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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鲁迅评《中国人的素质》
一
1926年7月2日，鲁迅先生在《马上支日记》中谈及日本作家安冈秀夫所著《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一书时说：
他似乎很相信 Smith的《Chinese Characteris…ties 》，常常引为典据。这书在他们，十年前就有译本，叫作《支那人气质》；但支那人的我们却不大有人留心它。第一章就是Smith说，以为支那人是颇有点做戏气味的民族，精神略有亢奋，就成了戏子样，一字一句，一举手一投足，都装模装样，出于本心的分量，倒还是撑场面的分量多。这就是因为太重体面了，总想将自己的体面弄得十足，所以敢于做出这样的言语动作来。总而言之，支那人的重要的国民性所成的复合关键，便是这“体面”。我们试来博观和内省，便可知道这话并不过于刻毒。相传为戏台上的好对联，是“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大家本来看的一切事不过是一出戏，有谁认真的，就是蠢物。但这也并非专由积极的体面，心有不平而怯于报复，也便以万事是戏的思想了之。万事既然是戏，则不平也非真，而不报也非怯了。所以即使路见不平，不能拔刀相助，也还不失其为一个老牌的正人君子。我所遇见的外国人，不知道可是受了 Smith的影响，还是自己实验出来的，就很有几个留心研究着中国人之所谓“体面”或“面子”。
二
1933年10月27日，鲁迅先生在致陶亢德的信中说：《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还是在北京时买的，看过就抛在家里，无从查考，所以出版所也不能答复了，恐怕在日本也未必有得卖。这种小册子，历来他们出得不少，大抵旋生旋灭，没有较永久的。其中虽然有几点还中肯，然而穿凿附会者多，阅之令人失笑。后藤朝太郎有“支那通”之名，实则肤浅，现在在日本似已失去读者。要之，日本方在发生新的“支那通”，而尚无真“通”者，至于攻击中国弱点，则至今为止，大概以史密斯之《中国人气质》为蓝本，此书在四十年前，他们已有译本，亦较日本人所作者为佳，似尚值得译给中国人一看（虽然错误亦多），但不知英文本尚在通行否耳。
三
1935年3月5日，鲁迅先生在为日本友人内山完造所著《活中国的姿态》的序文中作了以下评论，但他把“美国”误作了“英国”’明治时代的支那研究的结论，似乎大抵受着英国的什么人做的《支那人气质》的影响，但到近来，却也有了面目一新的结论了。一个旅行者走进了下野的有钱的大官的书斋，看见有许多很贵的砚石，便说中国是“文雅的国度”；一个观察者到上海来一下，买几种猥亵的书和图画，再去寻寻奇怪的观览物事，便说中国是“色情的国度”。连江苏浙江方面，大吃竹笋的事，也算作色情心理的表现的一个证据。然而广东和北京等处，因为竹少，所以并不怎么吃竹笋，倘到穷文人的家里或者寓里去，不但无所谓书斋，连砚石也不过用着两角钱一块的家伙。一看见这样的事，先前的结论就通不过去了，所以观察者也就有些窘，不得不另外摘出什么适当的结论来。于是这一回，是说支那很难懂得，支那是“谜的国度”了。
四
1936年10月5日，鲁迅先生发表了如下言论。10月19日，鲁迅逝世。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译出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李景汉评《中国人的素质》
中国本来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若没有与西洋民族接触，则我们仍然是自成为一个世界，也就无从得知自己的短长。自鸦片战争以后，门户洞开，节节失败，受着重重外力的压迫，于是我们才觉悟到我们的民族是病的，也都在寻找治病的药方，求得一条自救的出路。近年以来，有主张文化创造的，有主张经济建设的，有主张打倒帝国主义的，有主张铲除封建的残余势力的，有主张全盘西化的，以及种种不同的其他主张。统观以往的议论，大半是说些我们应当如何做和我们要如何做一类的话，却少有指出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的能力有多大？民族的元气与实力是什么？为什么一向总抓不住良好的机会？民族究竟有些什么不健全的特性？这些特性是如何形成的？民族的出路在哪里？对于这些问题，这本书是要依据客观的事实来答复的。潘光旦先生是用生物的眼光来看民族，认定一个民族先得有比较稳固的生物基础，才有发展的张本。这一点是向来为人所忽略的。
光旦先生以其多年研究优生学的心得成此大著。要我作一篇序、自问对于优生学无学识，当然不敢说话。可是光旦先生因为我一向是在农村工作，而此书关于民族品性的大部分是译自明恩溥氏所著《中国人的素质》一书，因此要我对于明氏的叙述发表一点意见。我便在这方面略说几句。
