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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中出类拔萃的表演没有得到新闻界的肯定。
《孽债》随即被广西有线电视台盗录播出。
上海电视台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经法院查明，原告上海电视台于1993年10月与作家叶辛签订了协议书，致使原告取得了将小说《孽债》制作成电视连续剧的合法权。被告广西有线电视台未经许可，擅自在上海陆续转录了电视连续剧《孽债》，并于当年2月17日开始在南宁地区播映。
据悉，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于当年3月31日发出民事调解书，双方当事人已达成协议：（1）被告广西有线电视台未经许可，擅自播放原告电视连续剧《孽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愿意向原告赔礼道歉；（2）被告主动撤销在上海的录制点，并保证在上海不再犯擅自转录的错误；（3）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9万元，并承担诉讼费8110元。
由《孽债》引发的故事（2）
在《孽债》的播出过程中，上海的各大报纸也在介绍评论《孽债》的同时，连续报道了一些和《孽债》有关的花絮。《劳动报》在1995年1月18日和19日分别以“停播一天，牵动万人心”和“《孽债》连播两集，上视损失不小”为题，报道说：真实反映老百姓生活的20集电视连续剧《孽债》，在本市播放数集以后，已在广大观众中引起轰动，白天谈论《孽债》，晚上在荧屏前坐等看《孽债》，已成本市各行各业议论的“热点”。
上周星期天，上海电视台因播出“群星爱心演唱会”节目而使《孽债》停播一天，尽管事先电视台多次打出字幕说明，但上了“瘾”的观众抑制不住欲看《孽债》的强烈渴望，不少观众打电话询问电视台，并说明再晚播放也没意见；还有不少老同志打电话到市委宣传部，表示当天想看《孽债》。鉴于观众这种热情已多年未见，上海电视台及时调整播放集数，每晚播两集，“饥渴”的观众才稍稍过了点“瘾”。
另外，本报刊登的“上海知青谈《孽债》”几篇文章也引起读者很大的反响。这两天，本报不断收到当年插兄插妹的来信来电，有的动情地抒发对那段知青生活的感想，有的激动地赞赏上海拍出了一部老百姓爱看的电视佳作，也有的观众感慨地叙谈类似《孽债》的亲身经历。
在整个电视剧市场“只愁没广告，不嫌广告多”的情况下，上海电视台为满足观众日益高涨的观看《孽债》的热情，决定将原每天播放一集的《孽债》改为每天播出两集。这样，该电视剧制片商——上视，要损失整整200万的广告费。而上视宁可少赚这笔巨额广告收入，也不“欠”观众一分“债”。
据上视有关人士透露，这笔广告收入的损失，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孽债》所签订的是黄金时间8点档的广告合同，现在每天放两集，后一集播放时已不是黄金时间，因此这部分的广告价格落差自然要电视台退回；二是原签订的广告合同是从第一集做到最后一集，现因每天播两集，缩短了整部电视剧播放的天数，广告播放的天数也相应减少，因此，当然要退还余下天数的广告余额。电视台虽然损失，但得到了观众的赞许。
《新民晚报》在1995年1月18日的生活热点半月聚焦中以“申城女性为《孽债》泪湿衣襟”为题，报道说：当初上山下乡，如今已人到中年的一批女性，这些天，为《孽债》流了不少泪。一些女性认为，时代造成的悲剧不仅使当年的知青又一次带来感情上的冲击，而且又延续到下一代人。她们说，生活在上海的孩子对我们的过去了解太少，只看到父母做了经理，当了厂长，提要求无止境，这五个孩子的遭遇对他们是个教育。
自从《孽债》播出以来，写过多篇跟踪报道的《新民晚报》记者俞亮鑫在播完全剧后，又以“《孽债》受宠殃及《三国》，收视率创近年来上海最高纪录”为题，总结报道说：20集电视连续剧《孽债》在申城引起热烈反响，据全市收视率调查显示，《孽债》收视率创下近年来上海电视收视率的最高纪录。而同期播映的《三国演义》在其冲击下，由15％降为8．6％。连日来，市文联、作协、视协和团市委、广播电视学会等一些部门团体分别举行《孽债》研讨会，对《孽债》在上海引起的轰动展开热烈讨论。
与会者认为，《孽债》之所以轰动上海，一是因为拍得真实，展现了上海人实实在在的生活，这与前一阵出现的一些都市言情片、商战片的浮华虚假形成了对比。二是因为此片呼唤真情，这适应了商品大潮冲击下人们的心理需求。三是此片描写了令人关注的人物命运，出情出戏，比较好看。
讨论会上也对《孽债》的某些不足提出了意见，如几户人家在接纳这些知青子女时显得有些犹豫有些难堪，心理反应形式有点单一。又如对几位知青当年抛弃子女的生活过于淡化，使有些观众感到难以理解。对于上海话的运用，大家在肯定其尝试成功的基础上，也提出了需要过滤个别粗俗的切口的意见。
