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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耳东告诉我，在此之前，他一直囿于脑海里的种种寻常观念，并且以此作为前提去思考着所面对的那些并非寻常的一切。所以他始终不得其果，正是因为看了那张画儿，他终于大彻大悟、幡然猛醒。
说到这里，陈耳东并没有马上告诉我他是如何根据那张画儿侦破了这两起令他困惑的谋杀案，他相当拿糖，一直吊着我的胃口，以使我不得不耐着性子仔仔细细地听他其后的破案过程。
因为有着出众的记忆力，陈耳东绘声绘色地向我讲了其中的十几张画儿。虽说我未能有幸像他那样去赵鄂的画室里参观一番，但仅凭他细致入微的描述，倒也真觉着自己好象亲眼看见了似的，那一刻，不禁为那位画家的艺术才华和丰富的想象力而感叹。
按照陈耳东的说法，我故事里的那位青年画家笔下大多是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
比如，他画了一个垂钓的少年神情漠然地坐在水流湍急的溪边：如果你猛一看，会认为少年的脚下是一条硕大无比的鱼，但若仔细端详──那原来是一位枕在一块石头上安睡的裸体女人；她侧着脸躺在一片与她身体颜色极为相近的秋草之中，周围几根或弯曲或细长的枯枝恰好摆成了鱼的轮廓；而鱼的眼睛其实是女人堆在头顶的一团黑发。
又比如：他还画了一条无头无尾、长蛇一般迷乱地缠绕着的绳索，虽然栩栩如生，逼真得像一张电脑制作出来的三维图片，但这条绳索在客观宇宙中根本不可能存在，那仅仅是画家脑海里的一种臆想，是一种视觉上的欺骗，世界上没有人能将它穿插成那样；还有他画的那些与此异曲同工的一组组不断拐弯的楼梯，看上去那些楼梯彼此相连，顺着它，你从地面走上到墙壁，再从墙壁走上屋顶（当然你此刻是倒挂着），可如果你认真观察，便会发现这其实也是骗局──尽管那些台阶一磴也没有断，可楼梯并非真的连接着……
除了以上所说，青年画家赵鄂还有不少令人诧异的自画像，诸如人面马身或者人面牛身；即便是人面人身，且四肢也完全正常，英俊的脸庞两边却生着一对精灵般的尖耳朵；而一旦五官完好，脊背上便会插了两只蝙蝠的翅膀。
鉴于他还有一个与自己相貌完全相同的兄弟，陈耳东总是不能确定究竟哪一个是他自己，哪一个是他的孪生手足；而对于那些兄弟俩一起出现的双人像──那些安插在两只企鹅身上或者悬挂在一棵苹果树上的两张完全一样的脸，陈耳东更是无从判断。
不过，其中有一幅例外。只有这一幅，画家让陈耳东把画儿上的两兄弟区分出来。当然了，陈耳东依旧不可能找到画中的两兄弟相貌上有什么差别──事实上，画家赵鄂在这幅同样以他和自己兄弟为题材的作品里，根本就没有他俩的相貌。
鉴于这幅画儿的重要性，我认为有必要将它详尽地向你描述一番。
这幅画儿只绷了内框而没有镶外框，为80cm×80cm正方形标准规格。与众不同的是，这是赵鄂画室里惟一一件有名字的作品：在画儿的底部右侧，画家用与内容相近的颜色写了“并蒂莲”三个字。依旧是十分另类的风格，即很抽象又很写实。背景是一池不讲透视关系的碧绿荷叶，星星点点缀着一朵朵含苞欲放的花蕾。画面的当中，是两朵盛开的并蒂莲花———那便是画家和自己的兄弟。他们身着绿色套装，被变形了的细长的身躯紧紧挨在一起，替代了原有的花茎。是的，这幅作品没有赵氏两兄弟的相貌，画家直接把那两朵莲花插到他们衣扣整齐的衣领上作为他们的脸。之所以陈耳东看出了他们两个谁是谁，根据在于两兄弟各自手中的东西。
