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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的纯文化是不存在的！布尔塞维主义及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思潮，
大力宣传一下并无坏处，或许还真的对我中华冲破黑暗、走向光明能有所借鉴。”
李大钊诚挚地说：“仲甫先生能这样与守常所想一致，这是守常之幸，守常不
胜感激！”
陈独秀笑笑，也很真诚地说：“守常先生不必过谦！说实在的，别看守常先生
小于仲甫十多岁，倒是仲市经常受启示于守常先生，经常使仲甫迷之豁然，得益不
浅。”
李大钊摇摇手：“仲甫先生切不可这样过于抬举守常！切不可这样！守常实实
不敢领受！”
陈独秀很认真地说：“我这可是真心话，守常先生。噢，对了，我还有个不大
成熟的想法，很想听听你的意见。”
“请仲甫先生明示！”
“从《新青年》下一期起，我想对《新青年》进行改刊，改个名字，换成半月
刊。”
“为什么？”
“这几天，我一直在思考：《新青年》继续应该怎么办下去？就像我那时候把
《青年杂志》从上海迁到北京来改成《新青年》一样，想让刊物能适应一下新的形
势。许多天来，我看到我们北大校园里热火朝天。各种主义，各种观点，各种对国
内‘国际的局势的看法，风起云涌。它们之间论战之激烈，如千军万马之相搏。国
民社，新潮社，少年中国社，乃至国故社，都在想方设法地把自己的观点不断地推
出来，竭力地在宣传自己和扩大自己的影响。各种各样的揭帖铺天盖地。《新青年》
在中间由于过于四平八稳而显得有些柔弱力薄了，不似以前那样名盛势威了。另外，
我了解到，在校外社会各界，《新青年》也不如以前那样受国民欢迎了。所以，我
想进行改刊，让它能跟上形势，能适应新的形势的发展。”
李大钊沉思地说：“这种情况我也发现了，我也在思考。咱们《新青年》长期
以来，只是向封建专制主义开炮，只是在反对复古倒退、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
宣传德先生和赛先生上下功夫，其他社会政治问题都好像不怎么涉及，即使是涉及
上那么一点，也因为是月刊，每个月才出那么一期，许多观点本来是新的，但等它
一刊登出来，也就早已成为陈腐旧货了，所以，它已不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要求，
已跟不上社会前进的步伐了。”
陈独秀接过话头：“所以我才想着改刊。”
“可是，仲甫先生，您想过没有？”李大钊望着陈独秀说，“您刚刚决定《新
青年》从下一期起，成立编辑委员会，实行轮流担任编辑的办法，现在突然又决定
改刊，您让适之教授、玄同教授、半农教授、以及鲁迅先生等这些编委会成员们怎
么想呢？”李大钊略停顿了一下，接着又说：“当然，玄同教授、半农教授以及鲁
迅先生，把话讲开了，他们会理解，也会支持的，但适之教授那里就不大好说了。”
陈独秀沉吟着，点点头：“这倒是的。那你说，守常先生，怎么力、为好？”
李大钊想想，说：“守常也思考了很多天，依守常不成熟之见，是否可以与
《新青年》并举，再创办一个快速的杂志或报纸，以及时地反映社会政治形势为主，
对社会革命形势发展的动态和各方面的思想潮流进行简介和评论，与《新青年》杂
志并举而又相互补充。最好是能每星期出一期，能办成个周刊或者周报，这样就可
以达到‘快’和‘新’了。”
陈独秀高兴地说：“这倒是个好办法。搞吧！咱们一起来搞吧！尽快地把它创
办起来。到时候如果人手不够的话，可以把适之教授、玄同教授他们也拉过来。起
个什么名称呢？到底是办个周刊呢，还是办个周报呢？”
“这倒无关紧要，说它是周报也行，说它是周刊也行，反正是每周出一期，还
可以固定地分成几个专栏，把国内的和国际的分开。”
陈独秀又问：“起个什么名称呢？”
李大钊想想，沉吟道：“可以不可以叫个《每周评论》？要不，我们再想想！”
三
新的刊物问世了。名称就按李大钊最初所建议的，叫《每周评论》。就按李大
钊所说的，说它是周刊也行，说它是周报也行，反正是每周出一期，采取的是小型
报纸的形式，每星期日出四开一张，分四个版面，分栏为国内大事述评、国外大事
述评、社论、随感录等，除此而外，根据社会动态，还分栏有文艺时评、新文艺、
通信、读者来论、新刊批评、名著评介等。
《每周评论》一问世，就把矛头直对准了封建专制势力和东西洋列强尤其是东
洋日本国的侵略主义。
陈独秀学长在发刊词中，把“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定为《每周评论》的宗旨。
《每周评论》一问世，很快就受到了社会上的欢迎。每一期都供不应求。
《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一个以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为主，一个以反对洋人
列强的侵略主义为主，两者互补，犹如两股并行而汇合的巨流，在古老而冷凝的神
州大地上涌腾着，在酝酿着汹涌春潮的大波。
现在，许德珩、邓仲澥、赵瑞芝他们，可是忙得不亦乐乎。原来定的每月一次
的《新青年》讨论会仍在继续进行，又增加了每周一次的《每周评论》讨论会，具
体时间是在每期《每周评论》出版后第二天（即星期一）下午。这些讨论会，他们
都积极参加。许德珩仍是《新青年》讨论会的召集人。邓仲澥是《每周评论》讨论
会的召集人。参加讨论会的，不仅有原来的如高尚德、赵瑞芝、漆小玉、张国焘等
