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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以后，我似乎好多了。
你以为我就此解脱了吗？那就错了！开头我对你说过，如果欠着活人的债很好办，但我欠的终究是早逝的爸爸。我总琢磨他临死时候是一种什么感觉？最疼爱的女儿与他“划清界限”，他怎么会不感到亲离的疼痛与人世的悲凉？每每想到这里，那悔恨的阴影又把我遮盖起来。这也许是永生永世难以解脱的了。
中国人的宗教不讲忏悔。没有忏悔，人会活得愈来愈狠，或愈来愈累。对于有心灵生活的人讲，没有忏悔就无法活。我的心便成了我的忏悔室。每逢此时，我就躲进我幽黯的忏悔室里，与自己喃喃对话。
哎，作家，我对人生有这样一个理解：人生有一万条路，但每个人只能走一条。如果你选错了，即使后来知过改过，曾经的过失也无法弥补。……当然，任何事物都不会是单纯积极或消极的。残酷的人生与社会教给我的是：永远再不要单纯，永远再不要做违心的事。宁肯为真心付出沉重的代价，也不要为违心付出悲惨的代价。
这是我从八宝山爸爸灵堂走出来后，悟到的几句自我的人生箴言。
***忏悔可以使人摆脱魔鬼。***
第25章 决不放弃使命
——《一百个人的十年》再记
一九八六年，正是“文化大革命”灾难性地降临二十年，也是它破产式地结束整整十年之际，我心里沉甸甸生发出一个庄严的愿望，要为中国历史上最不幸的一代人，记载他们心灵的历程。这感觉，犹如心中升起一面致哀的半旗。我把这部书的总体构想与创作本意写成《前记》，刊载在当年的《人民日报》上，同时在《十月》、《文汇月刊》、《小说家》等刊物上，发表了最初采写的一批“文革”受难看内心的故事。尽管无以数计的读者，用激励的信件支持我的做法，要求我为他们代言，可惜它生不逢时，在发表后一段不愉快的日子里，被舆论界微妙而难解地冷淡开。于是，有人劝告我，写“文革”只有等下一代，或者由外国人来写。听到这话，不禁一阵深切的悲哀。
尽管“伤痕文学”运动曾经势如狂潮，但“文革”这个写作禁区并未彻底冲垮。过后，无形的绳索又悄悄围起这块禁地。也许这不是绳索，是一种善意的忧虑。担心如此便会加重人们背负的重石，向前举步维艰；担心痛苦多了便不会笑；或者直说了吧——担心总去褐那疮疤，会影响人们对现实的信心——这是深藏于某些人心中的一个荒谬无知的逻辑。由于这心理逻辑，以致在每一个粉碎“四人帮”周年纪念的日子里，都故不作声。
中国决心改革，但改革是从“文革”中逆向走出来的，是从“文革”的悬崖绝壁上扭转身来，奔往人类的光明之途。然而政治上的觉醒，并不能替代整个民族的彻底觉醒。至今牵绊改革双足的，仍有许多是深远地来自“文革”的结实的丝缕，不管是看得见的体制上的，还是看不见却牢牢潜在人们意识里的，而一切看得见的都存根于看不见的之中。我们民族也许苦难太久太深，总是避讳言之不吉；而放弃教训的民族是没希望的。人类前进所必须的力量，一半来自教训。任何民族的奋发自强都需要两种清醒：清醒地面对世界和清醒地面对自己，清醒地面对未来也清醒地面对过去，中间不能隔裂；清醒必须全清楚，含糊就会全糊涂。以文学清算“文革”，不仅是历史的需要，也是现实的需要。对“文革”——切身的体验，切肤的痛苦，切心的焦虑，以及被这些深切的感受唤起的庄严的民族责任，只有在我们一代“文革”经历者身上最强烈。用它推动社会进步和逼真如实写在历史上的，也只能是我们。有什么理由硬把它封存起来，埋藏起来，留给后人或外国人当作古董去挖掘？
今年春天，我在波兰马丹涅克纳粹集中营遗址上徘徊。集中营的一切，都像文物一样完好如初地保存着。那黑黝黝的岗楼、阴惨惨的刑室、一道道冷冰冰的电网和高耸遮天焚尸炉的烟囱，使我不寒而栗，仿佛置身于四十年前法西斯肆虐时血腥的气息里。我注意到，那些来参观的穿着漂亮的孩子们，个个瞪大天真的眼睛，惊讶地看着他们前辈们经历过的实实在在的一切。不用说教，历史在说话，焚尸炉熏黑的炉口和人体解剖台上暗红的血迹都不会欺骗他们。当这些孩子们走出集中营，眼里并无疑惑不解，而全都是不声不响，不蹦不跳，陷入了成人一般的沉思。历史的悲剧也能升华出一种神圣感，这情感强化人们对正义、善良、民主、和平与生命本身的爱和珍惜，对邪恶、专制、战争和反人道的仇恨和警惕，唤醒每个人对人类未来命运都应具备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暖意十足的淡绿色的春光，洒在一座万人坟墓巨大的拱形石盖上。那坚硬的石面被利器凿着一行字：
“我们的命运是你们的警钟。”
我陡然想到巴金先生对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倡议。这充满作家良心的倡议里包含着为子孙造福的渴望。但由于上述那些荒谬的误解，它同样被淡化，被搁置，被冷处理了。当上海作家赵丽宏发现年轻的一代对仅仅结束十年的中国历史最大的悲剧一无所知，我们难道还不应该敲响这警钟吗？只有叫后代人知道过去的一切，他们才会更透彻认识到现实的一切，不迷失于身边纷杂的生活里，知道做什么和怎样做，把个人的人生信念和人类生存的永恒真理相统一。为了这些想法，我把这部书，作为向迟早会实现的“文革博物馆”呈送的第一份普通中国人的“文革”档案。