陈耳东知道──画面左侧的那一朵是刚刚被人谋杀了的赵湘，他右手拿着一支放着金光的小号，左手握着一本封面带着小号标志的乐谱；而画面右侧的那一朵是画家赵鄂，他右手拿着的是一个涂满各色颜料的调色板，左手握着的是一支约一尺半长的大号画笔。
其实，我的这位警察朋友对绘画，尤其是西方绘画的认知实在是不甚了了，水平仅限于知道《蒙娜丽莎的微笑》是达·芬奇画的；一看见画面朦朦胧胧，到处斑斑点点，就认为是“印象派”；还有──曾经听说一个叫凡高的人在神经失常后，竟然割下自己的耳朵送给一个跟他开玩笑的女人。
尽管如此，陈耳东还是从这幅画儿里看出许多东西。比如，他看出与画室里的其他作品相比，这一幅的笔触和技法似乎不够成熟，并且那种靠小号、画笔一类的具体玩艺儿来代表各自的构思和表现方法也实在有些稚嫩直白，再加上它的名字──很少一个成年男人会以此来比喻他与自己的兄弟，显然画这一幅画儿的时候画家十分年轻，不知道“并蒂莲”在文学上一般都指恩爱夫妻。虽然这么讲，陈耳东还是被那张画儿所表达的手足间的真挚情感而触动，想到那两朵盛开的莲花现如今已经孤独一只，心中一时生出阵阵感慨。
从那家房地产公司签了合同回来后，看见陈耳东正对着那幅画儿凝视，画家告诉他，这是自己小学六年级那会儿画的，现在看来着实幼稚。不过，鉴于他小时候的作品很少保存下来，可以说绝无仅有，便一直没舍得把它扔掉。
要说起来，那天陈耳东并没有和那位赵鄂谈多长时间。两人刚刚坐下没几分钟，画家的经纪人张文英就赶了来，赵鄂又抱歉地让陈耳东再等他一会儿，随即跑去另一间房子与那个上海人说话。
由于看了那些画儿以后，陈耳东隐约地感到自己受到了某种启示，同时意识到自己需要完全换一个思路面对自己的问题，于是他起身离开了画室，准备向主人告辞。当看到画家正在为自己的全部作品的售价到底是550万，还是480万而跟经纪人激烈地讨价还价时，陈耳东没有进去打扰，在门厅里写了张简短的便条，便悄悄离开了赵氏寓所。
陈耳东的第二次天津之行基本就是这样，至于他到底从画家赵鄂的那些充满玄虚的绘画作品里受到何种启示，并在其后一举侦破了他负责的这两起令人困惑的谋杀案，我想还是让你亲耳听他自己谈谈吧。
并蒂莲你根本不是画家赵鄂
“实际上，我是在第二次从天津返回北京的两天之后，才把一切想了个明白的。在此之前，我一直没有理出头绪。
“第二天一早，不到七点我就去了刑警队，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一边想着画家的那些古怪的画儿，一边再一次打开两起谋杀案的卷宗，一页页地翻看。一个小时后，梁子小胡前后脚走了进来，两个人各自拿出一张写了一串航空公司的名单，告诉我都没有找到习亚兰曾经回国的线索。大约10点钟，我接到110打来的电话，说在丽择桥长途汽车站发现两个形迹可疑的人，其中一个，很像是被通缉的祝强。
“20分钟后，我带着梁子小胡赶到了那儿，在一辆即将发车的长途大巴上，抓到了那个祝强及同伙。
“回到刑警队，我们分别讯问了这两个小子。他们的口供完全一致。那天中午，找到了赵湘的新住处之后，二人当晚便再一次去他家逼他还钱。他们是10点50上的楼，与那个前警察周某一样，他们说，当时门也没锁，还开着一条缝，于是这两位门也没敲就进去了。那个祝强看见桌上有酒，便给自己倒了一杯，可还没来得及喝下去，他的同伙儿就看见了躺在卫生间里的赵湘，二人随即落荒而逃……
“正像我跟你说过的那样，其实这会儿我已经基本认定这两个小子不是凶手，之所以要抓他们是因为他们到过现场，是指望能从这俩嘴里了解到一些新的情况。我基本上没有什么收获，不过还是得知，就在这俩刚进屋时，曾听见外面一阵脚步声，有一个人从楼上下来，急急地跑了下去。
