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十一、美食之家其乐融融
一九三三年，父亲编的京剧《酒丐》（即台湾影片《大醉侠》所本），由名丑叶盛章
演出，剧中酒保那串“报菜单”的“贯口”，激起满堂掌声和彩声。演出成功后，叶先生
对父亲说：“绝了！您是吃家，我得请请您。”
的确，父亲是“吃家”。一只烧鸡，他一尝，就能尝出主料是柴鸡还是油鸡；一盘烤
肉，他一品，就能品出燃柴是果木还是松木。事实上，他不仅会吃，而且善做。1956年，
戏剧家阿甲在北京西单峨眉酒家宴请同好，父亲也在座。一道鱼香猪肝端上来，父亲望了
一眼，就说：“火候不够，我来试试。”说罢，径奔后面厨房。那峨眉酒家由上海来京时
，王经理曾请父亲题写匾额，彼此熟识，也就听任他越沮代庖了。不料一比较，后者在色
、香、味诸方面竟大大超过前者。技惊四座，大家啧啧称奇道妙。他们哪里知道，父亲结
缘厨事业已二十余载了。
古语道：“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父亲的婚姻总算得到了圆满结局，随之而来
的就是饮食问题了。父亲想，自己娶的毕竟是一位“千金小姐”呀，饮食上可不能大委屈
她了。尽管母亲并没有要求什么，父亲还是想方设法向她“日进美食”。
起初，父亲收入不多，又不懂烹调，只能参照《菜谱》，把那些极普通的菜物，尽量
做得可口些。待到他从中悟出一些通则，才不再依“本”炮制，而敢于在“调和鼎鼐”中
花样翻新了。母亲曾跟我们说起父亲烧豆腐的情景。那时他最善于做这种经济实惠的菜肴
了，什么“家常豆腐”、“捎子豆腐”、“麻婆豆腐”、“朱砂豆腐”、“葱油豆腐”，
一天换一个样，叫人总吃不厌。难怪京剧《酒丐》中酒保“报”的那张菜单上，有好几十
种“豆腐”呢。
父亲后来成了名，有了可观的收入，做菜仍一如既往，乐此不疲。悠闲自得地在家中
做些吃食，和亲人一道品品口味，是他在紧张笔耕之余的一大嗜好。他又非常好客，客人
来了，他总愿下厨房露两手，以博得高朋赞许为快。我们家几度迁徙，从北京到上海，到
苏州，再回到北京，处处都有一些亲友来家中“打牙祭”。见面一声：“又流口水了！”
父亲便热情地张罗起来。我们小时候最盼望两件事：一是父亲停笔；一是宾客临门。因为
我们又可以吃到美味佳肴了。
父亲对烹调的自觉追求，是他到上海以后的事。十里洋场的上海滩，集中了全国各地
的饮食派别：新雅菜馆的粤菜，取材广泛，花色新异；梅龙镇酒家的川菜，调味讲究，浓
而入味；上海老饭店的沪菜，汤卤醇厚，咸淡适口；老正兴的锡菜，新鲜脆嫩，味浓带甜
；老半斋的扬菜，选料精美，刀工细致……在品尝诸家拿手好菜并加以比较之后，父亲愈
发感觉到中国烹调作为一门“艺术”的美妙。一九四六年夏，他终于按捺不住自己，忙里
偷闲，以一个美食家的口味和眼光，一个厨师的感受和体验，编出《名菜谱》，交由北新
书局出版。本来他还打算写一本关于中国烹调术的理论专著，可惜时间不允许，否则，他
完全有可能对此作出融会贯通的阐释的。
父亲作为家里的“掌勺人”，带给我们许多快乐，也“熏”陶了我们的兴趣。我们兄
弟姐妹六人都会炒几个菜，特别是五妹观淑、六弟观洪，他们配制整桌酒席，竟与真正厨
师不分轩轻。前几年，京剧艺术家张君秋举行家宴，还请观淑去主厨呢。
十二、停笔辍耕姑苏教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全家住在苏州。由于武侠小说暂停出版，大半辈子埋头
写作、无暇顾及子女教育的父亲，这时有了管教我们的工夫，而我们也算是由此得到了一
点“家学”。
父亲执教很热心，可是他教的东西大杂，举凡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京昆皮黄，天文
地理，乃至饮食游戏，无一不教、也不管人家爱不爱听。教起来又没有章法，碰上什么讲
什么。超初，我们对他讲这种“零敲碎打”很不以为然，心想：那算得甚么学问！时间长
了，才渐渐品出其中“味道”。
记得一次，父亲给我们讲宋词。那首小令描写恶鬼在坟场出现的情景，有两句写道：
“鬼火一现，露出桃花面。”父亲问：“谁能用一个更好的词语，把‘桃花’换下来？”
我们略一思索，便七嘴八舌抢着回答：“青白”、“凶恶”、“狰狞”……父亲只是一个
劲地摇头。大家正在纳闷，父亲风趣地说：“谁都知道做菜要放盐，若是菜已经够咸了，
再撤一把盐，又会怎样呢？鬼本来就是凶恶的，你们再加上一些‘凶恶’的字眼，恶上加
恶，反倒乏力了。这首词的妙处，就在于给恶鬼画一幅‘桃花面’，一丑一美，两相对比
，鬼的阴鸷可怕情状便出现在我们面前了。”
事隔不久，父亲带我们去开明戏院看越剧《梁祝》。回来的路上，他故意问：“《楼
台会》一场，祝英台有句唱，叫做‘强颜欢笑上楼台’。为什么一定要‘欢笑’呢？用‘
哭哭啼啼’、‘悲悲切切’不是更好吗？”我们一下子想起了“桃花面”，异口同声回答
