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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振伟接着分析说：“部分贫困大学生产生心理扭曲，
发生这样那样的极端行为，并不完全是贫困大学生自身的原因，还有他生活的环境社会环境给其造成的不良影响：在一些学校里，同宿舍的人丢了东西，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贫困的孩子了。这本身就是一种歧视。”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许燕说：
“目前社会上某些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在大学生中间普遍存在。他们
曾经做过一个调查，总体来说，大学生的价值观是偏向实用的。这种实用强调功利价值，强调功利性。在整个调查中，他们在题目中列举了6种价值观，学生选择排在第一位的是实用性的价值观。”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沈杰说：
“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传统的道德观念正在被人们所淡忘，特别是在新一代人身上。但是良好的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新的社会观念一时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就很容易形成青年大学生行为上、道德上的真空或者空白状态。心理上的迷茫、行为上的迷失都时常发生。”
如何解决部分贫困大学生在心理上和物质上的矛盾和困难呢？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全国学联办公室主任张健为认为，应该逐步拓宽为学生提供心理服务的渠道，选择一些日常化的手段来帮助学生缓解心理压力。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许燕说：
“针对一些存在心理问题的大学生，他们曾经做过专门的心理辅导、心理调整，效果比较理想。”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聂振伟说：
“在经济方面，目前学校对部分贫困大学生经济上的资助已经建立了许多渠道，比如，勤工助学、助学贷款等等。”共表团中央学校部全国学联办公室主任张健为说，团中央在资助经济困难学生方面做了大量的努力。从1996年开始，团中央和全国学联联合做过一个“济困助学活动”，主要是针对高校里的经济困难学生，我们当时发过一些助学金，帮助经济困难学生解决生活费用问题。目前，经济困难学生的数量还在进一步增加，要进一步吸纳社会资源，给他们提供一些资助。
对于顺老汉的遭遇、小良的行为，人们给予了充分的同情、理解，以及善意的批评。如今，小良已经脱离了贫困大学生的这个群体，他需要勇敢地面对自己曾经走过的路，面对未来。小良的典型意义在于他反映出一些贫困大学生的心态，这种心态集结成了“小良现象”。面对这种现象，我们梳理了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心理影响、价值取向影响。我们为善良人性的传承、为传统美德的张扬寻找支点。我们相信，关注就是行动的开始，就是改变的开始。我们相信，通过全社会共同的努力，小良也许还会有，但仅仅是个例，而不再是一种现象。
第十章 一个卖血父亲的希望6。顺老汉与小良的故事
文/张军、孟昕
这是一次没见到主人公的采访，其实当逐渐了解了整个事件的轮廓时，那个一直被我们寻找的核心人物本身已经不再重要。一种现代社会的情绪，一种缄默着扩散的价值判断，一种被某些新思潮袭击的传统观念，成为报道中极力要捋清的一个脉络。
去过中国大西北的人，干燥的黄土一定是记忆中的底色。甘、青交界处的民和县连绵不断的黄土山沟，对于战争时代的人们是个天然的避难所。顺老汉在这山里生活了50年，他的前辈们当年逃到这里，求生的信念让他们在这个干旱得几成不毛之地的地方生起炊烟，垦荒、扎根、繁衍后人。地理环境的恶劣带来的不仅是他们想要的安全感，还有天然的贫困，这种因地域而相对固定下来的命运在当今中国依然普遍。
小良70年代末出生在这里，他是顺老汉的大儿子。黄土地上的阳光和风沙腌制出他们的黝黑皮肤，还有像皮肤颜色的脾性。发生在这两父子之间的故事也是许多中国家庭父子关系的缩影：家庭暴力、亲情、冲突。我所能了解到的小良从小学习很好，3个亲兄弟中只有他最终考上大学，以最体面的方式跳出了养育了他却又让他惧怕的黄土山。在小良眼里，父亲顺老汉是个暴躁的人，频繁的痛打曾经多次让小良的心里升起仇恨。而同时，老汉以出卖体内鲜血的方式表达着对儿子的期盼和父爱。高中的学费、大学的学费、吃的住的，小良离家到西安上大学时，身边的那些固体的东西几乎都能换算成曾经流淌在顺老汉身上的红色粘稠液体。“卖”血，在甘、青交界的一些乡村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其起源可追溯到解放初。村民赖守成已经年过七旬，他至今保留着青海省卫生厅20年前发给他的义务献血先进个人的证书。
赖守成说，50年代国家号召义务献血，他是村里成百上千个献血村民中的第一个人，从二十几岁开始年年坚持，直到过了献血年龄才停下来。因为这件事，他在村里成了名人。“那时候根本不是为了钱，也没啥钱，就是国家需要嘛，最近这些年就变了吗？”赖守成回忆。
