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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便会发现天又会不要脸地亮起来，简直没完没了。你必须得玩命似的不停地从床上爬起来、躺下，爬起来、躺下，还得装出一副兴致勃勃的样子。直到有一天你躺下之后，再也爬不起来为止。
像往常一样，他们决定去找吴红巾，以便多一个人来承担时间带来的挥之不去的压迫。
赵本山已经从荧屏上走开了，取代他的是一只成年的大象，看不出它的性别，杨波一直分辨不出大象的性别。它站在河边，将鼻子伸进河里。大概它已经在那儿呆过一阵子，喝足了水，因为接下来，它把鼻子缓缓伸到空中，刚刚吸进去的水像透明的焰火一样在更高处绽放了。它在做游戏，以便放松自己的神经。一个必须长得很大，还得活很久的动物，生存压力一定是常人难以想像的。解说员在大象将鼻子举起来的时候向观众解释：它的鼻子就如同人类的手，是同外界接触最多，也是最灵巧的一个部位。邱大立的爸爸仍然保持着他们进门时的姿势一丝不苟地凝视着充满画面的电视屏幕。杨波想了想自己的手，又想了想自己的鼻子，便打消了再跟邱大立的爸爸打招呼的念头。
邱大立和杨波迎着风在街上缓缓走着，他们准备到吴红巾家坐下来，一起想想打发日子的办法。
人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繁殖，其真正目的就是弄到尽可能多的人坐下来一起想想办法。人想出了太多道理，听人家说起了太多道理，然而不少真正的问题依然摆不到桌面上来。从世界上出现第一个人起，他就眼神迷离，脑子里有些说不清的问题在不断困扰他。有一个流传甚广的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样的疑问只有他在那个年代光着屁股孤零零坐在这个陌生的球上时才想得出来，他对自己的处境感到从未有过的迷惘。毫无疑问，当时他无助极了，他想到过死，但那时候还没有人死过呢，他担心死只是另一种更可怕的活法。正一筹莫展之际，在某种神秘势力的启发下，他学会了繁殖，并无可救药地爱上了这个行当。他的子孙如枝桠般在世界上蔓延，不断增加的人和花样繁多的启发带来了更多问题的可能性和没着没落的办法。这造就了不计其数的不安的人，越是这样，他们就越是紧张地四处捕捉子虚乌有的启发，并更加勤奋地投入到繁殖的事务中去。这是一个圈套，一个沼泽般的圈套。而当初设下这个圈套的人或许早就不记得有这么一回事情了。
从历史上刮来的风依旧吹得那么凶，好几天了，一点都没有疲倦的意思。邱大立想，如果他是风的话，不分昼夜地干着这么一件乏味的差事，甚至连方向也不换一换，他早就甩手不干了。但他不是风，他是邱大立，再过几天就年满十六周岁了。风正起劲儿地怂恿来自远方的和当地的沙尘有节奏地往他身上掼。它们俩联手搞起这种把戏来，的确是很称职的。邱大立被这俩家伙裹挟着与杨波一步一个趔趄地走在通往吴红巾家的路上，想像着如果能变成风，他就可以呼的一下从吴红巾家的窗缝里刮进他家，而吴红巾得过很久才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哩。
第一章清心寡欲的屋子（1）
7
“我猜你们也该来了！”吴红巾大概一个人在家憋坏了，此刻的快乐显得格外逼真。
“知道吗，我们有些事情要忙，脱不开身，可是想到你在痴痴地等待我们，我们都很心疼你呀。”杨波拍着吴红巾的肩膀说。
