“你要怎样呢？你知道你们英国有一句谚语：‘什么也别问，你就不会听到谎话。’那样愚弄别人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乐事，但是他们问我怎么成了残废，我总得回答他们。我索性编造一些美丽的谎言。你已看到加利多高兴。”
“你不愿意讲出真话来使加利感到高兴吗？”
“真话？”他把目光从手中的流苏挪开，并且抬起了头。
“你让我跟这些人讲真话吗？我宁愿先割下我的舌头！”他有些尴尬，随即脱口说道，“我还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讲过，如果你愿意听，我就告诉你吧。”
她默默地放下针织活。她感到这个强硬、神秘、并不讨人喜欢的人有着某种悲戚的可怜之处，他突然要对一个他不很了解而且显然也不喜欢的女人倾诉他的心里话。
随后是一阵长久的沉默，她抬起了头。他正把左臂支在身边的一张小桌子上，用那只残手掩住他的眼睛。她注意到他手指的神经紧张起来，手腕的伤疤在抽搐。她走到他跟前，轻轻地叫了一声他的名字。他猛然惊醒过来，并且抬起了头。
“我忘、忘了。”他结结巴巴地说道，带着歉意。“我正要、要给你讲、讲——”
“讲——那起使你走路一瘸一拐的意外事故或者别的什么。但是如果让你感到为难——”
“意外事故？噢，一顿毒打！是啊，只是一起意外事故，是被火钳打的。”
她茫然不解地凝视着他。他抬起一只略微发抖的手，往后把头发抹到脑后。他抬头望着她，微微一笑。
“你不坐下来吗？请把你的椅子挪近一些。对不起，我不能帮你挪了。真、真的，这会儿我想起了这事，如果里卡尔多当时给我治疗，他会把我这个病例当成一个宝贵的发现。他具备外科医生那种热爱骨头的劲儿，我相信我身上能够打碎的东西全都给打碎了——除了我的脖子。”
“还有你的勇气，”她轻声地插了一句，“但是你也许把它算在不能打碎的东西当中。”
他摇了摇头。“不，”他说，“我的勇气是勉强修补好的，但是那时它也被打得稀碎，就像是一只被打碎的茶杯。这是最可怕的事了。啊——对了。呃，我正要给你讲起火钳。
“那是——让我想想——差不多是十三年前的事了，当时我在利马。我告诉过你，秘鲁是一个适于居住的地方，住在那里你会感到身心愉快。但是对碰巧落难的人来说，那里就不怎么好了。可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到过阿根廷，后来又到了智利，通常是四处漂泊，忍饥挨饿。为了离开瓦尔帕莱索，我搭上运送牲口的船，在船上打杂。我在利马找不到活干，所以我去了码头——你知道，就是卡亚俄的码头——碰碰运气。呃，当然那些码头是出海的人汇集的下贱地方。过了一段时间，我在那儿的赌场里当了一个仆人。我得做饭，在弹子台上记分，为那些水手及其带来的女人端水送酒，以及诸如此类的活儿。不是非常愉快的工作，可是找到了这份工作，我仍然感到高兴。那儿至少能有饭吃，能够看到人脸，能够听到人声——凑合吧。你也许认为这不算什么。但我刚得过黄热病，独自住在破烂不堪的棚屋外间，那个情形实在让我感到恐怖。呃，有天晚上，一个喝醉酒的拉斯加人惹是生非，我被叫去把他赶走。他上岸以后把钱全都输光了，正在大发脾气。我当然得服从了。如果不干，我就会失掉那份工作，并且饿死。但是那个家伙力气要比我大两倍——我还不到二十一岁，病愈后就像只小猫一样虚弱无力。此外，他还拿着一把火钳。”
他顿了一下，偷偷瞄了她一眼，然后接着说道：“显然他是想把我一下子给整死，但是不知为什么，他还是没有把事做绝——没有把我全给敲碎了，正好让我可以苟延残喘。”
“哎，但是其他的人呢，他们不能管吗？他们全都害怕一个拉斯加人吗？”
他抬起头来，哈哈大笑。