近几年来，国人都感觉到，无论是为促进中国社会科学的进步，或是为求得中国社会改革的方案，必先求尽量认识中国现代社会的真相和全相。至于我们如何才能对于中国现代社会得到深刻的认识与了解呢？这非得采用历史法和观察法不可，尤应重视从实地观察法下手。我们必须对于中国各部不同的社会现象，加以精密观察，再将观察的结果与其他民族的社会现象来比较。这样对于中国社会的本来面目，便可得到真正的认识。至于什么人才真能认识中国民族的特性，或谁是最适当的中国的解释者呢？是我们自己的人，还是外国人呢？关于这一点，人们的看法不同。有人以为惟有本国人才真能了解本国人。一个外国人要了解一个与自己不同的民族，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极不同的民族，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在他观察的时候，总免不了戴上有色的眼镜。但反过来看，无论是个人或一个民族要认清自己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尤其是公平的、健康的、神志清明的认识。即按普通常识来说，不是有“当局者迷”和“医不自医”等种种的说法吗？不也是有“知人易，知己难”和“旁观者清”等谚语吗？再说，肯承认自己的缺点是颇需勇气的，并且往往有种种顾忌，或不好意思说出来。当然，一个外国人观察我们的时候，他免不了有一个自己的标准度量我们。但也就因为他有了一个不同的标准，才能把我们的特性格外看得清楚。他在有意识或无意识中总是将我们的现象和他们自己的现象作一个比较。比如说，他断定我们是有节俭的特性，那就是他理会我们民族的一般人比较他自己民族的一般人节俭得多或至少是相当节俭。而且外人对于我们的短处也比较我们自己便于直言不讳地和盘托出。因此我们真要认清自己，深刻地了解自己，一方面自然是要靠我们自己来研究自己，分析自己；另一方面对于外人论断我们的话，尤其是依据精密观察的结果，我们不但不应当忽视，尤当加以重视，引为借鉴才对。这不是说一切外人的观察都是对的，也不是说遇到外人对于我们发表无理的言论时，我们也不作声。向来国人对于外人的意见，抱着种种不同的态度。有的只喜欢外人说我们民族如何如何的优秀，而遇到指出我们的缺点时，即生反感，而替自己辩护；至于说得对与不对，往往不加深思的。因为我们是一个比较最讲面子的民族，遇到别人直白地指出我们的弱点时，我们少有受得住的。民族到了受着严酷自然淘汰的今日，我们实在有急于认清我们自身的必要。我们再不能夜郎自大、一如往昔，仍然模模糊糊地因循敷衍下去。遇到像罗素（Bertrand Russell）这样的人颂扬我们的文化如何高时，我们不要过于高兴、过于乐观，或以为他才是真正了解了我们。反之，遇到吉尔柏特（Rodnev Gilbert）那类人说我们一个大钱不值时，我们也不要以为他是绝对胡说、完全谬妄，自然更不可因此过于扫兴或过于悲观。至于遇到我们自己的人来论断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的态度亦当如此。最近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大约谁都承认林语堂先生是一个极聪明的人。他的《中国人》（My Countryand My People）就是要解释中国民族的一部英文大作，也是要把中国介绍给外人的。国人对于此书已经有了种种的批评，其中有的请林先生仔细地认识一下中国，再写他的著作，甚至有人竟把它列在污华影片之类了。林先生也早就料到这一点，所以在他的序文里有这样的话：“我能直认不讳，因为，不像这些爱国者，我不以我的国家为耻。并且我能暴露中国的毛病，因为我未曾失望。中国是比她的小爱国者们伟大，也无须他们的洗刷。她要和她已往一样的，再纠正自己。”
现在是我们需要压住情感、多用理智的时候了。我们不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也不可固执己见、闭目不看。我们要平心静气，对于别人观察我们民族的论断。以冷静的头脑，作一番思索的工夫，也最好与我们目下的社会现象审慎地仔细对照一下，再判断别人见解的得失。我们自然不可让人随便有意地颠倒是非，但也不要讳疾护短。因为了解与承认自己的弱点，不是耻辱，惟有不努力从事民族的改造，不看清民族的出路，才真正是耻辱。
我们若能根据上述的态度来读明氏之《中国人的素质》，我们就能从这部书得到可以得到的好处，而不致陷于玉石俱焚或因噎废食的结果。我初次得读明氏的这部书，约远在二十五年以前。所读的不是英文原本，大约是日文译本，因为记得书名是《支那人之气质》。我也记得在那本书的许多页的空白处，有不少铅笔写的批评，其中大部分是别的读者在读时发生的反感，还恍惚地记得有“胡说”和“放他娘的……”等类的话。我那时是一个很幼稚的初中学生，读了译文，再读了种种怒发冲冠的批语，自然对于明氏的描写也就不大以为然。虽然没有在书中写下什么，但对于书中不少的地方不免要发作几声“岂有此理”！后来有不少的机会，得亲聆明氏的讲演。他的身体，在西洋人中间，要算是比较矮的，但精神却颇健旺。他那充满着力量的躯干，再加上他那天然有趣的面貌，一站在台上，就立刻引起听众的注意。在他讲演的时候，带些山东的口音，声调或高或低，或长或短，极变化之能事，且好引用古今格言、民间谚语，全身随时都是表情，往往双手同时以指作声，助其语势，可谓出口成章、娓娓动人，使听众永无倦容。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大演说家。及至与他接触谈话，则又发现他不但风趣横生，且极和蔼可亲、待人诚恳；总而言之，他是一个使人敬而爱之的长者。
十五年前，我在美国求学的时候才得细读《中国人的素质》（Chinese Characteristics）的英文原本。对于书中不少的地方未能赞同，也有些地方使我不愉快。这一方面是因为我那时为祖国顾全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