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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恃。甘受和，白受彩，古人所谓无本不立，义或在此”。因此，曾国藩将则选“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兵则选“朴实而有土气之农夫”。湘军之所以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到最后成为一支胜过正规军的劲旅，其根本原因正是曾国藩所说的“敦朴之气，未尽浇散”。
曾国藩又以“诚”育人，把自己的幕府当成德育培训基地。李鸿章于1859年1月间赶到建昌正式进入曾国藩幕府。一连几天，曾李之间开怀畅谈军务、时事。具体说来，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府中，起先掌管文书，继则负责向朝廷拟订奏稿。这些工作对李鸿章而言是得心应手的，曾国藩常常当着别人的面夸奖他：少荃天资聪明，文才出众，办理公牍事务最适合，所拟文稿都远远超过了别人，将来一定大有作为。
当然，曾国藩也感到李鸿章还不成熟，存在着许多毛病。为此，他有意要对李鸿章训导磨炼一番。曾国藩起居有规律，连吃饭也讲究定时，每天早起查营后就要用餐。而且，按照曾国藩的规矩，每顿饭都必须等幕僚到齐后才开餐，缺一个人也不动筷子。刚刚来到曾幕的李鸿章因不惯拘束，且懒散成xìng，对于这种严格而又有规律的生活很不适应。一天早上，他假称头疼，没有按时起床。但曾国藩接二连三派人催他起床，说一定要等齐了才吃饭。李鸿章只得慌忙披上衣服，匆匆赶到用膳地点。开饭后，曾国藩一言不发，吃完饭则板着脸孔对李鸿章说；“少荃，你既然到了我的幕府，我有话告诉你，我这里讲求的只有一个‘诚’字。”说完，拂袖而去。此事对李鸿章震动很大，从此严格约束自己。
待人以诚，就是仁人君子，待君以诚就是忠臣烈士，曾国藩治军思想的体系始终贯穿“忠诚”二字，因诚而忠，由此而上升到高尚的爱国主义境界，这是曾国藩克敌制胜的法宝。
再有就是继承儒家“修身为本”的理论，培养一二君子改变社会风气。
儒家《大学》以修身作为人一生的追求，《大学》在提出为学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后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曾国藩继承了儒家修身为本的理论，因此，他自始至终把“修身为本”为根本方针去发现人才，陶冶人才。在曾国藩给刘孟容写的《养晦堂记》中说：
盖《论语》载，齐景公有马千驷，曾不得与首阳饿莩挈论短长矣。余尝即其说推之，自秦汉以来，迄于今rì，达官贵人，何可胜数？当其高据势要，雍容进止，自以为材智加人万万。及夫身没观之，彼与当rì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营营而生，草草而死者，无以异也。而其间又有功业文学猎取浮名者，自以为材智加人万万。及夫身没观之，彼与当rì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营营而生，草草而死者，亦无以甚异也。然则今rì之处高位而获浮名者，自谓辞晦而居显，泰然自处于高明。曾不知其与眼前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之营营者行将同归于澌尽，而毫毛无以少异。岂不哀哉！
在这里，曾国藩对那些已经显贵的人提出了忠告，居于显贵之位终究是不长久的，当人一死无论显贵还是下贱都是一样平等。如果人处于显贵之时不去追求道德上完善，明白人生的真谛，那么活在这个世上与行尸走肉又有什么区别呢？因此，曾国藩在这里以众生平等的看法，jǐng醒人们，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贵，只要追求道德上的完善，人人争做道德君子，最后都可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曾国藩认为，要想改变世风rì下的末世状态，必须先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培养一批道德的楷模，以他们为榜样去带领整个社会风气的改变。曾国藩在《原才》中说：
风yù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挠万物者莫疾乎风。”风yù之于人之心，始乎微，而终乎不可御者也。
曾国藩在这篇论文中特别提到在位的zhèng fǔ要员要从自己做起，以自身为榜样，带动整个社会风气的改变。在这些zhèng fǔ要员中，曾国藩自己也正是一个最好的榜样。
曾国藩的弟子黎庶昌《庸庵文编序》曾称，道光末年，风气败坏颓放到了极点，“曾文正公始起而正之，以躬行为天下先，以讲求有用之学为僚友劝，士从而与之游，稍稍得闻往圣昔贤修己治人、平天下之大旨。而其幕府辟召，皆极一时英隽，朝夕论思，久之窥其本末，推阐智虑，各自发摅，风气至为一变！”
还有就是借鉴道家清静无为的jīng神，倡导君子仁人韬光养晦。
中国传统文化有三大支柱，即儒释道，儒家以入世修行为主，道家以出世修行为主，释家出世又不离入世，行菩萨道。曾国藩的新儒学虽然以回归原始儒学核心思想，但也不乏道家思想的影响。
曾国藩《养晦堂记》之隐居内省的jīng神，避开尘世闭关自修的做法，已经具备道家清静无为的宗旨。曾国藩说：
昔周之本世，庄生闵天下之士湛于势利，汩于毁誉，故为书戒人以暗默自藏，如所称董梧、宜僚、壶子之伦，三致意焉。而杨雄亦称：“炎炎者灭，隆隆者绝。高明之家，鬼瞰其室。”
