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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他并不是随便说说，他是真着急。他就想怎么办呢，应该搞一个学校，有助于我们的学习。
主席让我们学文化，还考虑到国家那么大，事情那么多，必须有可靠的又懂文化的人反映各方面的情况。他常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可派你下去，你没有文化怎么能开展工作呢？很快，在主席的主持下，就成立起了一个干部队。全国除了新疆和西藏之外，每一个省区，还包括沈阳、上海、重庆、武汉、西安、广州等几大城市，一个城市调来一个人成立了一个干部大队的移动队。这些同志来了之后，第一个是担负警卫工作；第二个是要学习文化，边工作边学习；第三个任务就是回家做调查。主席由此掌握全国的基本情况。
主席在1954年的5月14日下午，在中南海的颐年堂的院子里接待移动队的同志。当时，移动队还没有完全调齐，有的同志还没来。主席专门进行了布置，调查农村的生产、生活等基本情况，干部的反应，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反应等等，即正面的调查；如果遇到一些负面的东西，也要调查，特别是反映党的干部工作，政策方针方面的东西，要搞清楚什么原因、什么问题。
第七部分访问 张木奇 中
在我们成立这个移动队之后，接着就成立了一个文化学校。主席说我兼任你们的名誉校长，另外再请一位教导主任和几位教员，也就是老师，给你们讲课。让你们学习几年之后，取得一些文化知识，打下一些基础。你们不可能在我身边工作一辈子，将来离开我，也好为党工作。在汪东兴的具体操作下，文化学校很快就成立起来了。第一批的学习用品，练习本、铅笔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主席用他的稿费给大家买的。学校成立以后，总政批了，有关学习的开支就有了着落。
文化学校办起来了，我们要跟主席外出怎么办呢？这个情况主席也考虑到了，他说，现在全国的治安情况一天比一天好，你们学习文化，跟我外出的同志就要耽误学习。这样好了，我每年四至六次外出，每一次你们给我四至五个人就行了。这样你们三十几个人可以每年只跟我出来一次，要不然老是你们几个人跟着我出来，你们的学习会受影响。
我记得是1957年的3月20日，我们跟主席住在南京西康路三十四号，国民党时期的一个美国大使，叫司徒雷登，住的一个别墅。那一天，太阳刚出来，主席就起来了。我正在值班，就陪着他在院子里的草坪上散步。主席问我，南京好，还是北京好啊。我说南京鸟语花香的，南京比较好，北京老刮大风，尘土飞扬的，难受。主席就说，哦，对嘛，对嘛。又问我们，你们学习的东西带没带来，我说课本、作业本都带来了。这次领导强调外出不要跟家里的（学习）进度差距太大了，外出也要把学习抓好。除了工作期间，陈守信老师就给我们讲课。这样，我们回去以后，就能够跟家里的学习进度基本持平了。主席听了之后，很感满意，哦，这就好，这就好。
除了身教，主席也不忘言教。我们住在广州一个小岛上的时候，主席问我们，涨潮、退潮是怎么形成的呀？我说是太阳和月亮对地球的吸引作用吧，他说应该加一个力字嘛，吸引力。老鹰为什么能在天上飞？这就牵扯到空气流动问题。另外，在北京，主席有的时候问我们一些这个花那个草的等植物学方面的知识。
主席有的时候还会为我们改错别字。比如，我们打的一些报告中间，调查农业合作社的报告中间，如果有错别字，主席就会给你改过来。
主席看了我们的探家报告，有些情况不太清楚，来叫我们当面再聊一聊。这样，我们对于应该调查哪些东西，主席需要哪些材料，他最关注哪些问题，就会心里有数。
主席不仅关注我们的理论学习，而且指导我们要把学到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
1954年3月中旬，毛泽东在杭州起草完宪法以后，就回到了北京。稍事休息，就从北京坐专列往北戴河去。中途在天津、唐山、秦皇岛看了几家工厂之后，毛泽东在北戴河专门去看了日出。
我记得是4月23日晚上，我们离开了专列，就到了北戴河海滨，住在原来张学良他们住的房子里。
主席睡完觉起来，已经是第二天十二点半了。汪东兴同志从主席那里出来，我正在门口值班。他说张木奇呀，明天早晨三点四十，叫我起床，他也没说干什么去。第二天早晨三点四十分，我就把汪东兴给叫起来了，主席他们都起来了，说要爬山看日出，到联峰山上去看日出。
我在前边引路，到了半山腰上，遇到了海军海防部队的哨兵。我们不知道，因为是突然决定的嘛。哨兵看来了一群人，还打着手电筒，打手电给主席照路嘛。这时候，两个哨兵过来了，拿着枪说，干什么的，站住。我就赶紧跑上去，说同志同志，请注意，我是公安局的，下边几位领导同志，他们要上山看日出。