“其他的人？那些赌徒和赌场的老板吗？噢，你不明白！我是他们的仆人——他们的财产。他们站在旁边，看得当然是津津有味。这种事情在那个地方算是一个令人捧腹的笑话。就是这么回事，如果你碰巧不是取笑的对象。”
她战栗起来。
“那么后来呢？”
“这我就说不了多少了：经历了这样的事情，其后几天一般什么也不记得。但是附近有一位轮船外科医生，好像在他们发现我没死以后，有人把他叫来了。他马马虎虎地把我缝合起来——里卡尔多好像认为这活干得太差，不过那也许是出于同行之间的妒忌吧。反正在我醒来以后，一位当地的老太太本着基督教的慈悲之心收留了我——听上去觉得奇怪，对吗？她常常缩在棚屋的角落，抽着一根黑色的烟斗，对着地上吐痰，一个人嘀嘀咕咕。可是，她心地善良，她对我说，我也许会平静地死去，不许别人打扰我。但是我心中特别矛盾，我还是选择了活下去。想要活下去可真难啊，有时我想，费了那么大的劲不大值得。反正那位老太太极有耐心，她收留了我——多长时间？——在她那间棚屋里躺了将近四个月，时不时像疯子一样胡言乱语，其余的时间又像一头凶猛的熊，火气极大。你知道，疼得要命。而且我的脾气很坏，小的时候给惯的。”
“然后呢？”
“噢，然后——反正我挺了起来，爬走了。不，不要认为我不愿接受一位穷老太婆的施舍——我已不在乎这种事情了。只是那个地方我再也待不下去了。你刚才谈到了勇气。如果当时你看到了我那副模样，你就不会这么说了！每天晚上，大约到了黄昏的时候，剧烈的病痛就会发作。一到下午，我就独自躺在那儿，望着太阳慢慢地落下去——噢，你明白不了！现在看到日落我就觉得难忍！”
一阵长久的沉默。
“呃，然后我就到处游荡，看看我能在什么地方找到活干——待在利马我会发疯的。我一直走到了库斯科，在那里——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给你讲起了这些陈年旧事，它们甚至都说不上有趣。”
她抬头望着他，目光深沉而又严肃。“请你不要这么说。”
她说。
他咬了咬嘴唇，又扯下了一片垫毯的流苏。
“要我往下说吗？”他在片刻之后问道。
“如果——如果你愿意的话。对你来说回忆往事恐怕是痛苦的。”
“你认为不讲出来我就忘了吗？那就更糟。但是不要以为事情的本身让我难以忘怀，忘不了的是我曾经失去过自制。”
“我——不是很明白。”
“我是说，我曾经丧失了勇气，我发现自己成了一个懦夫。”
“人的忍耐当然是有限度的。”
“对，人一旦达到这个限度，他就永远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还会达到这个限度。”
“你能不能告诉我，”她犹豫不决地问道，“你在二十岁时，怎么独自流落到了那里去的？”
“原因很简单，我的生活原有一个良好的开端，那还在原来那个国家的家中，然后我就离家跑走了。”
“为什么？”
他又哈哈大笑，笑声急促而又刺耳。
“为什么？因为我是一个自命不凡的毛头小子，我想是吧。我生在一个过于奢华的家庭，娇生惯养，以为这个世界是由粉红色的棉絮和糖衣杏仁组成的。后来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我发现了某个我曾信任的人欺骗了我。嗨，你怎么吃了一惊？怎么回事？”
“没什么。请你接着往下说。”
“我发现我被人欺骗了，相信了一个谎言。当然了，这是大家都会经历的一点小事。但是我已跟你说了，我当时年轻，自命不凡，以为撒谎的人应该下地狱。所以我从家里跑走了，一头扎进南美闯荡，口袋里没有一分钱，嘴上一个西班牙语单词也不会说，而且也没有一点糊口的本事，只有白净的双手和大把花钱的习惯。结果自然是一交跌进了真正的地狱，使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