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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连人就进入小学校，喝水，吃干粮，休息。白连长对一排长说：“有件事，刚才路上打摔那主席像，不能扔在地上，我去请回来。”
一排长说：“对了。可是主席像碎了，请回来该怎么办好？”
自连长面无表情，只说：“请回来再说！你们先忙着照顾学生们，我自己去。”
那个大个子山东大汉耷拉着脑袋，心情沉重，上来对白—连长说：“我跟您去。”
白连长什么话也没说，只看他一眼。这眼神很冷峻，似乎是一种拒绝。扭头拿着手电筒独个去了。过了一阵子白连长回来，手里空空，可是头次看他脸上有表情，好像很惊奇。他说：“怪事了，我怎么找了半天，地上任什么也没有呢。”一排长说：“怎么可能，深更半夜，还会有人拾去？您是不是找错地方？”白连长说：“哪会错。要不多去几个人找找，必须找到！”当即点了几名战士一起去，包括那大个子，还有一排长。我提出我要去，我说我跪着时有块带尖的石头，找到那石头就不会弄错地方。其实我还有个个人的目的。我刚才一泡尿湿了裤裆，走一走，过过风，好干。一排长说我累了，不叫我去，白连长却说：“你记着那地方，最好，来吧！”
我们靠几束手电筒光，穿过漆黑原野，返回那道上，按照大家共同的记亿找到那地方。
我也找到那块带角的硬石头，按照方向，估计距离，我指着地面说：“没错，就在这儿！”
可令人奇怪的是，在白连长手电筒扫来扫去雪白的光圈里，根本没有那些白瓷片，蹲下来细看，竟然连一个小瓷碴也没有，怪了，难道有人拾去，拾去干什么用？这深夜，这荒野，怎么可能，为什么拾得这么干净，连一个小瓷碴碴也不留下？东望望，高梁地一片如墨的漆黑，西望望，河水银光闪烁，流动着迷幻的波光，真叫人百思莫解。再望望白连长，那张白白、英俊而冷漠的脸上还是没有任何表情，嘴唇上那黑痣静静的一动不动。更奇怪的是，大家呆了一阵子后，谁也不再说什么，也不再找，回村去了。我在小学校几张拼在一起的小课桌上躺了一夜没睡，也没想出个究竟。天亮队伍起程继续拉练，白连长向大队革委会又借了一尊毛主席像。红旗，喊口号，唱革命歌，谁也不提昨夜那件事了。
也许当时我年纪太轻，无法猜透其中的奥妙。这离奇的问号却始终留在我脑子里。过了几年，经事多了，忽然一天猜到这事的究竟。一旦明白，愈想愈是其妙无穷。不由得对这位精明机智、沉默寡言、再也没见到过的白连长生出满心的敬佩。他可真是个绝顶聪明的人。
由此我还得出一个人生的道理：世上真正的聪明，往往是叫你事后慢慢悟到。
***畸型的社会，智慧也是畸型的。
当代于连
1966年
17岁
男
T市某中学高中二年级学生
T市最早被抄的一家——与家庭划清界线——跑到边塞也背着出身包袱——为了报复与“红五类”女儿结婚——一切发生变化：调动工作、入党、上大学——今天的苦恼
我要对你说的，是在家里不能说，对朋友不能说，哪伯再好的朋友也不能说，这就是内心的痛苦吧。不是眼前的很强的痛苦，是一种没法摆脱、很深很深的痛苦吧。但我想对你说，为了什么我自己也不明白。可是有一条我清楚，因为你说你会把地名姓名全部隐掉，我才肯说。
我致命的要害是出身不好。在我上中学的时候就开始预感到这东西的存在，那是六四、六五年期间，我上高中一二年级时候。我还是一个劲学习上认真，政治上要求进步、靠拢组织的学生吧！可不知道自己身上散发出一种什么气味使得班里那些出身好的同学躲着我，不像耗子躲猫，像人躲避瘟疫。甚至歧视我。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自然和班里两三个出身不好的人比较接近了，在一块发泄过不满。这样，六六年就把我们几个同学打成“黑帮”。
