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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小分队成员精神抖擞地跟在教育局局长的后面上台了，听众有百十来人，其中包括县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局长小声解释说，很多学校离得比较远，听讲座的人会陆续赶来的。局长用热情洋溢的开场白介绍了讲师团的意义和小分队的每一个成员。十个成员坐在主席台上，在局长介绍时，一个个依次站起，像被展览的动物，下面响起稀稀落落的掌声。隆重和冷清，激情和麻木，在台上和台下交织着，使我觉得眼前的场面有些尴尬和滑稽。
在中午吃饭前，我向在座的各位描绘了现代社会和现代教育的美妙图景。可什么是现代社会，什么是现代教育，我既没有亲身经历过，也没有进行过深入研究，所用资料全部是摘抄的，我所能做到的就是还能理解这些成了我讲座内容的东西。至于这些东西和听众有什么关系，他们相信不相信，我就不得而知了。会场上倒是安静的，没有人来回走动，只有我浑厚的男中音在礼堂里回荡。但是，听众的木然表情犹如一堵冰墙，在不断稀释我的热情，使我感到索然无味。当我终于讲完时，身边的讲师团成员首先鼓掌，会场上接着响起比开始时稍微热烈一些的掌声。我好像经历了一场煎熬，暗松了一口气。
我的头炮没有打哑，使讲师团的其他成员备受鼓舞。中午，县里为来听讲座的人提供了免费午餐。大锅饭，大盆菜，自助式的，各取所需，山一样高的馒头，海一样汪洋的菜，被百十来号人一扫而光。我吃惊地看到一个干瘦的中年人，一次取走了八个馒头，而且全部咽进了肚子里。回想起我当矿工的日子，好像也没有如此肚量。
吃过午饭，下午一点半接着开讲。下午的讲座由县教育局副局长主持，不知是副局长的威信不够高，还是中午的饭撑坏了一些人，快两点的时候，礼堂里才稀稀拉拉地坐了五六十人。副局长没有感到任何不正常，大模大样地主持起来。主讲人是学图书馆专业的女才子，在市机械局劳资处当主任科员。她大谈图书馆在教书育人方面的作用，放言说，如果每所学校有一座藏书在十万册的图书馆，就不愁培养不出人才来。女才子的话有道理，不过她的全部观点都是建立在假设上，因为是假设，所以激不起听众的热情，给予她的掌声要比上午的稀落得多，搞得她有些灰溜溜的。
第二天上午的讲座，是由县教育局办公室主任主持的，在主持人比预定的时间晚半个小时宣布讲座开始时，礼堂里竟出现了片刻的寂静。台下只剩下二十来人，这个时候谁要是不知趣拍起了巴掌，肯定是不怀好意的，分明是想嘲弄谁。我作为分队长，脸上有一种发高烧的感觉。按照市里的部署，宣讲是我们的主要任务，可现实情况让我们有讲不下去的危险。我不知该不该叫停，面对寥寥无几的听众，对主讲人来说多少是个打击。正在我犹豫的时候，主持人已经做了简单的开场白，接着就开讲了。主讲人是社会科学研究院的一个助理研究员，他用浓重的川味口音，大讲如何看待早恋问题。他的讲座中带有大量的数据，似乎是一个研究报告。虽然听众人数不多，但还是有人在拔萝卜——悄悄溜号。好在主讲人的心理承受能力非常强大，不管听众是一个人还是一百个人，丝毫影响不了他的情绪。他似乎一定要让人明白，青少年早恋是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
在主讲人眉飞色舞的时候，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听这样的宣讲，别说是偏远地区的教育工作者了，就是我这个北大中文系的高才生，都觉得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精神折磨。这叫什么事儿，让人家丢下手里的工作，教育局还要拿出大把的钱，听到的却是不着边际的东西。这种宣讲，包括昨天我讲的，对人家的实际工作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的事为什么还要热火朝天地干呢？我的头变大了，看看左右的成员，脸上虽然挂着一本正经的表情，但眼神中也多少流露出了困惑。我是个有良心的人，是个有价值的人，这种宣讲不仅让我感到尴尬和滑稽，而且感到十分荒唐和无聊。
中午吃饭的人数比听宣讲的多了两倍，教育工作者们对饭菜的关注要远远超过精神食粮。依然是山一样高的大锅饭，海一样汪洋的大锅菜。吃八个馒头的那个干瘦男人端着饭菜坐在了我身边，在坚持听宣讲的人当中，他起了表率作用，从来没有拔萝卜。
十三
“宋督导，我向您提个建议，不知行不？”八个馒头说。
“当然行了，欢迎您提任何建议。”我真诚地说，解除精神上的折磨是我们共同的需要。
“我琢磨着这宣讲活动不能再搞下去了，县里通知说要搞一周，我劝您下午就收摊吧，估计没有人去听了。”
“为什么不愿听呢？”我希望听到他的心里话。
“听那玩意儿有啥用？俺们想啥你们知道不？”
“不清楚。”我摇摇头承认道。
“不清楚你们讲啥呀？要对症下药，不知得什么病就下药，那不是胡来？”
“那您的建议是……”
“我看你们不如走下去，看一看下面的实际情况，能帮我们反映就反映，不能反映的你们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到那个时候，你们有什么主意再帮我们出一出。您看咋样？”
“我们研究一下。”我很高兴听到八个馒头的建议，这样可以使小分队的任务通过变通的方式来完成。“您是哪所学校的？贵姓？”