邱大立点点头，对杨波的说法表示赞同，还补充了一句，“一念及你那望眼欲穿的小模样，就忍不住要落泪。”
吴红巾家的大人都不在，可以放开手脚畅所欲言，干什么都没人管。不过手脚放开之后，仍然没有什么真正的话和真正的事情冒出来，让他们说一说、干一干。
吴红巾不喜欢开不着边际的玩笑，早在三年前他就打定主意要做个严肃的人了。但他喜欢这两个不怎么严肃的好朋友。作为东道主，吴红巾觉得有责任把这一天剩下的那部分的气氛搞起来，搞活。稍加思索，他便做出了就天气问题由大家展开讨论的选择。
“喂！”吴红巾先是看了看邱大立。邱大立正背对着吴红巾，他的后脑勺由于眼睛在一张双人沙发和紧挨着的那张单人沙发之间游弋而左右摇摆。双人沙发是红色的，很好；单人沙发是冷灰色的，也相当不错，这让他十分为难。无论选择谁，都是对另一张沙发的侮辱。这样，吴红巾便把接下来的问题送给了已经在另一张冷灰色单人沙发上落座的杨波。
“你说，干吗要刮风呢？”
杨波说，“环境问题，都是环境问题造成的；无节制的乱砍乱伐破坏了生态平衡，带来了日益严重的水土流失，所以风才会这么猖狂。”
“我还不完全是这个意思。”
“风是处在不同地域温度也各不相同的空气在对流中产生的，这跟将开水往冷水里掺的道理一样，不管是不同温度的水还是不同温度的空气，它们的温度在达成共识之前，都难免要折腾一番。”邱大立向他们解释道。他依然站着，但是已经将头转了过来，不打算再看那两只同样出色的沙发了。必须在两个东西之间作选择时，两股思想的对流通常会把他搞得晕头转向，读书时，一茬一茬的老师们对他智力的乱砍乱伐和随心所欲的“开发”也已经严重破坏了他头脑里的生态平衡。站着，至少可以摆脱不必要的思想对流带来的痛苦，也不必因为两只萍水相逢的沙发而受到良心的谴责。
“几乎要碰到问题的本质了。”吴红巾伸出右手的中指小心翼翼地戳着自己家客厅从地面算起高度在一点六五米左右的那部分空气。问题的本质就呆在那附近焦灼地期待着，再往上一点或者往前一点就可以确凿的与它发生关系。弯起手指敲一敲，问题的本质说不定还会快乐地叮当作响呢。
杨波探出一截身体，抬起手拍了拍吴红巾的手腕，建议他把自己的手指头收好。等吴红巾这么做了之后，他开口说，“红巾，问题不在那儿，怎么说呢——”他停顿了一下，努力想将眉头皱成一个理不出头绪的疙瘩，为了达到目的，他不惜将好些本属于鼻子的组织也献给了那个已经初具规模的大疙瘩。他在模仿那个外号叫“客观原因”的数学老师，上学的时候，谁都讨厌那个人。有一阵子，他们竞相练习着让自己的眉头皱得跟“客观原因”一样触目惊心，以便惟妙惟肖地说些他们认为真正应该从“客观原因”的嘴里说出来的话取乐。学得最像的就是杨波，所以别人都很羡慕他。
他调整了一下发音方式，用沙哑而低沉的声音说，“风有他自己的想法，或者风也搞不清自己在干吗，就像我问你你的眼睛为什么老是眨呀眨的，你也会说不知道一样。你看你的眼睛又他妈眨了两下，你有没有想过，每眨一下眼，世界就要在你的面前消失零点六秒钟，知道吗，这是对世界的蔑视，在这零点六秒钟里，不计其数的微生物将度过它们短暂而悲惨的一生，它们甚至还没意识到活着就已经死了，而你只顾了没完没了地眨你的破眼，丝毫也不为他们感到难过。”再说下去杨波的眉头就皱得不完美了，他作着最后的努力，让这番训话完整起来，“你的眼皮好心好意地长出来，可不是为了在你脸上平白无故地受颠簸。
吴红巾和邱大立都被杨波逗得很开心，一高兴，邱大立就在那把红色的双人沙发上坐了下来。心情好的时候，脑海里的对流便会消失，“良心的谴责”自然也就谈不上了。