他们看到后边的人都跟上来了，就把枪赶快收起来了。上山的时候，我们还给主席背了开水瓶、行军床，还带了个毡子，方便他老人家累的时候临时休息。再说看日出的时候，站累了还可以坐在行军床上看。上去后，我们就选了一个看日出比较好的位置，联峰山东边一个相对平一点的那么一个地段，先让主席坐在行军床上休息。给主席倒了一杯开水，这时候东方的鱼肚白都已经过去了。正是快要出太阳的前夕，这时候主席喝着水，跟大家聊着天，兴致很高。正在聊的过程中，慢慢的东方海平面上，比我们刚才上来的时候更白了一点儿。上边还多少覆着一点红云彩，一片云彩丝贴着海面上边一点儿。不一会儿，好像是早起四点二十五分左右吧，太阳就出来了。慢慢有了红牙牙儿，主席就用望远镜对着它看。我记得好像有三四分钟的样子，太阳才完全出来了。出来以后，主席就把那个望远镜心满意足地交给大家，让大家轮流着都看看。
事后，我想过主席为什么去看日出。根据当时形势的背景，宪法起草完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快要开了，看日出的举动有特殊的意义。人民唱东方红太阳升，在毛主席眼里，我们的祖国就像一轮冉冉升起的太阳。我们跟着主席一块看了海上日出，虽然感受颇深，但其中的真正含义却很难表达。
……
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对毛泽东都很恭敬，这里面有例外吗？
有一次，我看到老理发师王惠在院子里给主席理发。好嘛，主席还有几分钟就要接见外宾了，他当然希望老王能快点儿，也就是随便把胡子刮一刮。但是，老王想主席这是接见外宾哪，我理不好的话，好家伙，要是在外宾面前丢了面子，我就不好交账了啊。老王就用肥皂什么的，给主席抹了抹，还没有下刀呢，主席就说：“老王啊，快一点。”老王没吭声，拿刀子晃来荡去，这儿照照，那儿看看，才开始理，理了好长时间并没有理多少。主席呢，着急得直看表：“老王，快一点嘛，时间快到了嘛！”这时候，老王才用保定话说了：“你着么急呀你，你着么急呀？我不给你理好的话，你那样去接待外宾，那就是什么样子了，那不好了嘛，那就！”主席也不好说重了，老王依旧慢悠悠、慢悠悠地理。主席呢，想催他，又感觉催多了，老王反感。两人这时候的情绪非常逗，我们在一边也不敢插言，就像是看热闹。这时候呢，主席的表情很焦急，老王还是不紧不慢，就这么理完了。主席想走了，老王又发话了：“别动，别动，还没给你擦擦呢！”他把毛巾洗了洗，认真给主席擦完，才允许主席走了。
第七部分访问 张木奇 下
1957年夏季的一天，天气非常闷热。张木奇听卫士李连成说，正在办公的毛泽东浑身是汗，就让李连成劝他游游泳。
我记得很清楚是1957年7月2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那儿住着。这个游泳池是个室外游泳池，是傅作义将军以前在中南海建的。以后，主席用自己的稿费建了一个室内游泳池，就在原来那个游泳池的南边。这天下午四点半左右，主席正在室内游泳池的一个办公室里办公。天气特别热，闷热闷热的。我们在游泳池值班，一个是我，一个是李连成，小李在主席身边服务，我就负责警卫安全。当时，小李一直皱着眉头，很犯愁的样子。我说小李你怎么了，（小李说）哎呀，你看咱们一身汗，主席也一身汗。他是担心主席的身体。我说这不是有游泳池嘛，待会儿请主席下来洗个澡嘛，那不是更好吗？小李就回去请主席去了，主席呀，这么热的天你还在办公，浑身都是汗。主席没吭声，仍低头看文件。李连成就说，咱们是不是出来游游泳啊，缓解缓解这个热劲。主席缓缓地放下手中的文件，痛快地答应了。当时就我们三个，一个女同志都没有，主席披着一个睡衣就出来了。小李跟着他，我在前边快走几步，先下去了。主席站在那问我，最近家里来没来信哪？我说最近还没来信呢。以前的信里说没说下雨的事呀？我说，最近好像没怎么下雨呀，人民日报说三百来天华北地区没有落一场雨了。主席马上就反问我了，那天不是下了一次雨吗？他这么一问，我忙说对对对，但是那次雨量太小了，根本不顶事。哦，主席抬头看看天说，雨终是要下的嘛，现在不下，等几天可能要下。今年不下，明年一定要下。主席这么说着，就从扶梯上慢慢地下来了，我扶着他，为什么呢，怕蹬空，尽管他泳游得好，但是毕竟岁数大了，一旦出了事，我们都有责任。我值完班回宿舍休息，就听到一阵子雷声，接着瓢泼大雨就下来了。我说，哎，毛主席真灵啊。所以，我记得特别清楚。
……
后来，张木奇发现除游泳之外，毛泽东还有一大乐趣。
一天晚上，主席去怀仁堂开会要回来了，我到后门那儿去接他。主席下车以后，罗光禄就抱着给主席的文件回机要室去了。主席，李银桥和王鹤滨还加上我，四个人，就在后门那个地方。那时，雪已经下得很厚了，主席高兴得很，说：“好，很忙嘛，需要散散步放松嘛，还有雪嘛。”十分钟，主席让李银桥看着表，要散十分钟的步。主席就在雪地上散步，踩得那个雪，“嘎吱、嘎吱”响。散了一会儿，李银桥说七分了，主席又走了一阵，问了一句：“现在几分了？”“九分多了。”又走了一下，他也估计到时候了，李银桥说话了：“到了，到了。”“到了好嘛。”寂静中的“嘎吱”声让主席高兴得不得了。
毛泽东喜欢在雪地上散步，所以下雪之后，他不希望把院子里的雪扫掉，张木奇他们就想怎样才能既保留住雪，又不影响毛泽东走路呢？
主席不让把雪扫掉，我们就在院子中间扫出一个大十字形的路。另外，再扫一条往外走的路。就这么着把别的雪都保存起来，主席他高兴了，他爱雪呀，有的时候在我们扫的路上走，有的时候就在雪地上走。雪能激发他的激情，主席办公累了，在雪地上散散步呢，马上就能恢复精神，身体的疲劳很快被赶走了。
60年代初，张木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