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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这十几公里的公路，居然是由几个当地富豪或者官员分段修建的。因此每一个人拥有各段的所有权，凡是使用这条路的车辆和行人都要交所谓的“过路钱”。十几公里的路我们的车共交纳了5次从5块钱到20块钱不等的“买路钱”。无一例外，所有的收费人员都是武装人员担任的。看来不交是很难过关的。
果敢虽只是一个小地方，却拥有果敢大庙、木瓜寨银塔、大水塘土司德政碑、抗日阵亡官兵纪念碑等人文古迹及独具特色的傣族象脚鼓、古朴怪异的缅族伞戏、慕泰歌舞等民俗风情。老街和邦康的公路沿线新建了大批铺面。白天，绝大多数铺子卷帘门紧闭；夜幕降临，霓虹灯闪亮，上百家娱乐室、金店、风味饮食店开门迎客，灯红酒绿的街道深处，透露出一片热闹景象。
果敢不大，总面积2700平方公里，总人口18万人，其中流动人口5万人，占1／4。这5万人绝大部分集中在老街，都是些从中国大陆来的生意人，甚至还有些在中国杀人放
火、犯罪之后，跑到果敢，隐姓埋名，重新做人、重新开始的人。我对果敢感兴趣，是因为国内刚刚宣传过，我国和缅甸合作，将一个猖狂贩毒的毒枭击毙。
毒枭名叫刘明，今年1月28日，春节前夕，被缅甸军警击毙。死前，刘明是果敢同盟军财政部副部长和果敢东城开发部副部长，在果敢也算个人物。
据知情人介绍，43岁的刘明1992年前后才从云南进入果敢老街。离开中国前，他因“
拐卖人口罪”而被判刑。在果敢，刘明结识了一个叫罗秀菊的缅甸女毒枭，然后结婚了。在罗秀菊的帮助下，刘明迅速做大。仅10年，他从一文不名做大到成为“对中国威胁极大的境外大毒枭之一”。
第十九章 探秘“金三角”7。走进“金三角”（五）
中缅合作抓获的毒枭。
据云南警方不完全统计：刘明屡次向中国境内贩卖毒品，仅被中国缴获的毒品就高达500多公斤。掉货后，他指使手下疯狂搜集云南缉毒官员的情报，准备打击报复，搞恐怖活动。有关官员分析道，井底之蛙的刘明竟然猖狂到以个人之力与中国强大的国家机器相对抗，其结果只有死路一条。今年年初，中国警方向缅甸警方通报，希望缅方协助抓捕刘明，刘明拒捕，遂被当场击毙。果敢不大，但能享受两个世界之“最”，一是呼吸着世界上最清新的空气，二是享受着世界上最大的自由。也有分析家认为，这种所谓的最大的自由其实是“最大”的不自由，因为这意味着社会的混乱和结构的松散。
这种混乱和松散，几乎表现于果敢社会的方方面面。比如说军队，在国际舆论的重重压力下，在缅甸政府和其他地方武装组织的虎视眈眈里，这支果敢同盟军肩负着保家卫族的重任。但是这却是一支极为松散的部队，没有集中的营地、训练场，没有统一的、严明的军纪，更没有严格的军队编制。果敢人，只要有钱，买上几支枪，发给几个农民，每天看家护院，这几个农民就是果敢同盟军的组成部分。再比如说吏制。在果敢，谁最有钱，谁与几个头面人物关系最铁，谁的话就最有效力。
在《果敢法》中，还有一个条款值得着重一提。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鸦片种植问题由特区配合缅甸政府向国际社会申请解决，以保持烟农现有生活水平为原则，保障人民生计不受影响。
鸦片小贩来“金三角”的季节不好，既没有赶上罂粟开花的季节，也没有赶上鸦片收获的季节。那鸦片究竟在“金三角”当地是否随意公开出售呢？这成了我要解开的一个谜团。
在缅甸佤邦和果敢两股势力的交界处，记者在云南警方的配合下，第四次深入了“金三角”。随行的公安人员告诉记者：如果运气好，我们可以在前面的小集市上见到鸦片交易。我的神经一下又兴奋了起来。山坳边的小集市成了我们一行人的目标。
正午，我们一行人分散着进入市场。我觉得根本就不能说是寻找，刚进入集市，一个个买卖鸦片的摊贩、一个个交易现场就出现在眼前。
在一家门面前，一个鸦片贩子盘腿坐在一块石头上，眼前悬挂着一架古老的天平，砝码是古老的银圆，在他旁边，或蹲或坐围在他身边的估计应该是卖鸦片的山里农民。小贩从一个农民手里接过一块饼状的鸦片，鸦片是用菜叶包裹着。小贩把鸦片放在手里掂了掂分量，放到鼻子下闻了闻，又打开包鸦片的菜叶，从中露出了呈黑棕色的鸦片。小贩先把鸦片放在天平的一边，另一边的托盘上他开始加银圆。这时我才明白，银圆不但是天平的砝码也是鸦片交易的交互货币。
据当地人说，这些日子，鸦片的价格大幅度下跌，一般的也就30块钱一两，只有成色特别好的才可以卖到60块钱一两。鸦片价格低的原因是中国那边查毒品（海洛因）太厉害了。加工好的海洛因运不出去，作为原料的鸦片自然谁也不敢多存，所以价格越来越低。
鸦片历来与财富连在一起，然而当我们走进靠种植罂粟为生的农户家里时，眼前的景象让人触目惊心，用一贫如洗来形容都觉尚且不够。他们完全生活在原始社会中，一年只有8个月能勉强有东西吃，更别谈家里的物品和衣物了。这些村寨的房子都是破旧的竹楼，屋顶是用茅草铺就的。佤族山民过着半原始的生活，不会耕种，从前靠打猎为生，后来学会了种植鸦片，种子撒在山坡上，然后就等待着收获。
“金三角”阳光下的鸦片交易。
他们听不懂中国话，当记者问这里的山民为什么要种鸦片时，他们说：“大烟啊，无办法，无有拿什么换粮食、换盐、换钱？”接着又诡秘地对大家说，“还能换姑娘呢！”