我要说的不是这“黑帮”，不是诉苦，我不喜欢诉苦，我是说我的境况。
还有件事，我家住的房子不错，忽然政府通知叫我们搬家。我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胆小，搬走后据说那房子住进了高干。这对我也有压力，是种政治压力，心理压力，表明我生活在哪一个政治层次上。
“文革”一来，一切都明了。我家在这城市是最早被抄的。我爷爷我爸爸都是干银行的，算出名的资本家。后来我才知道，这最早抄家是我妈妈惹来的。当时银行冻结资本家存款，不准取，说是剥削的钱，银行门口把资本家的姓名都公布了。我妈妈去取，银行马上通知红卫兵，红卫兵马上就到，这就抄起来了。我得信儿不敢回去，跑去找一个要好的同学，叫他陪我回去看看。他也不敢去，他出身是职员吧，可当时对他这样出身是什么态度也吃不准。他说：“你们邻居都认识我，怕我一去弄不好，我们家也完了。”我就自己回去，远远看大字报都糊满了，我母亲被弄在门口批斗，乱七八糟一大堆人，砸的砸，烧的烧，冒着烟。我才十七岁，哪见过这世面，不敢走近，在外边整整溜达一夜。也不知我妈妈和爷爷奶奶怎么过来的。我的弟弟是个残废，我更挂心是他。整整一夜在大街上徘徊，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过来的。
第二天我硬着头皮去到抄我家那中学去找红卫兵，当时我就想，斗我一顿骂我一顿我都认了。我得求他们叫我回家看看，家里除去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其他兄弟都在外地，那个残废弟弟没人管，他打小一直跟我长大，我教他怎么写字画画，怎么生活，跟他感情最深。有个红卫兵还不错，领我回家。从楼下到楼上全乱成一团。我只是顺着楼梯过道往几个屋里看两眼，屋里都是红卫兵，翻箱倒柜不知找什么，也没看见妈妈爷爷奶奶他们。好些东西都破破烂烂了，砸的撕的吧。我最心爱的东西是邮票，还有和一些苏联朋友的通信。六十年代初不是鼓励和苏联联系吗。这些珍藏的东西扔了一地，也丝毫不使我动心，这时只剩下一种求生的欲望，该不该吃东西都忘了。我向红卫兵要求把弟弟领走。我表示离开这个家红卫兵是赞成的，这是要和家庭划清界限，是“革命行动”。再看我弟弟又小，瘸儿巴叽的，准许我带了走。我拿了两床被子，带弟弟住到学校去。临定时还给了我五块钱，一点粮票，是我要的。但他们给了我，我还是很感动的。我不知道这五块钱能花多长时间，过去家里很富裕，从来不知道钱的具体价值。
我和弟弟就拿这五块钱生活一个多月。这期间学校不准我们住。可是我家是给“扫地出门”的。妈妈爸爸住到老爷家，实际上老爷家也查封了，妈妈就在老爷家过道上一小块地方，拉个布帘，搭几块木板睡。我去看她时，她脑袋剃个阴阳头，那样子比她任何时候的样子给我印象都深。我爷爷奶奶给轰到另一条街一间小屋里住。红卫兵叫我们搬到那儿去住；就为这五块钱，家里和我还闹了误会。为了我拿钱给弟弟买煎饼果子吃，没给奶奶爷爷，他们在旁边看着，后来他们把这事告诉我姑姑叔叔们了。当时这钱是红卫兵给的，我确实不敢拿这钱给他们。我妈妈当时也没经济来源，我不知她是怎么过来的。我承认我不敢沾这个家，我顾不上他们了。你想想，我才十七岁，忽然落到这地步，头次见到这世面，谁知道该怎么做，我只想保住弟弟和我自己。这误会到现在好像并没完全消除。五块钱花完了，就硬着头皮再去找红卫兵，还能要点回来，这钱只能我和弟弟用，必需和他们分清，只能这样。