“我是石窝子乡中学的，姓黄。”
“是校长吧？”
“凑合着干吧。”黄校长的脸上露出了笑意。
“谢谢您，黄校长。”我伸出手，和黄校长使劲握了握。
黄校长的建议得到小分队绝大多数成员的赞同，除了那个有川味口音的助理研究员之外。这位搞研究的，喜欢用现成的数据，嫌自己调查太麻烦。作为分队长，我行使了一下自己的权力，决定停止宣讲，要求所有成员走下去，开展调查研究活动。散会后，我对助理研究员说，下去搞调查是个难得的机遇，能摸到第一手材料，说不定能搞出几篇引起国际轰动的论文呢。比如农村孩子早恋问题，似乎还没有谁研究过。助理研究员恍然大悟一般，把头点得像鸡啄米。
意见统一之后，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了，愿意组合的两个人一组，愿意单独下去的也可以。县教育局长听了我们的想法后，也表示赞同，但要请示县委书记。县委书记一听，立刻就赶来了，表示坚决支持我们开展调查研究活动，为全县的教育工作出谋划策。他还当面指示县教育局长，一定要开绿灯，一定要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县委书记感慨地说，教育问题是个大问题，要是通过讲师团的工作引起市里领导的重视，拨下教育专款来，那比搞一百场宣讲都管用。
我觉得书记有点实用主义，但不管怎么说，小分队的下一步行动得到了县里的全力支持，这才是最重要的。我选择了石窝子乡，八个馒头当校长的地方。
石窝子乡有方圆六七十里，在深山老林中散落着星星点点的村民点，我走了全乡一半左右的中小学，感受只有两个字：震惊。我情愿相信所看到的一切不是真的，而是一种幻觉，一种不该存在也不会存在的幻觉。
黄校长是石窝子中学的当家人。学校就在乡政府北面的半山腰上。那天我去学校时，天上正飘着扯不断的雨丝，沿着坑坑洼洼的泥泞山路走进校园，黄校长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说，欢迎市里领导来视察，接着自豪地宣布，他的学校是全乡教育设施最好的学校。黄校长脸上的表情没有半点开玩笑的意思，但我所看到的校舍情况，却很难相信校长说的是实话。用石头和土坯垒的二十间教室分两侧呈梯状排列，一边十间，每间有五十来平方米，因为地面是黑土地，里墙和外墙一样颜色，房梁上只吊着两盏小灯泡，桌椅是用石头和木板垒起来的，给我的整体感觉就像黑乎乎的牲口棚，不像教室。
黄校长兴致勃勃地带我参观了化学实验室和物理实验室。所谓实验室，只不过有些简陋的实验仪器和瓶瓶罐罐。对实验室的保卫工作倒是十分到位，由一个肥胖的中年妇女专门负责。黄校长介绍说，她是马副乡长的夫人。我顺便问了一下学校教职员工的情况，也就是学校有多少吃教育经费的在编人员。黄校长说有一百二十五人。我又问有多少学生，得到的答复是有二百个。我吃了一惊，问黄校长，学生是否太少，而教职员工是否太多。黄校长说学校的编制是上级定的，从学校领工资的有一百二十五人，但来上班的也就三十来人。
“那些人呢？不来上班，也要拿工资吗？”我感到奇怪。
“都是乡里和县里干部的亲属，上班也没事干，还不如去干点别的什么呢。”黄校长解释道，“反正上级是按照编制拨教育经费，给谁不是给啊！”
“把钱用在改善办学条件上该多好，发给不上班的人算怎么回事？这不是吃国家事业费的空额吗？”
“宋队长，学校经费是按项目切块下来的，是人头费的就得按人头费来发，是办公经费的只能用在办公经费上，不能混着来，否则就是违反财务规定。”
十四
“那人头费有多少？”
“一年八万左右。”
“办公经费呢？”
“五千吧，是去年涨的，原来只有三千多块钱。”
“够吗？”我问的是办公经费。
“马马乎乎，多给就多花，少给就少用。当然了，上边要是能多给一些办公经费，学校的办学条件就会更好了。您能帮我们争取一些经费吗？”
“黄校长，如果把人头费的一半转到办公经费上，学校的办学条件不就改善了吗？”
“那当然了，我要有四万多块钱，能干多少事啊！可惜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
“学校的编制是根据学校规模定的，定下来以后就不好再变了。”
“二百个学生也用不了那么多教职员工。”
“学校的规模是五百个学生，招不上来，山里的孩子能读到初中的太少了。”
“既然招不上来，那就把人头费砍下来，补充办公经费。办学条件好了，对学生就有吸引力了，来的学生不就多了吗？”
“我也这么想过，可乡领导说我的思想认识有问题。人头费砍下来了，办学条件好了，学生多了，如果再想增加人头费那就太难了。乡领导说，人头费是国家给的，即使一个学生没有，也不能砍下来。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能不能在保持人头费的前提下，不断增加办公经费。”
“我明白了，已经得到的就不能放弃，没有得到的还要努力争取。”
“是这个意思，您不愧是市里来的领导干部，一听就明白。您一定要帮我们争取增加办公经费，让学校的办学条件再上一个新台阶。”
告别黄校长，我的调查报告有了第一部分的内容，就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教育经费的内部结构比例，将有限的教育经费用在最需要的地方，防止国家教育经费流失，杜绝滋生腐败的温床。
失学少年朱同一家的遭遇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