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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很清醒，很谨慎，也出过一次事。七五年，市里农办的头头忽然说，松根松土是农民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提出来的，是无产阶级治田方针，现在有人搬用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对抗，主张懒汉种地，不锄草，不耘土，查查谁搞的？查来查去查到我身上。这就是我前边说的，你不找它，它找你。吓得我几夜睡不着觉，心想这回该完了。多亏县里出面说，除草剂是工人阶级制造出来的，虽然不锄草，可是使用除草剂后地里没草了，产量非常高，我们贫下中农欢迎！市里派下人来一看，果然如此，这才不了了之。这是我十年中唯一碰上一次大麻烦。可有惊无险，也算不上一个“情节”吧！
现在有人说，我是最幸运的一位科学家。“文革”中没挨整，也没中断业务。现在赶上好时候，走运。这是从外部看我，并不理解我的内心。七九年我国科学回到正轨，我跑到国外一看，吓一跳，与西方发达国家差距多远！我国80％人口拴在田地里，搞农业科研的人数少得可怜。很多地区还是靠天、靠经验、靠原始的生产方式种田。而西方发达国家农业人口只占8％到5％，剩下的人去搞科研技术，搞艺术，受教育。从我的专业眼光看，我国现在耕地是十六亿亩，算上有些地区一年两产，差不多二十一亿亩。一年锄三次草，需要三个人工，全国每年人工锄草需要六十亿人工，每个工按五块钱算，就是一百八十亿元。这是多大一笔财富，这笔巨大财富的浪费难道不压在我们科研人员心上？
可是，“文革”中有几个科研人员顺顺当当过来的？除去当时国防任务保护了一批科学家，在社会上的几乎都成了攻击目标。有的一蹶不振，沉沦下去；有的中断业务多年，信息闭塞，现在接都接不上气了。我承认我是“幸运儿”，但这不是命运之神对我的特别恩赐，而是我汲取了五十年代的政治教训后所精心设计的一条人生道路。尽管我没跌跤，还算一个“成功者”，但一个想为国家做事的知识分子，被迫琢磨出这样一条路来有多可悲！我必须扭曲自己，必须装傻装无能、装糊涂，叫人家看不上我，对我没兴趣才行。天天打磨自己的性格棱角，恨不得把自己藏在自己的影子里。没情节，拿你写小说来说，就是没高潮，没起伏，没有任何变化。这样的生活很乏味，很压抑。有时觉得没有自己，好像自己被一种强有力的东西消化了：事业成了，自己却消失了。你尝过“没有自己”的滋味吗？这是种很深刻的内心的苦味。但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把事情干下去，否则就会被卷进去，成为政治的牺牲品，一辈子对社会对国家毫无贡献，岂不更可悲！为什么我们想为国家做点事，这么难被理解，总是处在这种可怜巴巴的境地？国家呵，我对它的感觉很奇怪。一会儿觉得它很具体，很神圣；一会儿觉得它很空，很无情……一次，我还有种非常荒诞的感觉，觉得国家被一小块一小块切得很碎，掌握在一层层很多人手里，你和它有距离。你说是吗？这又是为什么？
***在封建传统中，国家的主宰者就是国家。***
第23章 我不愿意承认是牺牲品
1967年32岁 男
T市某电车公司工人
我是头一批起来造反的——“电车红旗”手下重兵三千——闻名全国的六０九大武斗——江青一闹，大联筹趴蛋了——凭白无故被判无期徒刑——咱是用自己两条腿走出监狱的——你把毛主席叫来，他也说不清。
我给你写信，是拿块砖砍你一下，看你敢不敢写我。
十年来写“文革”的作品不少，不知为嘛，总透着“假”气，不叫人信服。造反派一出现，就一帮打手，五大三粗，惨无人道，勾上脸谱啦，使我们这些屈死鬼啼笑皆非，嗤之以鼻，我们好像验收过的猪肉，屁股上盖个戳，撂在案板上，谁想吃哪块就切一块。
我为嘛造反？当然事出有因。
我一九三五年生，往上倒八辈，出身没问题。十四岁时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学没上完进缝纫社当小工子。“三五反”时，站在党这边，限资本家残酷斗争过。资本家蔫坏，等“三五反”一完，他说买卖亏本要倒闭，把我轰出来，人家买卖还接着干，我可失业了，就进电车公司卖票，一个月一百二十九斤小米，蛮不错。那时进电车公司并不难，开车的能举起个墩子就成，卖票的会算个加减法就要；厂里的老工人没文化，我们进去是一帮年轻秀才，马上起来了。组织上重点培养，我能写，当上《工人日报》的特约通讯员。一看报社发的稿纸上边印着的两句话“反映群众呼声，做好工人喉舌”，就叫我冒热气儿。当时工人很苦，领导的人头杂，净干缺德事儿，我就揭，替工人们说话。自以为对党一片忠心，谁知这叫“哪壶不开提哪壶”，成了电车公司一根刺，人家早想拿掉咱，我的自我感觉还挺不错。
五七年整风运动一来，大字报铺天盖地。大宇报上净是谁谁偷东西搞女人乱七八糟的话，我心想，不是帮助党整风吗？净弄这些闲事儿干嘛，就写张大字报说“鸣放是鸣放，别忘了主席说的原则六项”。谁知一下子把祸水引到身上来了。说我向党放暗箭，说就因为我这张大字报，多少反革命没暴露出来，天天开会斗我。工人里不扣右派，给我来个劳动教养缓刑二年，留厂察看。这就叫人家拿下来了。我当时想不通，后来“文革”进监狱，里边关个财贸部的干部对我说：“整风是大面上的。内部叫引蛇出洞，你这张大字报，不是把蛇洞都墙上了？不整你整谁。”我才明白，明白也晚了。