“记得我曾经告诉过你，这座楼的住户很少，而赵湘的那个单元只有三户，除了他自己，一户是住在二层的酒店女服务员，另一户在三层，是一对退休工人老两口。也就是说，六层没人住，显然这个人是凶手。
“我推断──当祝强二人正在上楼时，凶手刚好离开赵湘的房间要下楼，听见有人上来，被堵在楼梯上的他只好跑上六层暂时躲避。我的这个推断完全正确，如果你看了凶手在被捕之后所交代的供词，就会发现它与事实几乎是丝毫不差。但这是后来，当时这一点对我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对于这个人究竟是谁，我依然一无所知。
“这天晚上，我再一次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意识到自己是睡不着了，我沮丧地从床上爬了起来，像一个夜游神一样，在客厅、厨房、卫生间和儿子的屋子之间滞留、往返着。到了后半夜，我又一次去了我的小屋。再三犹豫，好不容易戒烟了的我还是打开抽屉，拿出那条一直没有舍得送人的‘精品中南海’。拆开了包装，点燃了一支后，我开始了对这两起谋杀案的最后一次苦思冥想。
“鉴于那两本卷宗里的材料并不多，不过是几位当事人的询问笔录，分别由梁子、小胡写的案发经过，两份法医处的验尸报告和一些相关文件，我几乎已经全部背了下来，于是便回想着每一页上的内容，见过的每一个人，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当时的一些具体情形等等……
“不知为什么，我的思绪又回到画家的那些令人费解的画儿上──那神情异样，看似钓鱼实则在怀恋女人的少年；那些由线条、颜色、构图、光线组成的解不开的绳索和无法攀援的楼梯；还有那些古怪的画家本人，和那些由他兄弟二人两张同样面孔组成的自画像；这一切，有时会无章无序地在一秒钟里，飞速旋转着在眼前一闪而过；有时又像电影中的一系列被定格的镜头，一帧帧地出现在脑海；最终，我的思绪停留在画家少年时期创作的，也是惟一被我看懂的那张‘并蒂莲’上，就是那一刻，我忽然就觉得眼前一亮……
“那天早上，当我推开烟雾笼罩的小屋里的窗户，看到东方一缕红色的曙光之时，我不禁被自己做出的结论激动得一阵阵颤抖。
“忘了是在哪一本书里看到过这样一句话，说‘真正的艺术是有灵性的’。那一瞬间，我真的是深深地领悟到这一点。当然了，这时候我所意识到的真相还仅仅是我的推理，一些猜想和疑问还有待逐一找到证据或者核实，然而此刻我已经信心十足胜券在握，需要解决的只是若干具体问题罢了。不过，解铃还须系铃人──无论是猜想也好疑问也罢，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再一次去见那位让我蒙受启发的画家，我深信，在他的帮助下，所有的疑问都会迎刃而解，随之我便会迅速抓到凶手。
“说起来，我其实是很幸运的，如果画家赵鄂早一天启程去美国任教，或者我晚一天大悟大彻，那么一切就真的是很难说，很有可能──这两起谋杀案就不得不让我给长时间地挂起来了。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就是那天早上，赵鄂将要乘坐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NW088’航班飞往纽约，所以我正好赶得上在他临行之前，去首都机场跟这位被害人的孪生兄弟再见上一面。
“尽管画家的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