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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喝茶的历史是不短了,但仍未养成喝功夫茶的耐心和毅力以及那份细致,更不懂茶道,不过,我爱听僧家那句斗机锋时常用的话:无事么?喝茶去!我从这句话中当然是悟不出什么高深的禅理的,但我会非常开心地去泡一杯茶,坐下来,写作。我这一生,喝茶的历史和写作的历史是一样长的。写作和喝茶几乎同时进行。
古人说:买得青山只种茶。信然!识得此中滋味,觅来无上清凉。不种茶树又种什么!
(2001年9月)
共和国50年
50是个吉利的数字。
50周年当然是个喜庆之年。
当国庆50周年的日子走近我们的时候,我的眼前历历在目地浮现出已经逝去的那些个大庆之年的情形。
国庆10周年的时候,我10岁,是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可举国欢腾、普天同庆的热烈气氛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我挤在欢乐的人群里看大游行,我坐在第一排看文艺节目,记得正是那一天,我坐得那么近地第一次看到了独具风采的新疆舞蹈。到了夜晚,我怀着急切期盼的心情等待盛开在夜空中的礼花。那年头,我已不知不觉地爱上了文学,虽说在念小学,但我已经不知天高地厚地读了很多我们这一代人几乎都读过的《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青春之歌》、《战斗的青春》、《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等长篇小说。像许多男孩子一样,热衷于议论着这些小说中“战斗”的场面和革命的经历。
国庆20周年的时候,我已是贵州山乡里的一个知青。过节那几天,正是秋日里难得的晴天。寨子上宣布,为抢节气,收获成熟了的庄稼,一律坚持出工,以“抓革命、促生产”的具体行动,庆祝国庆20周年。那一天,从清晨到傍晚,我和山乡里的农民们一起,整整割了一天的水稻,把一担一担尚未干透的谷子,从田坝上挑回晒谷坪上。大约是队长听了我们几个知青一整天的唠叨,在太阳落坡之前,总算让我们几个男女知青提前收工了。也许是从一天繁重的劳动中解脱了出来,也许是想到回去后总算可以杀鸡、煮肉打一顿“牙祭”过节了,走回寨子的路上,我感到这一天的晚霞格外的美丽。栖居山乡,天天沉浸于农事的劳作之中,翻来覆去读的,就是我下乡时带去的那几本我特别喜欢的书:《罗密欧与朱丽叶》、《贝姨》、《红与黑》、《父与子》、《贵族之家》、《契诃夫小说选》、《杜布罗夫斯基》……在当时,这些都属于禁书。幸好无论是山寨上的农民,还是周围的知青,谁都不曾去打过“小报告”。
国庆30周年的时候,我仍生活在那个叫“砂锅寨”的地方。不过文学已和我交上了朋友,我出版了最早的三本书《高高的苗岭》、《深夜马蹄声》、《岩鹰》。根据《高高的苗岭》改编的电影《火娃》已在全国上映,它竟然还在我插队落户的山乡拉起白色的幕布放了一回。而一部新的长篇已赶在十·一前出版的当年第五期《收获》上刊出,那就是完全依照我的心愿仅花半年时间写出的《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喜事一件一件接踵而至,贵州作协将遵照省里指示把我调去当专业作家,我在完成了长篇小说《山风凛冽》的创作之后,又完成了《蹉跎岁月》,我的孩子也即将出生。但我无意沉浸在这一片喜悦之中,我如饥似渴地阅读着重新出版的大量的书籍,有“文革”之前出版过的,也有新翻译进来的,还有无数新涌现的中青年作家们创作的,我深知文艺春天的来之不易,我珍惜命运赐予我的这一珍贵的时期。以后的好些年里,我婉辞了一次次的盛情相邀,我谢绝了几乎每个月都能收到的“笔会”请柬,我日以继夜地写着、写着。今天写作,明天写作,后天还是写作,天天都在辛勤地耕耘中度过。所幸的是,那些年里写出的几乎所有的作品,每一本都印成了书。
国庆40周年的时候,我步入了不惑之年。也许是年龄的关系,生活在内地省城,到了过节的日子,我分外地思念起故乡上海。恰巧又逢我母亲患了眼疾,她盼望着我这个游子归乡,我正式向贵州提出了调回上海工作的请求。一边一次一次地去找领导,申诉调回的理由,一边在家中构思着一部新的长篇小说《孽债》。我在省城生活已经七年了,七年中我由对省城的生疏、不适应到渐渐地融入省城社会。根据省城生活的体验,我写下了三部长篇小说《省城里的风流韵事》、《家庭的阴影》与《眩目的云彩》。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我和同时代所有的中青年作家们一起回顾着新时期文学十年的历程,思考着又一个十年的文学路子该怎么走。不论是传统的作家还是前卫的作家,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所有的作家都感到,中国的文学还需要创造更灿烂的辉煌。