各家的竹楼里都一样，卖完了鸦片，竹楼里几乎什么也没有，一个火堂架到竹楼里边，常年就靠这个火堂为生。竹楼里大部分家中没人，只有少部分男人在屋里抽大烟。还有一些佤族的小伙子，在寨子里乱转，并告诉我们，这里是女人在地里干活，男人在家照看孩子或者玩。记者一看，果真寨子里面只有男人和孩子，见不到一个女人，哪怕是8岁以上的女孩也见不着。佤族小伙子还告诉我们，密林里隐藏着海洛因加工厂，你们有时候看不出来，大凡用铁皮建造的屋顶，都是海洛因加工厂。如果你们误入其中，麻烦可就大了，就别想出来了。
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正在看护自己的两个孩子，用很难让人听懂的汉话问我们：“汉人篱（里）吸土（鸦片）吗？”然后很客气地指了指烟枪，表示愿意请大家吸食。记者与这位佤族小伙子进行了交谈，询问他的家庭情况。他告诉记者，这里不长庄稼，只能种烟树，而且他们也不会种别的。记者又上了另一个竹楼，一个年纪很大的老汉正躺着吸食鸦片，见有人进来，非常友好地打着手势，招呼记者坐下。大家围坐在火堂边，与老人聊了起来。老人让我们不要客气，随便坐。由于语言障碍，我们只好礼貌地与老人道别，离开了这个半原始部落的佤族村寨。
第十九章 探秘“金三角”8。打一场禁毒攻坚战
文/潘多拉
19世纪德国哲学家尼采在其名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写道：“偶尔服用微量
毒品，能使人做出香甜的美梦，剂量太大则易致死。”大约因为是唯意志论者，认为人能把握好服用毒品的频度（“偶尔”）和量度（“微量”），尼采对毒品危害的估计显然失之于过轻。今天，毒品泛滥已成为一大国际公害，恐怕再也不会有人像他那样相信毒品吸食者的“理性”了——如果说真有所谓“理性”，那也只能是千千万万毒品受害者用健康、血泪和生命的代价换回的一句话：接近毒品，等于接近死亡。
毒品的危害之所以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警惕，是因为它对人类社会造成了结构性腐蚀的危险。从摧残人的肉体，到毒化人的灵魂，一个人、一个群体一旦被缴械，接下来毒品必然会在更广泛的人群中蔓延开来，这意味着更多的软弱、腐朽、残忍和犯罪在更大范围内横冲直闯——这种趋势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遏制，整个人类文明的大厦完全可能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地。从一定意义上看，毒品交易是一种典型的地下经济。1773年，英国驻印度殖民政府第一任总督哈斯丁斯在谈到英国政府特许给东印度公司的鸦片专卖权时说：“鸦片不是生活必需品，而是一种有害的奢侈品。除仅仅为对外贸易的目的外，它是不被容许的。明智的政府应该严格限制鸦片的国内消耗。”可见，即便是在18、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输入鸦片的“非常时期”，作为地下经济的毒品交易也仅仅只能用于对外贸易的目的，在英、法等国国内仍然属于非法。今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探访“金三角”，在缅甸佤邦联合军控制的地区看到，毒品的生产和交易俨然一派自由买卖、公平合法的景象，但当地军方负责人也不得不承认，一方面有政治上的压力，一方面对自身也有危害，他们已经开始削减罂粟的种植面积。而在“金三角”的其他一些地方，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通过发展旅游业，推广甘蔗、水稻、西瓜等替代种植项目，已经成功地控制了毒品生产和交易的规模，使围绕毒品展开的地下经济受到挫伤，朝着“从源头上禁毒”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作为一种地下经济，毒品交易无论是双方之间“一个要买，一个要卖”的关系，还是多方参与的“产、贩、供、销、购”一条龙体系，自始至终都既毒化着人的灵魂，也给社会带来了毁灭性冲击的危险。也就是说，毒品消费和毒品交易从来就不是某种无伤大雅的地下经济行为，更不是能够给社会生活带来斑斓色彩和盎然情趣的个人私密空间或亚文化交际场所，而是一种从根本上扭曲人伦、灭绝人性、动摇人群道德基准、背离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绝对可怕的瘟疫。当我从禁毒展上看到那个削瘦、萎缩得比骷髅还要令人恶心的吸毒者麻木而呆滞地从床上坐起时，我只能说他已经不再是人，而是一个鬼；当得知重庆有个瘾君子因多次向母亲索要钱款以充毒资而不得，遂丧心病狂地向生他养他的母亲连续砍下20多刀时，我也只能说他已经不再是人，而是一只野兽；当得知有一对男女毒瘾发作时“情不自禁”地在可怜的弃儿“丢丢”身上疯狂施暴时，我真恨不得要将他们千刀万剐（他们既已“情不自禁”，遭此酷刑想来也该浑然不觉）；当听说青春美丽的女演员在扮演吸毒者时出于好奇而不幸沾上毒瘾，最终因吸毒过量而死亡，我除了无比的伤痛，还要对那些轻率地安排一个缺乏必要防毒知识的少女去扮演吸毒者的人表示愤怒……这些年来，不少地方的吸毒人数逐年上升，且渐呈低龄化、团伙化、群体化趋势；吸毒人群从先前以个体户、无业者为主的人群波及到学生、演员以及国家公务员等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