：“咸上加咸——齁了！”顿时，小巷里响起了愉快的笑声。不知当时父亲是不是有心的
，我们长大以后才明白，父亲的“东拉西扯”竟是艺术哲学呢！
在学习上，父亲从不勉强我们学甚么，他认为，人各有志，亦各有长，应该顺其自然
，发展所长。但在为人处事上，他却要求我们必须诚实、勇敢。莫看父亲同我们平等相处
，甚至可以骑到他脖子上去，要是有谁违反了这两条“家规”，那可不得了。
观鼎小时候很调皮，经常扰乱课堂秩序，都念五年级了，还没有加入少先队。一天中
午，他忽然戴着红领巾回来了，进门就对父亲说：“买足球吧！”原来父子订有“协议”
：何时观鼎入队，奖励足球一只。父亲二话没说，跑到百货公司买回一只小型足球。哪知
正要“颁奖”，一位小同学找上门来：“还我红领巾！”想不到观鼎脖子上的红领巾是硬
“借”来的。父亲一怒之下，打了他二十板子，责令他用打肿的手送还红领巾。晚上，父
亲把全家召集到一起，严厉地批评观鼎说：“谎言终难长久，说谎的人，不该让他达到目
的！”说罢，举刀把那只崭新的足球砍成两半。
说也奇怪，有时我们犯了过失，看来必罚无疑，父亲倒并不怎么计较。一天，我们和
邻家几个孩子瞄上一只空船，趁主人去街里购物的当儿，跳上去把它撑走了。本想玩一会
就回来，哪知越玩越兴奋，渐渐忘乎所以，到大家七手八脚地把船“划”回来时，天色已
晚，农民伯伯正在岸上骂街呢！这种“罪过”，依了母亲是要“重罚”的，我们也都做好
挨打的准备。不料父亲竟反转来替我们求情：“小娃娃敢撑船出城，遇到困难还能‘同舟
共济’，不简单！下不为例吧！”
可惜，正当我们茅塞初启时，父亲要离开苏州了。一九五○年秋，上海天蟾京剧团成
立，特聘父亲为该团总编导。他看到自己的事业已是一片‘柳暗花明’，便风尘仆仆地走
马上任了。
十三、执导京沪粉墨登场
上海天赡京剧团虽然年轻，却也行当齐全，人才济济，如谭派传人谭元寿，青衣新秀
李丽芳，都是撑得起大台面的“台柱子”。他们正盼着上演新戏，父亲便赶到了。
父亲到上海后，住进天赡舞台三楼一间斗室，仅有一张写字台，一把椅子，一张木板
床。就在这间简陋的房间里，父亲“日夜兼程”，创作、改编出一个个剧本：《雪斗》、
《白蛇传》、《岳飞传》……
这些戏，“站在今天看昨天”，对传统剧目和历史题材予以重新审视，沟通了历史人
物与当代人某些相关的思想感情，因而受到观众的欢迎。特别是《岳飞传》，父亲把这个
以生为主的剧目，改编成生旦并重的戏，既表现岳飞誓死抗金的英雄品格及其历史局限，
又突出岳母深明大义的美德对他的影响，从而说明了岳飞性格形成、发展之必然。
一九五二年初，军委总政文化部决定成立京剧团，专函邀请父亲去北京担任编导，他
便辞去待遇优厚的职务，欣然北上。
入伍后，父亲遇到两大难题。一是经济收入落差太大。在上海，他每月至少也有上千
元的进项，而现在，他拿一百五十元已经算是“高薪”了。父亲是大手大脚惯了的，又有
那么多子女，怎么办？团里领导早想好了解决办法——破例允许他在团外兼职。这样，父
亲又在张君秋领导的北京京剧三团和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分别兼任编导和委员，均得
到相当高的报酬。一人身兼三职，领取三份薪金，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二是鸦片断源
。他在过去染上的“烟霞癖”，直到五十年代初还在纠缠、折磨着他。在上海，他熟人多
，多少还能抽上几口；到了北京，鸦片绝迹，连烟味也闻不上了。没办法，只能强忍着。
一天，总政文化部王同志来访，一进门，见父亲蜷缩在沙发里，浑身发抖，还以为他
病了，忙说：“请医生看看吧？”父亲心里紧张，一边硬撑着站起来，一边说：“不用麻
烦……”话未说完，又倒在沙发上。母亲是个痛快人，见此情景，便说：“莫要瞒了，讲
出来吧！”于是真相大白。组织上知道父亲旧习未除，非但没有歧视他，反而鼓励他，把
他送到当时最好的医院——协和医院。三个月后，父亲的旧习便根除了。
摆脱了瘤习的困扰，父亲显得格外精神焕发，便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创作。他和团里同
事亲密合作，改编整理了《秋江》、《打渔杀家》、《抗金兵》等一系列剧目，还大胆进
行戏曲改革，成为最早取消自报家门、引子、定场诗等传统手法的编导之一。
父亲耽于京剧艺术，从不吝惜气力，有时还要逢场做戏呢。一次晚会，《女起解》中
饰崇公道的演员突然发病，舞台监督正在犯愁，父亲已经换了装，准备出场了。可是，他
“哎嘿”一声刚上场，便引起哄堂大笑。原来父亲只顾酝酿感情，竟忘了戴“吊搭”（髯
口）。幸好他灵机一动，现编了两句：“这个世道哇，真叫人气恼！一气能把你胡子气掉
。”观众安静了，他就光着脸演下去。快到太原府了，他又编新词儿，对苏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