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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在新疆，钻进一辆长途汽车，要去木垒哈萨克自治县看丝绸之路遗迹，在十个多小时的长途奔袭里，包括司机在内的所有当地人都在猜我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最后下车，可爱的哈萨克司机实在忍不住，问我是不是四川人。他说如果我真是四川人，他就算赌赢了，能挣一块钱。我好不得意，因为有句话说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四川人。是赞叹四川人顽强的生命力的。看样子，我跑得也够远的了。
也许更年轻些，也许性格使然，那两年里我走得差不多成了“野人”，胆子大得不得了，一出了北京就想方设法与所有组织脱离联系。我又不爱用手机，经常让北京的“指挥中心”担心把我这个总撰稿给走丢了。我想余老师可能完全想不出我这个学生走在外面的二流子样子。本来去每处都会有国家文物局开具的要求当地接待的介绍信，但我自己平时在政府机构呆腻了，好不容易有次机会，哪里还会老老实实地跑到外地还有人“全陪”着！我喜欢自己安排一切，像所有的自助旅行者那样，背着我的大背包，把该看的看了，该听的听了，该吃的吃了，然后站在博物馆的大门前长舒一口气，这才从容不迫走进馆长办公室，掏出那纸“尚方宝剑”放在桌上，就几天来自己对当地历史、人文的所有考察与想法，作一个总结性的对话。
那些自由自在的游走。
又想起余秋雨说的一个人在外面吃饭太醒目。还是想乐。名人嘛。而我这样的，就不必在乎这些，我常学着王朔的话说：我是流氓我怕谁。
他在《文化苦旅》里说，他是靠去各地讲课来完成游历的，还暗笑自己将成为靠卖艺闯荡江湖的流浪艺人。我也老实承认，我是靠做这个博物馆的片子完成在中国版图内的东游西逛，完成我的“中国之旅”的。
以前刚到北京工作时，也曾一厢情愿以为可以利用工作出差的机会遍游中国，后来发现这个方法对我并不可行，其间要付出的，肯定比得到的多。当然问题可能还是出在自己身上，既不能适应周围又没那么大的能耐让周围来习惯自己。好在最终还是借助于别人的财力完成了最初的行游，对这片土地有了一个完整的初步“体”验。接下来的，应该就是再次、再再次的进入。虽然许多地方不会再像第一次到达时那样兴奋、惊讶，感触和发现也不会那样一个接着一个，但多少也能体味到余秋雨说的，那都是些把思考甚至生命融进去过的地方，是留下过你的气息和身影的地方。在许多高兴和不高兴的时候，你突然想起它们，荒野上的某座弃庙，路边的一个憨笑，脏得苍蝇满天飞的一顿美味，会觉得，你的世界还有另一处存在，你和它们有某种联系。在远处有另一个你。那是很叫人充实和愉快的。
后来我跟人吹牛，说我这次算是上了一回余秋雨的博士生了。我们的片子请的余秋雨作艺术顾问，他总谦逊地表示他没做什么具体的事情。他不知道，没有他在前面开辟的那条风光独特的大道，没有我这个学生一心一意地追随，这个片子至少不会是后来的样子，它只能是一头扎进我们的黑乎乎的博物馆里，对着一堆文物和古董就事论事。那是很不好玩的。
现在想，远离了北京，远离了嫌我有“反骨”的专家，远离了所有的争吵，那些行走在路上的时光，那些不断穿梭于史料——博物馆——人群当中的惊喜与发现，还有把老少皇帝、历史名流一把从历史里揪出，像谈论张家哥哥李家嫂嫂一样，数叨他们一生中哪些事好玩哪些事不好玩的情状，真是太愉快太过瘾了。
这次的学习，还像是上研究生那会儿一样，照搬的只是方式、方法。不同的是，那会儿更多的是在课堂上与余秋雨相遇，这会儿是在遥远处时空长廊中的大大小小驿站上与“余氏功夫”相遇。就像一位仙踪难觅的大侠，他总是留下些招数、密诀在某个停留处，而我随后而至，领得几句精华，便独个在山林空地间舒筋展骨、上下飞跃起来。一番参悟与比划之后，收掌定势，仿佛已自成一派。
我总是从他那里得到启发，有时会连他原来的句子都不舍得丢掉，急了就干脆照抄在解说词里。
我从不担心他会有什么说法，我大言不惭表示，学生抄老师的嘛，应该的。
也不是没有分歧。
十几年前，我们一群研究生曾在他的安排下去过敦煌，那是我今生头一回见到沙漠，真的像三毛歌里唱的，“一匹黄沙万丈的布”。一头扑进去，疯玩了一天一夜，感知里已装不太进第二眼才看到的莫高窟壁画。
这次再去，把余秋雨的《道士塔》《莫高窟》，还有《沙原隐泉》，一读再读，自以为是有备而来的。可是立在莫高窟前，扬起头一看到窟顶上那些十几年前并不存在的防沙罩、防风网，还有众多测试风向、风速监测仪器上旋转着的镀缭诙劣嗲镉晡恼率被钇鹄吹母芯跤肭樾鳎幌戮捅览Ａ耍⒌袅恕
总是这样，对黄沙的感觉，总是会先于那些深藏于洞内的壁画来到跟前，突现出来。
我怔在那里，那是怎样的一个情形！一整面的山墙，窟门前有滤沙网，窟顶上有防沙网，防沙网的后面再拦起一道防风障！所有的测算——风向风速、沙丘活动规律、窟内温度与湿度——都精确无误，所有的试验都只为抵挡那无声无息流泻下来的黄沙。
女弟子偷练“余氏功夫”（3）
博物馆的资料说，每天静静地从平缓的窟顶泻下的流沙，一年就需要人工清沙大约2000立方米，相当于600辆卡车的载重量。
它们只是些沙呀！
