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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国平，湘乡市公安局政保股干警，1997年他在担任龙洞乡派出所所长时利用职务之便，从大田信用社贷款47万元，此后本息未还分文。信用社多次上贺家催收，贺国平不是以种种借口拖延应付就是干脆开溜了事，一直拒绝在贷款催收通知书上签字。
今年年初，湘乡市信用联社成立了依法收贷工作队，上门催收，对他讲明政策，好言相劝，贺国平仍旧置之不理，并且放出话来：“我就是不在催收通知书上签字，看你们信用社能把我咋样！”湘乡市信用联社冯主任亲自到市公安局找领导交涉，要求公安局督促贺国平签字还贷，但贺国平说借钱是自己私人的事，与单位无关。无奈之下，今年4月3日上午，信用社的工作人员开着一辆吉普车，架着喇叭，喊着还钱的口号，到市公安局门口堵住了贺国平。贺国平这时才勉强在贷款催收单上签字，并订立了分期还款计划。
但计划归计划，还款仍是遥遥无期。信用社无奈只好将贺国平告上了法庭。但何时开庭，就算官司打赢了能否拿回贷款，何时能拿回贷款？信用社仍然心里没底。
记者在采访中见到贺国平的时候，他还很阔气地抽着20多元一包的芙蓉王香烟，一点也没有因欠账生活紧张的样子，但是他多次强调，没钱还。
湘乡市信用联社万万没有想到，他们把贺国平告上了湘乡市东山法庭，而东山法庭庭长彭继青竟然也是信用社的债务人，而且湘乡市，乃至整个湘潭市最大的一笔不良贷款正是彭继青所为。
1996年，彭继青分3次在湘乡市向当地的壶田信用社借贷4455万元，分别是一年期和半年期贷款。其中在2月27日一天就先后借贷两次共计385万元。几年过去，不仅本没还，还欠利息296万多元，目前本息合计已经超过了71万元。
7月24日下午，湘乡市信用联社信贷科的谢科长到东山法庭，向彭庭长通报关于市里有关清收党政干部不良贷款一事，记者随同他一起来到离信用社不远的法庭，楼道墙上的值班日志上写着今天彭庭长值班，但找遍楼上楼下却不见彭的踪影。
记者拨通彭庭长的手机，彭庭长说“不知道，还不起”。他说他已经与信用社签了
口头协议，每年对信用社还息12万元，本钱没办法还，因为他是帮别人贷的款，别人做生意亏了，所以就没法还了。如果信用社要将他的情况报上市里，他就彻底没法还了，如果不报，他还可以每年还12万元的利息，他要信用社的同志权衡一下报与不报的利弊。
信用联社的工作人员无奈地告诉记者，实际上彭某去年只还了1万元利息，而且市民们都知道彭继青还有一辆桑塔纳私车，在湘乡这样的小县城有私车的人并不多。信用社为了还款还只能跟彭继青说好话。对于通过打官司收回贷款，银行、信用社都缺乏信心。湘乡市信用联社冯主任说，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会走法院这条道路，因为不愿挫伤各方面的关系。湘潭市雨湖区信用联社副主任周鹤鸣觉得还是跟党政部门合作争取还款比较现实：通过法院起诉，他不还，还要倒贴钱，他们打过好多这样的官司，诉讼费花了好几十万，赢了一张纸回来没什么用。
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个人借钱或者替人担保借款不还，给金融机构的正常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人民银行湘潭市中心支行周行长分析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
“除了历史原因和客观原因外，这个里面也不排除金融机构自身的原因。你像贷款管理不严，还有些放人情贷款，还有一些属于不正常放款。比方说税务部门，一方面税务部门有他的权力，金融机构有惧怕的心理；另一方面也不排除有一种讨好心理，想把关系搞融洽点，说白点就是税收上给点优惠，说直率点，就是偷漏一点国家税收。不然的话，我照章纳税、依法纳税，我怕你干啥。有一些是个人利益，有一些是单位利益。还有一些党政干部是实权派，牵扯到很多很复杂的关系，很多利益关系在里面，我给他放点贷款，我得到一些人情，下次我有什么事情找他，他肯定要关照我，有来有往，拿贷款做交易，拿贷款送人情。”
湘潭下属的湘乡农村信用联社主任冯志奇认为他们很多时候都迫不得已，特别是一
些乡镇领导、执法人员，都是在信用社所在的乡里工作，有的是派出所所长，有的是法庭庭长、乡镇长和书记，而信用社好多工作需要他们支持，所以迫不得已，不该借的也借了。
特殊的地位、错综复杂的工作关系，使党政干部很容易在当地金融机构贷到款。尤其是信用社，由于特殊的体制，更是成了当地一些党政干部眼中的私人钱柜，想贷多少就打招呼填多少借单，可是对还款日期却满不在乎。
2002年7月10日，湘潭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干部大会，决定由市纪委牵头，联合监察、人事、财政、公安、司法等部门，以及全市所有金融机构，计划用5个月时间，首先清理和催收全市范围内党政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拖欠的银行贷款。7月11日，湘潭市委办和政府办联合发文强调：凡是党政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在银行或信用社贷款、或担保贷款逾期未归还的，由银信部门对其发出催款通知，限定在接到催款通知书之日起20天内归还贷款本息。从清收党政干部不良贷款入手，营造诚信环境。