只是杨波学“客观原因”学得太投入，骤然间做起自己来反倒有些不适应了。邱大立赞赏地说，“如果‘客观原因’刚才推门进来，恐怕会以为回到了过去；看到‘客观原因’一下变得那么小，我差一点过去揍你一顿。”
初二那年，邱大立挨“客观原因”的揍最多，那个“老年人”经常把他叫到办公室，一边给他讲道理，一边对他的身体发起攻击。此“老年人”已完全进入变态之化境，每天下班前不揍上个把学生就会呈现出神不守舍的样子，就像犯了毒瘾一样。有一次，“客观原因”当着无数学生和十几个老师的面在操场上拿黑板擦反复敲击邱大立的额头数十次之后，邱大立发誓在有生之年一定要让这个老家伙尝尝自己的厉害。
经过方才的一阵折腾，又一些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剩下的一天没有先前那么难以忍受了。三张年轻的脸看起来很愉快，仿佛这日子有了指望似的。
吴红巾家的客厅几近于简陋，除了被邱大立和杨波占用的一单一双两张沙发外，还有另外一张单人沙发孤零零呆在邱大立的右边，中间隔了一只八十年代式样的小木茶几；此外，便只有吴红巾坐着的那把油漆斑驳的椅子了。灰色水泥的地面映着雪白的墙壁和同样雪白的天花板，天花板是纯粹的天花板，没有任何装饰物，一个小小的圆木做成的灯座扣在天花板的四边对角线的交界处，光屁股的白炽灯泡从那儿探出它圆乎乎的大脑袋，像一颗马上就会滴下来的大水珠。没有衣橱、没有桌子、没有电视机、没有冰箱、没有盆栽植物、没有空调、没有吊扇、没有暖气管道和暖气片、没有地板砖、没有地毯、没有垃圾篓、没有电话、没有微波炉、没有电熨斗，没有一切。吴红巾的父母似乎要将生活消灭在这间清心寡欲的屋子里。
这是不是有点残忍？
第一章清心寡欲的屋子（2）
假如你认识那对朴实可亲的中年夫妇就不会这么以为了。
吴红巾的爸爸身材魁梧，黑黝黝的脸膛上总是挂着笑容，睡觉的时候也不例外，连噩梦都不忍心找他的麻烦，不抽烟、不喝酒、不乱搞男女关系，自从十七年前跟吴红巾的妈妈结婚以后，每天都会准时在晚上十点钟搂着妻子睡觉；有时候，他们会在入睡前欢娱一番，但是相当克制。他的妻子，也就是吴红巾的妈妈，除了个头不如他高，力气没有他大，皮肤没有他黑以外，其他任何一方面都不比自己的丈夫逊色。俩人拥有同样出色的勤劳、简朴、诚恳、忠实等品质。看看那两张圆满的脸，你就全明白了。古希腊有句精彩的谚语——只有思想人道，身体才会健康——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还有一句谁说的话来着——道理都写在脸上，这个说法简直一语中的。站在大街上，放眼望去，那一张张的脸就像一个个心灵开出来的花朵。不管他们将内心隐藏得多深，他们的脸都会巨细无遗、一笔一划地将他们抄写出来。邱大立想：幸亏有了脸，要不人们交往起来还真是挺难办的。
二十一世纪的大街上随处可见豪华型的脸，因为这是一个日渐豪华的社会，在这个日渐豪华的社会中生活着若干日渐豪华的心灵，一枚枚豪华的心灵争先恐后地开成一张张豪华的脸，他们在怒放，怒放。有时候，邱大立又这么想：即使什么也不干，就只是坐在大街上看这一张张脸是如何开出来的，也足以快活地把这一生打发掉了。
人类社会既然已经发展到了这种地步，那么为什么还会让吴红巾的父母这样的人诞生，而且要他们结合在一起呢？
这是一个谜。
这对辛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