这真有点螳螂挡车的情状。
而这众多的伸开双臂想要挡住流沙的螳螂里，又有那么多的美国螳螂、日本螳螂、西欧螳螂，甚至有一个美国的盖蒂研究室，就专门来与中国人合作防沙、挡沙。这是那位最初开凿莫高窟的乐和尚没想到的，也是那位臭名昭著的王道士想也不敢想的。
世界都走到这一步了，敦煌完全是全世界的了。
那些感觉没了，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和十几年前的余秋雨老师有了分歧。
余老师在《道士塔》里写：“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比我恨得还狠。他们不愿意抒发感情，只是铁板着脸，一钻几十年，研究敦煌文献。文献的胶卷可以从外国买来，越是屈辱越是加紧钻研。”
可我却非常反动地想，没有王道士卖出那一卷卷的经文，没有斯坦因的贪婪，它们很可能毁得连影儿都没了，你连胶卷都买不到！
我一直在那集片子里跟编导强调，一定要采用历次由中国敦煌吐鲁蕃学会组织的国际学术会议音像资料，注意会议上不同国籍、不同相貌、操不同语言的人们，我想让它们不断地出现，穿插在对敦煌历史的述说过程中，让过去和现在平行出现。我不想在片子里一心一意追究敦煌的“被盗史”，我只想在还原莫高窟壁画历史本来的同时，也客观地展示一下敦煌现在所具有的世界性，它应该是人类的、世界的共同文化遗产。
事实上，对敦煌莫高窟的保护，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吸引了众多文物保护专家来到中国，用人类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来保护这起人类文化的共同遗产。我甚至不惜它搞得不好会像科教片，也一定要在画面里强调这一点。
这一集的争吵更是可想而知的。我不仅要面对本来就存在的分歧，我还第一次要脱离余秋雨的“文本”。
为游历归来的余秋雨欢呼（1）
2000年，结束“千禧之旅”的余秋雨，被《中国博物馆》摄制组请来北京，参加片子的宣传活动。余老师看过其中的几集，把我们大夸了一通，肯定的依然是我们看历史的方式与姿态。据说他还在记者见面会上说，在这个片子的主创人员里有一个他的学生，这是他的骄傲。事后我听了，膨胀得不得了。
那时我已疯狂地转入另一个摄制组，到处跟人说要拍专给白领看的旅游片。当时我正在
上海的世茂大楼顶上假装小资喝着咖啡，在夜上海的酒吧里嗅着张爱玲留下的气息。深圳官员在电话里大骂我不够意思，关键时刻找不着人影。我关心的却是余秋雨什么时候离开北京，我必须赶回去和他见一面。深圳一别，他去了“千禧之旅”，那里一直是战事不止；我也游荡了大半个中国，穿越了几千年的时光，我有一肚子的想法要跟他交流，也更想听到他在更远处、更陌生地带的经历和收获。
晚上回到北京，家里人说余秋雨老师打电话找你，你快回电话。我给余老师打电话，房里又总没人。等到他打过来，第一句就说，马小娟，什么时候可以见面。
一见面，他还是老样子，那么艰难险阻地走了一圈回来，看不出一点疲惫。他挺挺身体，得意地问我，怎么样，你看我是不是瘦了点。我说真的，真是瘦了。我又说，我怎么每次见你都是老样子，不会像有些人，好久不见猛一碰头，马上会有“老了”的感觉，你好像一直都是那个样子。他听得高兴，说我心态好呀，心态好就能保持年轻。
他跟我说起他昨天参加的一次朋友聚会，是由一位一同走过“千禧之旅”的记者和她的新婚丈夫发起的。他说不得了，我们喝了好多好多的酒，喝到大半夜，真是太开心了。
难怪电话打不通，原来他被别人拉去喝酒了。他津津有味跟我讲起那一对新婚夫妻的浪漫故事。他说那位和他一同走“千禧之旅”的女记者，每天都要往自己的报纸发回报道，她现在的丈夫那时也只是个每天读她文章的读者，并不认识她，开始也不知道她是个女的，后来知道她是个女的，就开始一边赞赏一边担心，到处跟人说这个女孩太勇敢太了不起了。女记者回到北京后，有次他们在一个地方偶然认识，他才把文章中天天见面的女记者和面前的女孩对上号。故事再发展，自然是被征服的男读者最终又征服了我们的女记者。
他完全像讲故事一样讲着那对年轻人的奇遇，满怀热情，每一个转折、每一处细节都让他讲得喜气洋洋。他说那位女记者一定要他见见她的丈夫，一定要一起喝酒。我知道她也一定想让余秋雨老师见证一下她的浪漫和幸福。
看得出，一夜过去，余秋雨还在为他的“千禧之旅”伙伴高兴。
这一次游历归来的余秋雨，精神状态特别的好，简直可以用“亢奋”这个词了。他一直在说着他们一路的趣事。我无意间提到的任何一个话题，都能引得他思路大开，滔滔不绝。我们谈呀谈呀，把酒喝完，移师楼下的茶楼，又谈呀谈呀。不停地续水，不停地起身小解。
现在想，他那时刚结束一段远行，身体和精神的高度紧张与兴奋刚刚解除；他又刚收获一本厚厚的旅行笔记，这本凝聚他一路的考察与多年思索的大书正处在一系列的暗中运作当中，即将投放市场，和他的读者见面，他整个的人处在松弛、轻快与有所预料的期待当中。那是一个享受轻快、享受收获的愉快时段，是一个类似假期一样的悠闲时刻。
我们在保利，照例是一边喝酒一边聊天。饭前他问我吃西餐还是中餐，我想他刚从国外回来，西餐吃得够多了，就要求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