湘潭市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杨幕如认为：要求社会讲诚信，但是我们有些干部借了金融机构的钱长期不还，在老百姓心目中造成了不良影响。干部借钱不还，老百姓借钱就要还吗？我们湘潭有句老话：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有借不还，再借就难。借贷不还，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印象不好，党政干部要做示范，要带头。
第十四章 党政干部贷款难倒银行信用社2。游笔于法与权之间
文/蒋琦
借钱还钱，这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许多天经地义的事情，现实中却未必能够有因有果。比如湖南省湘潭市的金融清欠问题。在湖南省，湘潭市应该算是一个老工业基地，也是一个经济发展中心，大中型企业很多，民营经济发展也比较快。今年6月底，湘潭首次突破了200亿大关的存款，但是贷款只有130个亿。于是一个矛盾出现了：银行不敢贷、怕贷、恐贷。为什么呢？现在贷款实行终身追究制，经办人员放了贷收不回来，就要停发工资下岗。而最难追讨的是党政干部的贷款。
6月中旬，一则线索引起了《新闻纵横》编辑和记者的注意：湖南省湘乡市党政
干部不良贷款多。记者一开始时，是本着关注这些不良贷款的人的身份去的。记者通过湘潭市委宣传部的联系，将电话打到了湘乡市信用联社负责人的手机上。从他吞吞吐吐的声音中，记者听出了他的不愿意。在记者一再解释下，他才退了一步，让我去找他的上级主管单位，也就是湘潭市人民银行。可能是一种歉疚心理吧，他还告诉我，党政干部贷款不还的情况在整个湘潭市都很普遍，而且市人行可能最近要采取措施来处理此事。
湘乡是湘潭下属的一个县，从新闻的角度来讲，如果题材范围“扩大化”，事实的严重程度就加深了，那就是表示“小鱼”变成了“大鱼”。这就好比一个猎人进山打猎，原本计划打只兔子回家就算对得起一家大小了，没想到扒开草丛一看，发现了一只狼的新鲜脚印。
更让记者惊喜的还在后头：对于党政干部贷款不还的现象，已经不仅是金融系统一家的事了，湘潭市委、市政府将联合纪委、监察、人事、财政、公安、司法等部门，会同所有金融机构一起行动，计划用5个月时间，全面清理和催收党政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拖欠的贷款。不提民间有借有还的传统，单就金融法规来讲，借贷不还绝对是违法的事情，应该有一系列相应的惩罚措施。而湘潭市大张旗鼓，兴师动众，出动了除司法和金融系统本身外的其他党政机关，无非表明几个方面的信息：一是与金融系统相关的司法制裁其实很苍白；二是借贷者的身份很特殊；三是金融系统本身有漏洞；四是在向民主化和法制化进程中，目前还是权比法管用。当然，湘潭市委、市政府的魄力让人佩服。
正是基于这些思索，记者决定把关注的焦点，由当初单一的对一个县级市的借贷不还者的曝光，转移到对全市上来。如何将记者自己的思索反映出来呢？一条基本思路就是：多采访个人，多问为什么，一些难言之隐多用被采访者自己的话来反映。
由于定的基调是批评与褒扬并举，应该说，比批评性稿件采访要顺利。而且记者也主动取得当地宣传部门的支持，因此，无论是湘潭市的党政领导，还是金融系统的干部群众，绝大多数是积极配合记者的采访的，对记者提的问题有问必答，甚至包括金融系统本身的漏洞，诸如贷人情款，花钱赢了官司却要不回钱等。而正在外地开会的市纪委书记也专门约定了时间和地点接受了记者采访。
也有不顺的时候，就是对借贷的个人采访。这可以理解，不光彩的事没有人愿意自我曝光。
记者采访了两个人，一个是法庭庭长，一个是公安干警，用了两种方法。对贷款数额巨大的法庭庭长的采访，请求信用社同志带记者去法庭拜访他，不暴露记者身份，通知对方市里有关清收党政干部不良贷款的精神，算是信用社友好地提前打招呼，记者暗中开启录音机。可惜庭长不在办公室，记者只好回到信用社，让信用社干部电话通知对方，记者在旁边录音；而那位公安干警在当地名声很大，以脾气火爆闻名，信用社以前为还贷的事情与他发生过激烈冲突，记者就让信用社同志带路，将车停在公安局院内，车头调好对准大门，让他们在车里等我，以备万一情况不对，能够及时撤退。记者只身一人去办公室找他，亮明了记者身份后，借故将办公室里的其他同志支走，关上门后才表明采访他的意图。在这种情况下，他愿意接受采访，但不许录音。
记者后来悄悄打开了采访机，可惜对方一直讲很难听得懂的本地土话，这些录音不能用。但有一个细节让记者印象很深，这个干警口口声声没钱还贷，但抽屉里放的烟和他抽的烟都是20多元钱一包的。将近一个小时的采访，信用社的同志看见什么事也没发生很是惊讶。
对于这样的采访对象，记者心里有底：只要尊重他们，在现场给他们保全面子，他们一般也会急于向记者解释辩解。更何况记者本人还是湖南省公安部门的特邀监督员，不怕他为难记者。
报道于8月5日播出后，影响很大。深圳市有关部门向我台索取了有关信息，由市监察部门和市金融系统等组成考察组，专程到湘潭市取经。新华社湖南分社索取了稿件，整理出上中下三篇内参，在《湖南内参》刊登。《南方周末》也摘介了此消息。《人民日报》记者也专程到湘潭市就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