“血霸”的出现，直接将血和钱联系在了一起，剔除了其间的种种精神因素。“血霸”通常和采血站、医院采血点有密切关系，这些关系能给卖血的人提供便利，随时可以卖血，“血霸”从中抽取可观利益。不知从何时起，村民们将卖血列入家庭相对固定的经济来源之一，这使卖血者和“血霸”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国家1998年10月施行的《献血法》以及卫生部门的文件，禁止有偿献血，规定献血周期，同时严格限制离开户口所在地跨区域献血。
但这并没有阻止村民用假身份证、借献血证，通过“血霸”尽可能多地增加卖血次数。他们用各种手段，漠视国家的法规和自己的生命。什么是健康？村民们有自己麻木而实际的认识，“赖守成一辈子卖血，也70多了，身体好着哩”。当地的乡党委书记李福平说，政府想方设法遏制非法卖血行为，“县里乡里把科学卫生知识也都宣传着哩，效果不大”。丙型肝炎等传染疾病已经在卖血者中间悄悄蔓延，一些人因此离开了卖血者的队伍，而另一些新人又加入进来。卖血者常以家庭为单位，18岁的年轻人第一次卖血像是他们的“成年仪式”。从外表看不出频繁卖血给顺老汉造成的直接伤害，但他自己承认有时头晕，行动迟缓。“一共6万多块钱。”谈到卖血供子读书，顺老汉说话声调突然显得高而响亮。对儿子上大学的账目，他有着清楚的记录，“其中43000元是卖血的钱，最多时一天卖3次血浆。”老汉保存着小良每次向家里要钱的信件。为了儿子读大学，家里省下除了吃饭的几乎所有花销。顺老汉身上紧巴巴的中山装，是亲戚送的，也是他惟一一件出门的衣服，穿了5年。
2002年4月8日，我在顺老汉家里坐了整整一下午。在这之前，为了这一下午谈话，我和另外
两个朋友已经在这极易让人烦燥的荒山沟里的坑坑洼洼的土路上，开车走了3天。这个国家级贫困县里最贫困的村庄，政府给的大量补贴，已经可以保证不饿肚子。但村民其他的开支只能靠卖血和打工。顺老汉的老伴40多岁，可满脸的皱纹和病容使她衰老得像上年纪的老人。3个儿子，只有一个在家。除了小良，另外两个都还没过20，就已过着四处打工的生活。在家的儿子是老二，刚刚从甘肃酒泉打工归来，将挣来的钱给父母买了两件衣服，他不愿意将现金拿回家，不愿意看着老人像往常一样将这笔舍不得用的钱再次寄给他那个只用一个邮政储蓄的账号与家里维持着联系的大哥。这个沉默、羞怯的青年，不愿谈他大哥小良的任何事，眼睛里充满埋怨。
小良1997年到西安上大学后，花费比周围的同学高得多。同宿舍的人说，他迷恋上网，有时给网友打电话，一张100元的磁卡一次用光。在同学眼里，小良的举动像是生在一个境况很好的家里的“少爷”，小良自己跟别人也说，自己的父亲是做生意的，有钱！
至今让我难以判断的是，小良难道怀着一种幼稚的叛逆心理，要通过报复自己来报复对他施以暴力的父亲？能够想像得出，走出深山的小良遭遇着全新的世界。西安的现代城市生活与小良在家时的贫困农村生活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反差带来的压力对他的心理冲击，改变着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更看重经济实力和地位的社会实际，使他因家庭环境产生的自卑心理演变成畸形的自尊行为。这种行为在我们的追踪报道过程中，从社会的角落里被展现出来，由一个模糊的影子扩展成一个数目可观的群体。这个群体的生存方式在何建明的《落泪是金》一书中能找到种种细节。
小良的例外之处是他的失败，虽然我希望说是暂时的失败，包括家人、社会对他行为的埋怨、同情、斥责。学业荒废，没有毕业，西安学校方面回答得更为干脆：“退学。”而家中对此几乎一无所知。落魄的小良来到北京，想一边工作，一边再次寻找学习的机会，而来北京的原因大半是他的女友正在北京读书。
2001年小良离开西安后，家里失去了他的确切消息。老汉每周都要步行3个小时，去县城边上的公用电话打一次小良留给家里的那个永远关机的手机号码。小良也给家里来过一封信，信里有个账号，还是要钱。
“住哪里？过得怎样？”像所有的父母一样，顺老汉和老伴一切的盼望，说出口的只剩下这两句话。我至今难以忘记4月8日夜里，离开顺老汉家时，老人颤巍巍地从墙上的玻璃相框里抠出一张小良的照片递给我，“找到他让他来个信。”
照片是老汉和儿子的合影——刚刚下过雨的西安火车站前，一老一少没有表情地站在潮湿的地面上。那是小良上大学期间，老汉去西安看儿子临走时照的惟一合影。
找到小良的下落很容易。寻找过程属于再简单不过的直线，他的同学——他的女友——小良本人。虽然仍漂在北京的小良不愿意直接面对放弃媒体身份的记者，但还是通过电话、互联网保持着坦率的交谈，交谈的内容被有选择地用在我们的节目中。
关于小良现象的报道持续了一周，这在《新闻纵横》节目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为一个选题用去如此多的笔墨。在整个报道过程中，我们始终淡化着小良个人的得失，着力探讨这一带有普遍性的现象的社会背景和时代根源。小良和顺老汉只是一个符号，并不是真实姓名，也没有详细的地址。应小良的要求，也没有直接播出他的声音。而这一切正如我们在节目里的编辑独白中写到的那样，策划这组报道时并没有想到顺老汉和小良的故事会引起社会各界如此热切的关注，于是极力避免使这样一个沉甸甸的话题演绎成一次庸俗的炒作，我们努力把整个报道变成一个寻找善良温情、传统美德，呼唤人文精神回归的过程。这一过程也让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