君子之道，自得手中，而外无所求。饥冻不足于事畜而无怨，举世不见是而无闷。自以为晦，天下之至光明也。若夫奔命于烜赫之途，一旦势尽意索，求如寻常穷约之人而不可得，乌睹所谓焜耀者哉？
余为备陈所以，盖坚孟容之志，后之君子，亦现省焉。
庄生就是庄子，与老子一起成为道家学派的主要创始人，他的清静无为的思想是让人们淡泊名利，远离尘世，韬光养晦，藏起锋芒，具备一种出世的jīng神。因此，曾国藩认为一个人应当谦虚谨慎，不要锋芒毕露，即使有十分本事，也只应当露出两三分。
曾国藩正是继承了这种思想，所以他替刘蓉详细论述“养晦”的含义，希望让孟容的志向更加坚定，而后世的君子，也能从中借鉴，反省自己。
曾国藩曾经还送诗给其弟弟曾国荃，这首诗更加突出地表现了这种淡泊世间名利的出世jīng神。诗曰：“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
最后则是借鉴佛家因果报应的思想，引导世人弃恶从善。
曾国藩虽然以儒为归，但他与佛教也有密切的关系。他一生不立门户，兼收并蓄，取其所长，为我所用，这就是他超出常人的一个重要地方。因此，在曾国藩的新儒学思想中亦有佛教的影响。
曾国藩认为儒佛两家，可以相通相融共同来改造人心。他提倡弘扬佛教因果轮回报应的思想，认为人的功名属于命中所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曾国藩在《纪氏嘉言序》中说：“浮屠jǐng世之功与吾儒相同，亦未厚贬而概以不然屏之者。”他说纪氏《阅微草堂笔记》录鬼怪明因果，“其大旨归于劝善惩恶”，故释氏之说有益于世。他自己一生更是信奉因果报应，家书中说：“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即不能马上看到），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因为曾国藩确信佛教有益于净化人心，所以劝善佛书，曾国藩常常助印结缘，家信说：“《关帝觉世经》刷五百张，须公车回南，乃可付回，《yīn骘文》、《感应篇》亦须公车回南去乃可带。”曾国藩自己也经常抄写佛经，例如道光23年初8rì记：“写《心经》一本。”初10又记写《心经》一册。
曾国藩在《纪氏嘉言序》中云：“士之修德砥行，求安于心而已。无yù而为善，无畏而不为不善者，此圣贤之徒，中有所得而不惑者也。自中智以下，不能自完其xìng之分，大抵不劝不趋，不惩不改。圣人者，因为导之以祸福之故，如此则吉，不如此则凶咎；使贤者由勉以几安，愚者惧罚而寡罪。故《易》称余庆余殃，《书》称惠逆影响。先王所以利民，其术至已。自秦氏以力征得天下，踵其后者，率小役大，弱饷强；强横之气塞，而圣哲与jiān宄同流传于气数之中，或且理不胜气，善者不必福，而不善者不必抵于祸。于是浮屠氏者乃乘其间，而为轮回因果之说。其说，虽积恶之人，立悔则有莫大之善；其不者，虽死而有莫酷之刑，民乐忏悔之易，而痛其不经见之惨虐，故惧而改行，十四五焉。今夫水，无不下也，而趵突泉激而上升；火，无不然也，而盐井遇物不焚，烛至则灭；彼其变也。戾气感而降祥降，顺气感而灾生，亦其变也，君子之言，福善祸yín，犹称水下火然也，道其常者而已。常者既立，虽有百变，不足于穷吾之说。是故从乎天下之通理言之，则吾儒之言不敝，而浮屠为妄。从事后之事变人心言之，则浮屠jǐng世之功，与吾儒略同，亦未可厚贬，而概之以不然屏之者也。”
“纪氏”就是纪晓岚，清朝《四库全书》的总编，后世之人心中可能更多的是电视剧中与和粤⒌募拖靶蜗螅床恢兰拖盎故且晃恍叛龇鸾痰脑诩倚磐健Ｋ吹摹对奈⒉萏帽始恰范嗍且蚬ㄓΦ墓适拢ü止砗此得魃贫癖ㄓΦ牡览怼Ｔ热桓都褪霞窝浴沸葱颍敲此隙ㄒ彩窃诔≌獗臼椋Ｍü蚬ㄓΦ牡览硪际廊似翊由啤Ｍ保导褪稀对奈⒉萏帽始恰仿脊砉置饕蚬捌浯笾脊橛谌吧瞥投瘛保得魉蚕Ｍ庑┬蚬ㄓΦ氖槟芄辉谌思涔阄鞔�
《曾国藩评传》里说：“其孙论者为佛家轮回因果之说，在佛门教义中虽属小乘，但在民间则有普遍之势力。曾公处儒家之地位，虽以其说为妄；于其jǐng世之功，亦加以赞扬；盖亦颇有折衷之趋向，诚不愧为一综合学派也。”
综上种种，李曜认为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但是仅用集大成来概括曾国藩对中国文化发展所做的贡献就没有具体的指导意义，而将曾国藩定位为“中国近代新儒家的创始人”则名副其实。
李曜觉得，强调把“内圣”通过“外王”表现出来，这“外王”之业在曾国藩那里叫做“经济”，可引申为mín zhǔ和科学。这一思路与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冯友兰、牟宗三等后来新儒家英雄所见略同。他们都学习了曾国藩兼容并包的宽大情怀，将儒释道为核心的中国文化重新组合，使中国文化重新发扬光大。
曾国藩的新儒学与旧理学对比有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兼收并蓄，为我所用，这种包容作风是程朱理学从来也不具备的。举个例子，中国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后世都把梁漱溟排在第一名，他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但梁漱溟在晚年曾自言，“人有今生、前生、来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这一说法梁漱溟从未和家人说过，也几乎不向朋友提及。赵朴初说，梁先生不会说假话，他这话是真的。如此看来，梁漱溟的真正身份并非最后一位大儒。这就说明新儒家的思想，与程朱理学已经有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