国庆50周年就这样来到了我们跟前,新中国50年的文学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新中国50年的文学也和祖国的命运一样经历了曲折和坎坷。五十周年大庆,和世纪之交联在一起,回顾百年沧桑,喜看50年巨变,展望辉煌前景,中国的文学事业,一定会伴随着共和国前进的步伐,在老、中、青三代作家们的耕耘努力之下,昂首阔步地迈向新的世纪。
(1999年10月1日)
童年看山
小时候,生活在上海永嘉路的弄堂里,整天接触的是弄堂里的伙伴,看惯了弄堂里青砖和红砖的楼房墙壁。走出弄堂,是不宽的两条马路,和马路上的商店,如粮店、酱油店、水果店、皮鞋店、理发店。我特别对皮鞋店有突出的印象,因为班上一个同学就是皮鞋店的“小开”,大人们说,他家父亲的皮鞋是手工做的,卖得特别贵。上学的时候,他穿着皮鞋来,我们一帮穿球鞋、布鞋的同学,就要围着他,看他脚上的皮鞋。他呢,有时候漫不经心,不大愿意回答我们好奇的问题;有时候会翘起鞋底,给我们看他皮鞋的质量,不无自傲地说
:这是真正硬帮皮底的。除了弄堂、马路、学校的教室和操场,看得最多的就是天空中的烟囱,天空中的云彩。此外,要走几站路,才能到热闹的淮海路;要走很远很远的路,才能到外滩,看黄浦江。那时候,总以为世界都是由弄堂、马路、楼房、商店组成的。
后来从书本上了解到,我们生活的地球,不但有城市,还有乡村;不但有平原,还有山区。而且不断地从电影、照片和画片上,看到山的样子。
可是,总有些问题在困惑着我:山,真是像画出来的一样么?山上怎么会有水,有树林,还能建房子?山上有马路吗,山上能开电车吗,山上有电影院吗?脑子里想得越多,就越是玄乎。
于是,我就在纸上画了一座又一座山,小山不必说,大山画出来,也没法解答我的问题。水往低处流,那么高的山,哪儿来的水?没有水,人怎么生活,树木花草怎么成活?想来想去,想成了一团乱麻,也解不开大山的谜。
我开始更入神地看书。连环画是不用说了,那上面画出的山,和我想像中的差不多,是不可能有马路有商店有电影院的。
长大一些了,跟着比我大的孩子去逛南京路,走进朵云轩,那里头挂了一张一张山水画。奇怪,山上明明没有水,这些古代和现代画家,怎么都把山和水画在一起。看,山上有亭子,有流水,还不止一处。影影绰绰的,亭子里还有人坐着。高高的白云深处,还画着几间房子,亭子里的人,想必住在那种房子里。可他们吃什么呢?
仍百思,不得其解。
有一次春游,去长风公园,公园里有山。我兴高采烈地去了,也爬上了铁臂山,还出了一身汗。站在山顶上,眺望远近景致,激动了好一会儿。我总算真正地爬过一次山了。
小学快毕业了,又是一次春游,要去佘山。大家都说,佘山是上海地区唯一的一座山,海拔只有90多米,不高的。
虽不高,那也是真山啊!我们议论了好久,期盼了好久,总算成行了,总算看到山上建的教堂了,总算走进天文台参观了。哦,山上的房子原来是这么建的,山上的人并不愁吃穿,他们也像上海城里的人一样生活着。
不过,还是有很多问题横梗在我的心头,山,对我仍有着许多不解之谜;山,在我心目中总带着几分神秘。我也始终不能真正地说清楚,山究竟是什么。
万万没想到,上山下乡去插队落户,我会到云贵高原,天天生活在大山的怀抱里,看够了山势、山野、山峦的景致;后来,我提起笔来创作,无论写到知识青年的生活,还是农民们的形象,都离不开他们栖息的山寨环境,我真正地熟悉了大山,了解了山区,对千姿百态的山峰,连绵坦荡的大山胸怀,雄峙挺立的山体,屏风般的山脊,还有山乡里常见的雾岚、清泉、飞瀑……都有了真切的体会,深切的感受。特别是山乡里的路,崎岖的小路,历经岁月沧桑还残存的古驿道,马车道,砂砾公路,柏油马路,高等级的公路,每条路都是一段历史的见证。
那时候,回想起童年时代对山的困惑和烦扰,我会不由自主地哑然失笑。
哦,我的大山情结……
(2002年7月)
教育与希望
插队落户的岁月里,我曾经教过几年书。那不是正规的学校,那只是偏僻小乡里的耕读小学。任命我当耕读小学教师之前,大队里对我说,我们这所学校,办是办起来了,可是学校缺课率很高,娃娃们特别是女娃娃们,要来就来,不愿意来就不来。师资也缺乏。现有的教师,只会教语文和算术,副课都不开。好几年里,已经没有一个小学毕业生进入公社的农中了。言下之意,对我去任教,充满了期待,寄予厚望。
登上山巅的庙上小学校,我不由大失所望。三间大教室,两间盖着瓦的,不少开着天窗。另一间和教师的办公室,都盖着茅草。原来在这教书的老师说,四间房都是漏的。作为操场的大院坝里也是一片狼藉,到处是绊脚的石头、碎砖、枯枝、落叶,环境很差。和我插队落户山乡秀丽的风光、旖旎的山川河谷,形成巨大的反差。
开学了,和很多的耕读小学的教师一样,除了教语文和算术,我还主动开出了体育课,唱歌课。要上体育课就要清扫作为操场的大院坝,我发动了全校师生的义务劳动,只用了半天的时间,大院坝里清扫得一干二净,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