原先，我设想用两年时间完成这个写作计划。工作中我发现，这不是一部作品，而是一项文学工程。凭我个人力量，要想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找出一百个最富个性、内涵深刻又相互区别的人物典型，用他们的心灵史，呈现这一无比深邃浩瀚的时代内容，何其艰难！况且有人经历独特，未必肯言之，或者未必善言之，或者未必能提供出文学所必需的特有而生动的细节。
因此，我要扩大采访量。用筛选的方式，不断从一批批采访者中比较出各类典型，同时以文学的眼光审视之，再一个个精选出来，才能使这一百个普通人的内心故事，对一代中国人的心灵历程，作出尽可能雄厚充实的包容。这样，就必须从我的生命中多支付时间。一个人一生能做成的事极其有限，如果这书能如愿地实现我的写作初衷，便是我此生最大的满足了。
一位读者曾写信谴责我：“你曾经信誓旦旦，要为我们一代人写‘心灵史’，为什么有头无尾，放一炮跑了？你死了？勇气没了？还是也做买卖去了？”
读了这信，我点燃一支烟，一直抽得烧到手指头，捉笔只给他写了一句话：
“我没权利放弃这使命！”
第26章 关于“文革”博物馆
十二年前，当举国沉浸在文革覆灭的极乐里，一个老人独自在整个民族被损害的心灵残骸上低首徘徊。他不断以一篇篇沉重的忏悔录，催动人们灵魂的自我修复。几年过去，社会改弦更张，现代生活的声光化电充满魅力地倾盖中国；贫困巳久的中国人急于富裕起来，这桩未被深究、尚无答案的历史上最惨重的文革悲剧却被不知不觉淡却了。这老人忽然仰起头来，庄严地呼吁：“要建造一座文革博物馆！”
他便是巴金先生。
听到这声音，我突然想起文革初我家被洗劫一空的那个晚上，我躺在黑糊糊的走廊地板上睡着，外边人们正在相互残害，不知为什么，梦里忽然响起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我被这号召仁爱的神圣的音响惊醒，满脸以及脸旁的地板上全是泪水。
我从巴金先生的呼吁里，再次感受到一如《第九交响曲》这种对人类博大圣洁的爱心。
在作家心中，比恨更大的是爱，比过去更重要的是未来。然而他比我们年轻一代更年轻地看到，中国要想真正的进步，必须永远不丢掉文革这个历史怪物和政治怪物，正视它、反省它、唾弃它。
尽管文革被政治处死，它的幽灵犹存未泯。只要产生文革的土壤未被铲除，谁也无法保证文革永不再来。作为权力生命的文革已经消亡，但作为社会生命和文化生命的文革依旧顽强地活着；文革的影响有多久，它再生的危险就有多久，历史的重复决不会采用同一形式。
监视它以任何形式的再现，只能依靠从中觉醒的人民。在历史前进的进程中，觉醒和成熟的人民与之同步。
然而，曾经有一个年轻人写信绘我，说他看过《一百个人的十年》后不相信是真的，他认为生活不可能发生这些事，纯属我的胡编乱造。他父亲看了，却告诉他：“文革就是这样，甚至更残酷、更荒唐。”他信服了。我却不敢置信，这场全民族的悲剧结束不过十年，有些情景还在恶梦里常常出现，怎么会成为年轻一代异国他乡的奇闻？这样会带来什么后果？
一代人经受的惨痛教训，是下一代人的精神财富。
历史交给我们的使命，是努力建造起一座把这教训变为财富的文革博物馆。它将把文革用实物以历史见证人的方式展示给世人。在这里，一代代中国人将亲眼目睹、身临其境他们的父辈祖辈经历过的一切，从而深信不疑。这赤诚又愚昧的时代画面，真实又荒谬的文革文化，将把一个个关于社会弊端、文化劣根和自身弱点的问题摆出来，迫使他们做出思考和解答，并唤起他们文明生存所必需的良知、义务和人格力量。这样，他们才能不再像父辈祖辈那样因盲目而盲从，因无知而无畏，因愚昧而重蹈灾难的覆辙，以清明透彻的科学头脑投入强我中华的现代化事业中去。只有把文革真正送进博物馆，变成一块文化化石，才能说我们永远告别了那个时代。
出于同一想法，我为一批普通的文革经历者立档。我对文革的所谓高层“内幕”从无兴趣，我关心的只是普通百姓的心灵历程。因为只有人民的经历才是时代的真正经历。从文学的本质上说，作家提供的只能是人物，所以我的纪实，主要是人物的心理纪实。我把这部书的写作做为文革博物馆的工作之一，尽管它艰巨浩繁，但每到深夜孤灯、劳顿不堪之际，想到这每篇纪实都将送往迟早实现的文革博物馆，顿觉激情陡增，伏案奋笔。我想，文革博物馆一旦落成实现，将是我们民族一座伟大的博物馆，它将把恨化为爱，把荒谬变为智慧，把一代人十年的不幸变为后世永恒的幸福。
第27章 我们，陷井中的千军万马
1970年17岁
男
H省农场某团某连知青
第二天醒来一看全傻了——“小镰刀精神万岁！”——把大蒜和鞋油搅合一起叫她吃——胡志明小道——如花似玉非常好看的姑娘——怀疑产生了——当时流行的一首《知青歌》——我们是国家的功臣！
一九七○年五月十七日，我们在M市火车站兴冲冲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