打那时候起，咱学乖了。心想，打住，认头干活，别给爹妈惹事儿。
“文革”一来，更凶。红卫兵拥天覆地，我亲眼瞅见五大道上，把人活活打死。工人中间搞起政治大讨论，我有了前边的经验，心想这么大运动，势头又这么凶，弄不好撞在车头上。咱嘴一贴封条，不说。可是讨论会上必须发言，文化大革命触及每个人灵魂，不说话就是拒绝触及。我最后一个发言，说嘛呢？咱就背《十六条》，什么“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嘛的，咱没自己的话，照本背诵，全是你的话还不成？
好嘛，也不行。第二天，满院子大宇报，说我又向党进攻了，把我关进牛棚。完了，死活一样价了。外边红卫兵没法管了，世界末日到了，等死了。
这一套全是厂里官办“文革”小组搞的。可没多久，上边风云突变，说各单位“文革”
小组执行的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目的为了保党内走资派，转移斗争大方向，把矛头指向群众，打击一大片。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说：“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一下子各单位都起来造官办“文革”和当权派的反。实际上，“文革”就是想把刘少奇弄倒，可各级党的干部都是刘少奇线上的，不把这些干部打倒，刘少奇倒不了，才发动群众造反。咱那时哪懂上边这些乱七八糟，一想，对呀，的确是群众受压呀！反吧！我一口气写了十七张大字报，把我的过程原原本本端出来，问我的罪究竟在哪儿？我是厂里最早造反的几个，当时厂“文革”小组还没垮，叫纠察队把我抓起来。有个人跑出去，找来大学红卫兵救我出来，这一冲击，厂“文革”垮了，我想，干吧！我给挤到死角里，不能再等着人摆弄。造反有理，咱有理呀！
这里，又说到现在那些写“文革”的文艺作品，一写造反派就是“文革”打手，不知这些作家那时是不是在娘怀里吃奶？“文革”开始时，抄家打人的都是各单位“文革”干的。
最初起来造反的都是受压的人。要不哪来的那么大反劲儿？
“文革”开始时没有“造反”这个词儿。造反是指反革命翻天。“造反”是打毛主席那儿兴起来的。你还记得毛主席那张照片吗？胳膊上套个写着“造反”两个字的大红袖章。开头，闹红卫兵时，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胳膊上戴的是“红卫兵”红袖章。等到毛主席换上“造反”袖章，就是反“资反”路线了。工人才起来杀向社会，是不是这过程？
咱总得尊重历史吧！
毛主席是红司令嘛，毛主席指向哪里咱打向哪里，没他指挥咱小草民敢造反？我们那时真是一颗红心，真玩命了，天天夜里上街贴大字报，没人发奖金，给夜班费。死也跟定毛主席了！
可是我们这些受压的人一起来，整人的那些人一变，也成立造反组织，对立情绪就出来了，形成誓不两立的两派。谁都说自己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都骂对方打着红旗反红旗，往后各种人都掺和进去，就愈打愈乱。你写“文革”，要是不如实反映这历史过程，就不真实，谁服？
我是全市最早造反的四大组织之一。起名叫“电车红旗”。我手下三千人。工人一起来，红卫兵小孩们就差多了。社会看我们的了。当时，造反组织替“文革”初期受压的人说话，反“资反”路线，得人心。保皇的不吃香，可谁都怕自己一派被压垮，就非把对立面压垮不可，这就愈打愈凶，全面干起来。一对着干起来，心也就不那么纯了。说实话，我这时心里也害怕，事情愈闹愈大，自己知道后期要算账的；眼前又一团乱，看不出头绪，总觉得有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把自己往死道上推。我巳是势如骑虎，退下来更没好，必须硬着头皮干，也就必须有实力，有实力就没人敢摸你。不单是我，社会上的造反组织都是这个心理，各拉各的势力，各树各的山头，很快地就不分行业系统，搞起横向联合的大组织。
我有个最要好的朋友，打小吃喝不分，我就对他说：“往后咱各走各的道儿，分道扬镳，你再跟我走动，早晚吃瓜酪儿。”这样，死活就我一个人了，于成嘛样都我自己兜着。
但我必须步步为营，脚要踩实，干事得稳。有个“工矿造反总部”跟我们同观点，我一模，他们人头杂，便甩开他们，派人到各大造反组织摸底，搞队伍整齐的，总共五十二个组织，成立起一个“反复辟联络站”。实力雄厚，在全市数一数二。我坐阵总部，白天黑夜连轴转。今天这儿打起来，调人增援；明天那儿出事，出面处理。还得派人蹲在北京摸信息，摸“中央首长”最新讲话。咱不能蒙着眼瞎干，要不死都不知怎么死的。
上海“一月风暴”后，各地掀起夺权高潮。中央派个大人物来成立“市夺权筹备领导小组”，打算夺权后就成立革命委员会，建立红色政权。这位大人物头次召集各群众组织开会时就点名叫我们“电车红旗”和另外两个大学红卫兵组织开门整风。这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