处在这种地步，我不甘心。我想我起码得维持生命，维持生存，维持我自己在社会上一个地位。我自己应该和别人享受同样的。看到那些同学趾高气扬，为什么我不行，我比他们缺体力缺能力还是缺乏智力？就是因为我先天不足的这个出身。我恨我这个出身，甚至恨我父母，恨自己的祖宗。可我不甘心出身压着我，我不服，总想争回这口气。到六八年，第一批上山下乡，我说我们家实在没经济力量接济我，就报名参加了。
我去边疆，离国境线还有二十里地，好荒凉。一到那儿就觉得终于把那倒霉的出身扔掉了。可是同一小组带队的，把我的出身说出去，还向大队党支部汇报了，大伙一下子全知道了。怎么办？拚命干活吧，就这一条路。农村和别的地方不一样，说到底还得干活，干活就有饭吃，能干活人家就瞧得起你。人们是在生存线上看待一切。好，你能干我就能干，你能干四分我干八分，你能干五分我干十分。背着出身，咳着牙地干，我要在农村立住脚跟。年底大伙都回家探亲，也叫我回家，我不回去，我说我没家。唯一分红最多的是我，我拿二十七元。我留下十元，那十七元寄给家里去。只要大队叫我做的事，再苦也做。大冬天他们叫我去刷大标语，在墙上写美术字，刮着西北风，内蒙的西北风比这里厉害多了，我就穿件军褂子，攥刷子的手冻得张不开，写着“毛泽东思想万岁”、“社会主义好”，心里真不是滋味。连件棉衣也没人借我保一保体温。要在内蒙这块大野地里站住脚也这么难？我这还不是诉苦，还是说我的处境。
要说农民还是认实在的东西。三年过去，调我去教书。跟着开始选调了。我知道自己怎么回事，不争，争也没用，我没资格。头两批出身好的都选调走了，到第三批，我们小组除去女的，就是带点残废的。我们那个组长呢，就是刚来时说我出身不好那个带队的，反倒没选上，听说他爸爸是个小业主，再加上点什么事闹不清，我居然第三批被选调走了。到了这里一个大城市的铁路局，先到站上当搬运工。这就好多了，虽然累，可是没熟人，谁也不知道我出身，混在人中间，大伙一块于活吃饭睡觉，还挺热乎，也享受享受人之间没距离那滋味吧。
可是一天，说要挖防空洞。叫大伙在站台上排好队，然后说，一部分出身不好的上山采石头，一部分出身好的留下挖防空洞。跟着要点名，出身不好的站出来。我想，坏了，要露馅了，脸“刷”一下子热了，头也抬不起来。结果头一名就是我，叫我名字，我一站出来，出身也就亮出来了，又完了。出身的阴影到哪儿都跟着我，看来这辈别存什么幻想了。上山采石是先用火药炸，再拿大铁丝兜住石头，使腕子粗的大扁担挑，挑下山，走跳板，弄到车厢里去。我在农村锻炼过，这活我都能干。可是出身真比这石头还重，我感到有点挑不动了。
过后叫我到铁路中学去教书。我是老三届高中生呵，教书绰绰有余。到了中学，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开会时很少说话，我没发言权，没人坐的地方我坐，坐在角旮旯，因为我知道自己出身低下，这世界叫我活着就不错了。但在能够发挥自己能力的地方，禁不住性子，还是尽量争取做好。我挺矛盾，有时灰心丧气，有时不服这命运，总想使别人看重我的价值，总要建立自己的自尊，尽管在受尽屈辱的地位上做到这些很难很难。好像要在激流中央，立一根泥柱子。
这时有两个女孩子对我挺好。一个比较外在，一个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