上海《解放日报》的两位记者，则以“母子情深”为题，报道了演员吴竞和云南小演员罗振华的一段“戏外戏”：在剧中扮演母亲的上海电影演员剧团的吴竞（剧中杨绍荃的扮演者），真的认云南哈尼族孩子罗振华（饰杨绍荃的儿子安永辉）为儿子，关心他的成长，成为一段佳话。属牛的吴竞显然对这个“儿子”情有独钟，谈起此事，一口一个“阿拉伲子”、“阿拉伲子”，舐犊之情溢于言表。吴竞说：罗振华今年15岁，是云南西双版纳一个普通初中学生，虽从未演过戏，但小振华纯朴、有灵气、有感情，在一起拍摄《孽债》的时光，成了他俩感情交流的好机会。“不知怎么搞的，我真的喜欢上小振华了。”在云南拍戏时，吴竞又特地拜访了小振华的父母，在父母面前，小振华也甜甜地叫吴竞为“上海阿姨”。在《孽债》拍摄完直到如今，吴竞和小振华还经常有书信来往，俨然是一对情深意笃的母子。
至于社会上借《孽债》这个题目，引发的种种话题，更是层出不穷，一个接一个。诸如：虹口区法院和“肯德基”联手，请来《孽债》中的三位云南小演员，开展了“同龄说《孽债》，同心话未来”的活动，在联欢的同时，设立了“青少年保护中心”，给回沪知青子女更多的关爱。
由《孽债》引发的故事（3）
港商在大陆包二奶，也被报纸以“一个男人几个家，《孽债》增多”加以报道。连美国名演员施瓦辛格被私生女告状一案，也被称作外国“孽债”，而众多嫁给回城知青的女性，看完《孽债》，纷纷以各种玩笑的形式，盘问今天的丈夫，有没有“孽债”，有的话快点从实招来。一时成为各种场合的趣谈延续良久。
出版《叶辛文集》十卷本的南京，则在《孽债》播完之后，在江苏电视台二套节目中，
重播了我的另两部代表作《蹉跎岁月》和《家教》，受到观众欢迎。
《孽债》引发的话题、趣闻和故事还有许许多多，播出多年后，仍在成为人们特别是当年的知青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并且勾起一个又一个当年插队的故事。就在我写这篇文字中间，我去北京怀柔参加中国作协的主席团会议，会后有半天的候机间隙，就和几位作家去了长城，陪同我们前去的一位十七八岁的小姑娘袁晓丽，跑到我面前来，主动要求道：“叶老师，我能和你握个手吗？”随后她告诉我，看《孽债》那年，她还在初中读书，每天晚上看了电视，就要哭一阵。随后她由衷地说：“哎呀，今天我真没白来，能见到你，可太好了！”
望着她真挚的脸，我竟感动得一句话也讲不出来。
是啊，一个作家的作品，能得到众多读者和观众这样的回应，我还指望什么呢？
（2001年10月）
《孽债》沪语版引发的争论（1）
写下这个题目，当年围绕《孽债》沪语版引发的争论，似还历历在目。
在回忆这场有趣的争论之前，我想先讲一件与此有关的小事。今年春天，我收到“第二届国际吴方言学术研讨会”王维周同志寄来的一篇论文：“《孽债》现象与语言立法”。
这是一篇很长的学术论文，作者寄给我的仅仅只是中篇第五节及以下的部分内容。他从
沪语版电视连续剧《孽债》讲起，讲到《孽债》现象，讲到《孽债》与方言的关系，继而探讨了方言与文化，方言会不会长期存在等等语言学上的问题。我饶有兴味地读了这些文字，觉得作者的研究和探讨很有意思，不但对语言专家会有启示，就是对作家的创作，也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关于《孽债》沪语版引发的争论，其实在“对于《孽债》的批评”这篇文章里，我已提及一二。记得，沪语版《孽债》刚在北京播出，就有人说：“同这部长达20集的连续剧在上海播放时曾出现万人空巷的火暴局面，创下了电视剧收视率最高记录相比，北京的观众反应比较温和，其间的重要原因是听不懂上海方言。”许多北京人说，上海话“阿拉阿拉”的像外语，一句都听不懂，虽说下面有字幕，可效果毕竟不一样，让人干着急。还有的北京人对用方言来表现上海人生活的“原汁原味”不以为然。他们举出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外国电影一律用普通话配音，却不会让人感到不是原汁原味。
在中央电视台决定播出普通话版的《孽债》时，天津《今晚报》特地报道：《孽债》虽好，沪语难懂，此是非吴语地区观众看沪语版《孽债》之憾。为此，上海电视台求索制作社赶制了普通话版，3月底完成，中央电视台将从4月12日起，在第3套节目8点档黄金时间向全国播放《孽债》普通话版，以后还将在5频道播放。
北京、天津两地区的观众反映，在其他地区的观众中也有同感。可以说，在不讲上海话和听不懂沪语的省市的报纸版面上，几乎都有类似的批评意见。可能也正是这种批评来得较为普遍和直率，剧组听到了这一反映，及时制作出了普通话版，供中央电视台和各地省区台选用。
但是，看过普通话版的上海观众，则普遍反映普通话版不如沪语版生动、过瘾。导演黄蜀芹在报纸上专门就此介绍说：“以往，沪语出现在影视中只是偶尔说几句，点缀一下，大规模地采用沪语这次还是首次，目的是想表现上海人实实在在的生活，真实地再现上海人的生存状态，甚至原生状态。演员们经过一周的努力才渐渐适应，而且兴趣越演越浓。运用上海话，还帮助演员更真实准确地找到感觉。《孽债》中的演员表演几乎个个到位，这与运用上海话有关。”
在上海，沪语版《孽债》得到的是一片赞誉之声，有人说：“听《孽债》中上海人的满口上海话，不禁想起六十年代电影《大李小李和老李》以及《满意不满意》，这两部以沪语为主的方言喜剧片，后来也制作了普通话版本，两种版本我都看过，感到沪语版的艺术感染力要强一些。这次《孽债》用沪语，又有新的突破，效果更佳。”
还有人反映说：“目前使用居多的