这些北大的学生，还有许多的外校同学，如已加入了国民杂志社的北高师数理部的
陈宏勋同学、清华学校的闻一多同学等，也都积极地来参加讨论会。除此而外，许
德珩、邓仲澥、赵瑞芝、张国焘等，还和所有参加讨论会的校内和校外的同学，一
起参加筹建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工作和社会调查活动，还一起上街去宣传和叫卖《新
青年》和《每周评论》。
一天下午，赵瑞芝和宋维新、高尚德刚第二次把一大摞《每周评论》卖完，回
到学校，在校门口碰见前面早已卖完《新青年》回来了，双双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正准备上街去的张国焘和陶美玲，陶美玲告诉赵瑞芝：
“孔文才从湖南来信了！”
第二十四章
赵瑞芝有意在躲着孔文才。孔文才悲凄痛彻而离京回湘。赵瑞芝不赞成爱情高
于一切，她觉得宋维新倒和她有点志同道合，她心中爱情的天平开始向她的这位继
陆兄倾斜……
一
孔文才是半个月以前回湘水奔父丧去的。
半个月前的一天，那是个阴阴的天日，孔文才从北大回来，回到寝室，中午饭
也没去吃，连鞋子都没脱，就一头跌倒在床上，躺在床铺上胡思乱想着。他心情很
不好，像是掉了魂似的，六神无主，而且委靡不振的。
这已经好多天他都没能得上和赵瑞芝单独在一起说说话的机会，也不知是赵瑞
芝确实太繁忙了，还是在有意躲着他。
他觉得，赵瑞芝是在有意躲着他。
当然，繁忙也的确是繁忙。北京大学现在是北京乃至全国学生运动和社会思潮
激流的中心，首先是社团林立——除了《新青年》以外，又是少年中国学会，又是
《国民》月刊社，又是《新潮》月刊社，又是《国故》月刊社，这即将又要有一个
什么《每周评论》的周刊，等等；与此同时，思潮纷纭——有新文化派，有旧文化
派，有文言文派，有白话文派，有复古派，有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派，有
崇服洋人派，有反对洋人列强派。苏俄十月劳工革命后，又有了劳工派和马克思主
义派。欧战胜利后，又有了“强权”派与“公理”派，等等；相随的，当然也就活
动繁多——又是固定每月一次的《新青年》讨论会，又是“劳工神圣”的宣讲，又
是有关平民教育的社会调查和成立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准备工作，甚至还要上街去叫
卖书报杂志，除此而外，还要时不时去李大钊主任那儿和陈独秀学长那儿进行请教
或商讨一些问题，等等。这些确实都够她一个柔弱女子受的！这种繁忙，他孔文才
也能理解。因为这些社团中的绝大多数社团，和这些思潮中的主流思潮，都是在努
力寻求着救国救民的途径，在努力寻求着中华神州摆脱落后与贫穷、走向自强与光
明的可行之路。赵瑞芝是个有志有为的刚烈女子，勤学善思，忧国忧民，积极投身
于这些爱国社团和思潮中，是理所当然的。再说，他孔文才也是神州中华的儿子，
也是一名从孔府那黑色铁门中奋力冲出来的热血青年，虽然不是北大的学生，但也
是国民社和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也是每期《新青年》讨论会的积极参加者，所以，
对这种繁忙也本应理解和无可非议。但是，他心里面总是笼罩着阴影。繁忙归繁忙，
但再忙，也总该有个说几句话的时间吧！现在连这一点都没有。她完全是有意地在
躲着他孔文才。
她完全是有意地在躲着他孔文才！不是吗？
他来找她赵瑞芝，十次有九次见不着面，偶尔相碰上一次，她也是把他胡乱搪
塞一下，说她如何如何正在忙，对不起，实在抽不出空来招呼他，让他先回去。有
一次，瑞芝小姐总算开思了一点，没有当场让他回去，说她还有一点小事处理完就
再没别的事儿了，让他在前面校门口旁边的那个小亭子里等一等她，她很快就来，
说是有什么事儿还要跟他孔文才好好聊一聊。他高兴得不知怎么办才好，心里就像
灌进了蜜糖水似的，甜津津的，而且还一个劲儿地直跳腾。结果呢？他等啊，等啊，
左等右等也等不来，一直等到开晚饭了，又等到晚饭过后，等到天麻麻黑了，也没
见着她赵瑞芝的半个影儿。他只得满腹怨恨地回法专去了。后来才知道，她是跟许
德珩、邓仲澥一起出去上街去散发什么“警世简报”去了。当然，事后，赵瑞芝见
了他，也确实觉得很对不住他，很不好意思，再三向他解释当时是个临时情况，而
且挺紧急的，是一个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不知是从哪个渠道把东洋日本国最近制定
的一个关于继续实施“海狼计划”的秘密文件的抄本弄到了手，并迅速托人送回到
国内，交到了李大钊主任和陈独秀学长的手中。《海狼计划》是四年前东洋日本国
政府由大隈重信内阁总理大臣起草制定的一个先整个吞吃掉神州中华、把神州这块
宝地从普鲁士大皮靴下抢过来、进而再称霸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军国侵略主义计划。
东洋人曾通过签订“：二十一条”在袁世凯袁大头手中企图实施过，后来又通过签
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在段大人段祺瑞手中企图实施过，现在又提出来“继
续实施”，这切不可等闲视之，一定要尽快地告诫于国人！于是，《新青年》、学
生救国会、少年中国学会、国民社、新潮社等，联名印发了一个“警世简报”，当
天就上街散发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